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涵光芒 雄视百代”：苏轼的散文 深刻反映了北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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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父亲苏润和弟弟苏辙，都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号称“三苏”，属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苏轼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其散文的内容宏富，深刻地反映了北宋中期的社会动态，形式千变万化，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文章特别长于议论，即使非议论体裁的散文，如记事、叙述或抒情散文，也往往以议论作结，常在一篇中把议论、记叙和抒情糅合在一起，构成意兴盎然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议论性散文，包括文集中的“进论”、“进策”、“策问”、“上书”、“上表”、“奏议”、“书状”、“割子”、“史论”等。这类散文，对于各个朝代的兴废变迁、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减否，事明理当，议论宏辩，表现出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如《上神宗皇帝书》，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指陈利害，洋洋万言。他向神宗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三条建议。文章结构严密，条理井然，立论明确，显示出苏轼论说文的雄辩特色。又如《教战守策》，阐明“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观点，表现出苏轼在政治上的卓识远见。

一是记叙性散文，这类作品，包括亭台阁院的记，与朋友的书信，为专著所写的序跋，为别人撰写的碑文，以及有感而发的随笔，短章小札，数量很大，除收录在《东坡文集》外，还见于《东坡志林》、《东坡题跋》及《仇池笔记》等。其内容包罗万象，是苏轼一生风风雨雨的历程的忠实纪录：有对政局和形势的看法，有对人民生活的关怀，有对诗文书画的评论品题，有对亲人朋友的倾诉，有愤怒的呼号和悲观颓放的自白。

他在宦途中颠簸，他东西南北飘泊羁旅的生活，他的各种见闻、感受和思想，都透过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偶有长篇巨制，但大都篇幅短狭，着墨不多，而涉笔成趣，自然流畅，是苏轼遗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艺术瑰宝。著名的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及《记承天寺夜游》等文。

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最突出的是具有汪洋恣肆的气派，能轻松自如地运用多种文学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唐宋古文最大的四家是韩、柳、欧、苏，他们各有其独特成就：韩愈多从正面发议论；柳宗元长于写景，且情景交融；欧阳修纡徐从容，着重抒情。而苏轼思想不受拘束，任何一种题材，他都能摆脱陈规，“随物赋形”，翻出新意；而各篇文章的表现手法也各异其趣：有时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交错运用，而又因主题需要各有侧重。其手法之灵活，远超过其他古文家。

如《前赤壁赋》，就是将记事、写景、议论三者并用，以主客对话的形式表达他旷达豪放的胸怀以及思想上摆脱不开的苦闷。而《喜雨亭记》则又是一种写法，他把“喜雨亭”三字拆开倒点出来，从各个不同角度写出得雨之喜，表现了苏轼和人民的感情、愿望息息相关。

又如《眉州远景楼记》中，却以大半的篇幅写眉州的习俗，人民劳动的组合和约定俗成的纪律，用以劝勉太守黎守声用治政爱民取得人民的爱戴，议论已寓于叙事之中。苏轼在散文创作中，驾驭各种写法，举重若轻，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苏轼是语言艺术大师，他在散文中所运用的文学语言，活泼生动，灵活多样，给读者以鲜明的形象感。如《李氏山房藏书记》，用人们生活中接触的事为喻：“象、犀、珠玉，珍贵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这是人们很容易理解的。

下面苏轼据这一比喻，就书籍的“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面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见，各因其分；材分不同，而求天不获者惟书乎！”在这里，苏轼运用“比”的写法，把书的好处非常具体形象地说明白了。

苏轼的散文，也与他的诗作一样，十分讲究意境的创造，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石钟山记》，四篇都写月夜之游，但四篇中写的月下景色互不相同，把读者引入了不同的境界。《前赤壁赋》写秋江的壮阔，月色溶溶，碧波万顷。

《后赤壁赋》写的冬江清幽，山高月小，月白风清。《记承天寺夜游》写的不是江月，而是寺中林下之月，明丽光洁！《石钟山记》写深夜月明，凄神寒骨；阴森可饰，绘声绘色。四种不同月色表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境界，又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苏轼散文雄视百代，自成一家，这一杰出成就的取得，固然是由于他感情深挚，生活丰富，观察敏锐，同时也是与他善于学习和继承古代文学艺术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

参考资料

《东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