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丨这本杂志承载着那个时代科学家们的共同理想！

编者按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回首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一位位中国科学家义无反顾，与祖国共赴危难。他们或研发武器装备，或从事战时保障，或奋力救死扶伤，在破碎的山河之上，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自己宝贵的科学智慧。改革君将陆续刊发“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系列文章，为您讲述这些硝烟中胸怀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的故事，展现他们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

创刊于1915年的中文《科学》杂志，是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期刊。我国近代最重要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其成立的初衷即是为了发刊《科学》，以求在中国提倡、传播科学，发展实业。可以说，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科学》杂志是中国近代科学共同体的喉舌，承载着那个时代的中国科学家们共同的理想、目标与情怀。

作为一份纯粹的科学期刊，早期《科学》杂志的文章大多以介绍科技知识、刊登科研成果为主，涉及军事和国防的内容并不多。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迅速改变了这种发刊意趣。

从象牙塔内发出的“科学救国”呼声

当时，化学武器被认为是费用低、杀伤大的新型武器，日军在这一方面具有的优势以及中国军民相关知识的缺乏，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关注。1931年12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译自国外的长文，对化学武器及其战术进行了详细介绍。全文将近一半的篇幅用于讲述防御毒气的方法、特别是吸附式防毒面具的原理和用法，译者的良苦用心一目了然。

20世纪30年代，早年经过西方现代科学洗礼的中国第一、第二代科学家，此时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着比旁人深刻得多的认识。中国科学社的首批成员、著名气象学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目睹国内科学发展的滞后和战备水平的落后，曾撰文提出严厉批评：“我国对于科学研究，平时鲜加注意，一旦战事开始，方感科学研究之重要！”当时的日本虽然在整体国力上无法与美国、苏联等大国相比，但面对近代工业体系尚未建立的中国，却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唯有重视科学、提倡科学，方可救民族、国家于水火之中。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奠基人、著名动物学家秉志在《科学与国力》一文中写到，“外患肆燄，祸逼眉睫，锦绣河山，日削月蹙”，只有努力发展科学，才能使国家转危为安。他强调开展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教育和培养科学精神。虽然困难重重，但“未有不可由科学解决之者”。字里行间，充分展现出科学家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坚定信念。

秉志

从散漫的自由研究 到国家统筹的科学发展理念

然而，对贫弱的中国而言，科学研究不应只是花瓶点缀，战时的科学应当怎样为国家服务？秉志等人认为，不应当只看重实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研究，只有两者齐头并进，国家的科技实力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竺可桢则从科研事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首先称赞苏联“由政府之力量，主办研究事业”的成就，隐然表达出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国家科技发展和建立科研体系的认同。然而，由于近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研究大多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因而，如何凝聚有限的科技力量，科学家群体开始自发地予以思考。1935年，新任《科学》杂志主编的人类学家刘咸在其执笔的社论中，第一条建议即树立科学国策。他提出，在普及科学教育、传播科学常识、建设科学工业、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奖励科学成绩、统筹科研经费等问题上，都应当从国家需要的层面予以通盘考虑。1939年，《科学》杂志还发表了一篇译文，介绍苏联的第三次五年计划与苏联科学的发展规划。显然，随着战争程度的加深，中国科学界对于政府主导下的科技发展体系有了更深层次的期待和向往。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各界感受到全面战争的空前危机。早就在清华大学开设国防化学课程、吸引大批青年学子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教授愤然写到：“在这种非常时期，科学家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培养科学界的新生力量，必要的时候，也应当投笔从戎和普通人一样上战场。”但是，把宝贵的科学人才白白浪费在前线，并不能真正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当时有人认为，科学家群体应当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同时又适应时代需求、发扬国防科学研究，并通过科学成绩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样方能发挥出科学家自身最大的能力和价值。这种看法应当是比较贴近科学界的实际情形的。

竺可桢

从宏观设想到研究具体问题

1936年后，《科学》杂志关注的焦点，逐渐由早先科学救国的宣传，集中到较为具体的问题研究上。七七事变后，《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批有关科学与国防的文章，如“经济树木与国防”“耐火材料工业与国防”“植物油提炼汽油之展望”等，均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具体的国防科技问题。此后，从国防科技，到大后方建设，到国家层面的工业布局，以及科学教育、战争中的科学应用等文章，陆续刊登在《科学》杂志上，反映出中国科学家群体对战时中国科学发展的思考的进一步成熟。

1938年后，《科学》杂志自身的出版也遭遇了危机。稿源缺乏、印刷成本上涨、交通不便，杂志被迫改为双月刊的形式，并减少页数。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科学》的同仁们继续对抗战有关的科学技术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当时汽油、柴油等燃料奇缺，1939年，燕京大学化学系的罗宗实连续发表三篇长文，详细探讨汽油的制造和抗氧化问题。为了投入实用，在撤到后方之后，他还和燃料化工专家侯祥麟等人一道受命在重庆附近办了一个植物炼油厂。此外还有人研究如何用稻草制造无烟炸药。由于中国缺乏橡胶，当时许多卡车的轮胎破了无法修补也无法更换，只能往里面填充棉花等物继续使用。1943年，曾在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任教的生物化学家彭光钦在广西发现国产橡胶作物薜荔，并着手开始试制橡胶制品。对于这一成绩，植物学家裴鉴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予以高度关注。

任鸿隽

对工业化的设想

战争是科技与国力的较量，是两个国家之间科技能力、工业能力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全面竞争。但是，中国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建设都不过刚刚起步，彼此之间的联系尚严重缺乏，要达到相互促进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中国科学家们对这一前景是乐观的，他们认为，战争的压力或许能使科学成果和工业生产之间的转换加快，但是这个过程必须由国家统筹和投入。

参考美国在二战中国家统筹下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科学家们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已经认识到，要实现科学救国，必须使科学与工业相结合，古老的中国必须实现真正的工业化。但在当时，贫弱的中国却并没有这样的基础，政府缺乏动员能力和统筹能力，而科学界和工业界之间几乎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沟通。从事研究的人往往与实用脱节，而从事生产的通常也只关心眼前的利益。这种情形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科学界和工业界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上予以协调发展，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此后担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的神经生物学家卢于道认为，即使有强有力的统筹规划，要克服工业化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亦是需要细心而坚忍的努力。这种努力之苦，殊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亦非发明家及制造家所及意料”。这种想象虽然十分模糊，却有着难能可贵的历史洞见。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但今日之光辉成就，已经足以告慰先贤。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科学》杂志很快恢复了它作为一份科学期刊的本色，与军事、国防科技相关的文章逐渐减少。但十多年的战火硝烟，仍给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它从早年那份只用于发表科研成果、传播科技新知、看似仍在象牙塔内的刊物，到抗战结束后成为了一份真正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的变迁，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科学家群体在“科学救国”道路上的漫漫求索，前辈们崇尚科学、坚忍不拔的精神，至今催人奋进。（文/徐丁丁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