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数字治理研究团队在光明日报整版发表系列文章

当前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新杠杆，成为各国提振经济的重要方向，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广泛运用也成为重要趋势。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光明日报》智库版邀请曾在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言的我院院长江小涓担任学术主持，组织三篇专家文章，包括江小涓所著《“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治理重点》，孟庆国所著《数字化转型中政府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刘志林、陈济冬所著《数字技术 使城市治理更好回应人民关切》，为“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治理提出建言。三篇专家文章整版发表在《光明日报》2020年9月21日智库版。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治理重点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近十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增加值已由2011年的9.5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从20.3%提升到36.2%。数字技术支撑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的作用和地位将继续提升，是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和提升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稳定性安全性的重要依托。

发展趋势：全面发力，整体形态初步显现

“十四五”时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物联网、先进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数字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全面发力，新型数字消费、数字生产、制造业服务业数字化融合、数字化网链、数字化产业生态、数字化资源配置等都将有显著提升。

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更为强劲的增长潜力。在5G等新技术支撑下，数字消费将出现多个百亿级、千亿级的新突破，网络办公、网络会展、数字学习、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数字传媒以及智能家庭居住、智能个人穿戴、智能交通出行等都将较快发展。

数字化生产将加速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数字化向企业生产核心环节延伸，通过传感器接入大量设备和工具，实时获取生产和运营信息，提升生产过程管理的时效性精准性前瞻性，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化向企业外部多端延伸，连接供应链销售链，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数字化智能化可同时实现个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客户可以实时提出需求，全程参与研发生产过程。精准制造还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融合将加速推进。长期以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谁更应该优先发展这个问题上存在困惑。数字时代，两者很大程度上呈现融合发展之势，三次产业相互内置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将成为趋势。智能制造系统依托于传感器、工业软件、网络通信系统，形成新型物—物、人—人和人—机交互方式，实现人、设备、产品、服务等要素和资源的相互识别、实时联通，促进生产制造和多种生产性服务紧密结合，其本质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种业态的深度融合。例如，依托产业互联网的行业性解决方案，制造商主导形成包含制造服务全过程的闭环解决方案，各个环节交互匹配、全程数据实时反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程高效服务。

数字化生态将跨界成长，提供全新消费场景。今后，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向场景化发展，期望能一站式获得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学习、智慧娱乐等全场景解决方案。数字技术可以打破行业壁垒，跨界连接多个企业、多个产业和多种生产要素，形成提供解决方案的产业生态圈。生态圈内的消费者、企业和各种生产要素彼此相连，不断挖掘用户需求图谱，同步迭代，实时互动，动态满足用户需求。例如海尔智家体验云，通过海量数据形成用户实时生活画像，为生态圈内各方提供共同演进的机会和能力，共创共享。

数字化连接将形成网链，提升全球产业分工的稳定性安全性。数字化网络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交互机会，提供业内所需的各种服务。在特殊时期，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原有的产业链断裂时，平台可以智能化地在供需双方之间进行匹配，迅速寻找替代或调整方案，快速补链接链。与线下单点连接的传统产业链相比，数字化平台能形成多点连接的产业网链，使全球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大大提高。

数字化配置资源不断扩展，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例如，互联网银行以各自的算法进行风险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再如，物联网互联网能够收集、识别和连接每台机器、每件工具、每位员工，并以他们为基本单位来管理生产过程，这将为生产从集中化到分散化并形成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开辟广阔前景。目前已有一些正在发展中的数字化社会化制造管理平台，这类平台本身没有制造能力，而是将区域内数量庞大的企业设备和信息接入平台，当接到制造订单后，就通过平台寻找闲置设备，智能规划生产线，组合出所需的制造能力。这种模式可以实现设备资源组合的柔性化和智能化，生产组织效率高、速度快、成本低，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资源配置模式。

治理重点：政策促进、有效运用、严格监管“三管齐下”

治理数字经济与治理传统经济有很大不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以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一要提供必要的应用场景。和外卖、网购等消费不同，许多新的数字消费应用场景在公共部门，例如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体育等，如果庞大的公办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和政府及学校所拥有的众多体育场馆身处其外，就无法全面推进。政府要积极稳妥地促进新的应用落地。二要推进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5G相关技术群及跨界多场景融合技术“一揽子”纳入眼界，鼓励以企业为龙头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三要大力推动政府数据公开，在对个人信息和商业机密等信息做适当处置后，加快开放数据。数字政府建设应立足信息公开、服务输出、数据开放的要求，统一数据开放标准和数据质量，让更多机构和个人能够挖掘和创造新的数据价值，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四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多措并举，使其更好地共享数字红利。

