他是成都的落魄文人 居然凭“不孝”文章一跃变成北大教授？

文/狟先森

在1917到1919这大开大阖的三年里，涌现了许多文化名人。这些人借着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尤其是借着《新青年》这本享誉全国的文化刊物，从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有点名气的地方人物，统统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成都的吴虞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借着在《新青年》写的几篇“非孝”文章，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从一个备受地方士绅排斥的读书人，一下子成了全国思想界的名人，并在1921年离开成都，当上了北大的教授。实在是堪称当时文化界中“时势造英雄”的代表了。

吴虞在暴得大名之前，在自己的家乡成都已经小有名气了。不过这种“名气”不是靠文章写的美或者“既孝且廉”举止行为取得，恰恰是因为一些外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赢得的。

01 不孝行为满城皆知

还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吴虞就因为两件事在成都小有“名气”。一件是散发传单告老子；一件是拿起《大清条例》与老子争财产。

吴虞对他父亲实在是不满。于是他跑到大街上散发自己手写的传单，大致的内容是揭露父亲与前后娶的两任妻子做的种种丑秽之事，控诉了父亲和继母对吴虞夫妇的虐待行为。这让他感到“家庭惨酷，内被尊长之毒螫，几不免于死。”这种有悖人伦的行为当然引起父亲的强烈不满，于是被老子告到衙门，成了轰动整个成都教育文化界的大事。

虽然衙门判吴虞胜诉，但这种行为产生的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四川文化界召开各种会议、发表各种文章来对他的行为进行批判。当时的四川教育部长还专门开了个会，重点讨论的议题就是如何批判这个名教罪人，打算将他驱逐出教育界。吴虞面对这些一边倒的舆论声音，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不得已，他油印并散发了介绍其控诉老子的文章《家庭苦趣》作为反击。

结果怎么样呢？迫于压力，吴虞跑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虞像是嗅到了什么，又跑回成都，借宿在他的妻弟家中。在借宿期间，他仔细阅读着《大清律例》有关田宅的条款，准备再和自己的老子打场官司，事情还得从1893年讲起。

1893年，吴虞的父亲在族人的监督下，把家里的田产分配完毕，除了自己留下60几亩水田养老外，其余都分给了儿子。不过等到吴虞的父亲娶的第二个妻子把养老的财产都败光以后，吴父就不想再履行这个约定了，在庙里贴着诅咒吴虞夫妇的话，逼迫吴虞再交还一部分田产。脾气犟的吴虞哪里能受得住，于是就有了“一纸诉状告老子”之事。

不论吴虞在理不在理，这个时候“不孝”罪名没人能扛得住。结果是闹得满城皆知不孝子，一下子成了城里“不孝”的“名人”，算是第一次“暴得大名”了。

02 新文化运动“猛抬头”

辛亥革命以后，地方的文化环境也随着政治秩序的新旧更替松动了不少，替新思想松绑的声音不时出现。但成都文化界仍然弥漫着低气压，文化复古的趋势也随之而来，可看不惯旧传统的吴虞硬是要对着干。1914年吴虞在成都一小报上发表的关于家庭、宗教革命的文章，就像火药桶一般，一下子不仅引来封禁报纸的危险，身家性命也受到了威胁。所以廖平也来信劝吴虞，言论收敛一点。

就在这极度压抑的思想空气中，新文化运动如惊雷一般而起，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吴虞也借着该运动，尤其是《新青年》，从地方上被批判、被排斥的异端一下子上升到全国文化界著名的人物。

在民初新旧思潮此消彼长的空档中，吴虞先后在四川、上海的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反响不是很大。1916年底无意中看到《新青年》中刊有《孔子评议》这篇思想异常激进的文章，觉得这些文章的主张与自己很是接近，于是主动联系了陈独秀。二人的书信来往间，谈论甚是投机。两人都认为，要是儒学的伦理政治纲常阶级之说不攻破，那么社会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此时的吴虞大受鼓舞，觉得高山流水、终遇知音，多年积攒在心中的想法化为胸中涓涓文思。

他主动联系上陈独秀，从1917年上半年起，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礼论》等5篇文章。这些非孝、非孔的文章在这份闻名全国的刊物中连载时，“吴虞”这个名字也不胫而走。

吴虞的文章不仅备受年轻人赞美，本人也变成了闻名全国文化界的名人。自己还在长期被排斥的四川教育界获得了几个学校的教职，真是“一文三得”！

03 借“东风”反传统观点市场大

吴虞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中心就是三个字：反传统。

这些反传统的根源都与他的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在1910年冒天下之大不讳散发的传单中，就抨击“家庭之沉郁黑暗，十室而九”。到后来他搜寻与自己相似经历的古人例子，比如明末激烈反专制的李贽事迹，写成《李卓吾别传》，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行为翻案呀。

等到给《新青年》写文时，自己以前遭遇的种种坎坷经历便一下子变成了最激烈的反传统文字。比如

“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

“我的意思，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等到1919年11月发表的《吃人与礼教》，语气更是激烈。“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的人，时机一到，就直接间接的吃起人肉来了。”笔调语气和鲁迅的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相差无几。

这些文字一经发表在《新青年》上，便脍炙人口，影响遍及全国。这种影响可以透过吴虞自己的话看出。他在日记里写道“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天下，私愿甚慰矣。”

04 时势造了英雄

像吴虞那样，对家庭伦理带来的苦闷感深有感触的读书人是大量存在着的。但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里，这种言论无疑会被传统的文化、政治秩序所消解，很难产生成功的“英雄”。

但是时代毕竟是变了。

晚清、民国鼎革，尤其是在袁世凯抛出洪宪帝制之后，青年人，尤其是年轻的读书人，对于帝制无疑是深恶痛绝的，与帝制紧密相关的儒家传统也在他们抵制范围内。正是当“打倒旧传统”成为大部分知识人群体的共识，催生了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新文化运动后，那么吴虞发表在新思潮中具有全国代表性刊物《新青年》上有关“非孝、非孔”的文章自然能获得热捧。

这种新思潮呼唤和传统对立的一切东西。这样，早就开始进行“反传统”思考的吴虞，趁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成功地站到了全国的思想舞台上，挥斥方遒。

吴虞的成功，不可不谓是：时势造英雄。

参考文献：

1、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2、黄天华：《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