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地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在经济调控方面，应利用数字技术探知经济实时状况，并通过不同来源数据的交叉复现把握事态真相。例如，疫情之下农民工返回就业地的实时情况，主要来自通信数据平台和就业者密集的网络平台；各地复工复产情况特别是基本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主要来自数字化工程机械平台的“挖掘机”指数即这些设备的开机工作情况。这些数字指标不仅实时精准，而且能相互印证，可信度高。在市场监管方面，新的技术手段可以根据市场主体的多方面信息，筛选出需要重点跟踪的企业和产品，并与更多已知信息进行交叉比对，识别异常现象，及时发现那些违规违法可能性较大的市场主体，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依规依法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进行有效监管。一是对代码、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基本规则进行监管。现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机器学习能力快速增强，数据、代码和算法越来越多地决定着每位公民在信息方面的可知与不可知，在资源分配中的可得与不可得，在社会活动中的可为与不可为。数字技术如果被滥用，就会违背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观，例如因收入、地域、性别等因素被机器识别而导致的各种歧视行为。因此，需要引导形成数字技术的价值遵循和基本原则，划定出底线和边界并严格监管。二是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利益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要对个人隐私进行有效保护，明确数据平台企业的责任、数据权利的建构、数据治理规则的确立等。同时，对数字领域的新生业态，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简单封杀。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我国是数字技术应用大国，数字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和应用，既是我们的发展需求，也是我们的发展责任，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发展、安全和与世界共赢的关系。

数字化转型中政府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孟庆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广泛、深度融合，数字化已成为各行各业转型提升的重要方向，政府治理领域亦是如此。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主动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

数字化转型助力政府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百姓生活提供便利，已成为各地各部门的普遍共识。数字化转型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更好的工具。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和价值正在政务领域不断凸显。政府网站、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让政府更加高效地提供信息和服务；“浙政钉”“粤政易”等移动办公平台让政府办文、办事、沟通协作等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摄像头、传感器的大量应用，让政府可以更加全面、及时地感知环境、发现问题；政务事项的“秒批”、智能问答机器人，让政府的办事程序、政民互动模式发生显著改变。随着数字化手段的深入应用，政府治理正朝着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更广的视角。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北京、浙江、广东、贵州等大量地方探索建设大数据平台、“城市大脑”、“领导驾驶舱”等新型政府治理系统，灵活运用大数据资源和技术，让数据成为政府治理的显微镜、透视镜、望远镜，从更广阔的视角发现、分析、应对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问题，优化政府的管理、服务和决策模式，构建数据说话、数据决策的新型政府。

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更优的环境。近年来，企业和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数字化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健康码”“防疫行程卡”“同乘查询”等数字化应用快速上线并被公众广泛认可，在疫情防控、监测分析、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极大提高了政府治理效能。

以“整体政府”形态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政府治理在获得数字化所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是顺应数字化转型的理念和认识跟不上。部分地方和部门对新技术、新模式有一定抵触，畏惧创新、害怕变革，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认识不足。二是传统治理模式与数字化的生产力不匹配。政府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制度障碍，需要提升对数字内容的认可度。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档案等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尝试。同时，很多数字化转型创新需要打破政府内部的部门和层级边界，实现系统对接、数据共享，以“整体政府”的形态协同推进。三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难以充分发挥。政务数据的采集权、管理权和使用权缺乏清晰的界定，应用过程中的权责关系等问题仍不清晰，不利于数据在政府治理中充分共享和应用。四是政府自身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亟待优化。各部门信息化独立建设、分散管理、各自为政、条块分割、数据重复采集、共享应用困难等问题，对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造成明显障碍。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政府治理应直面挑战、把握机遇，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

积极创新与数字化相适应的政务模式。在数字时代，应重新审视现有政务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积极探索更加科学、便捷、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推动信息技术成为政府必不可少的履职手段。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数字治理。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政府数字化治理，弥补政府在面对快速发展的新技术时技术力量不足、响应慢、适应难等问题。充分吸纳其他领域的数字化发展经验，加速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

坚持需求导向，提升数字化转型“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紧密围绕政府治理的实际需求推进数字化转型，解决政府履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实现信息化手段与各项政务工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持续优化政府信息化建设的体制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在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推动实现数据多方共享、系统集约建设、资金统筹管理、业务协同开展的新型政府信息化建设管理模式，以“整体政府”形态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数字技术 使城市治理更好回应人民关切

刘志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陈济冬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我国已进入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城市治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数字技术有助于解决传统城市治理技术和手段不精细的问题，使政府得以实时获取反映居民诉求与城市系统运行的海量数据，并做出精确研判、高效决策和及时回应。当前，数字技术运用于城市治理，已经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推进城市公用事业智能化建设、推进医疗公共卫生服务精准化、提高突发事件预判与应对能力、建设智慧社区解决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等方面展现了巨大应用价值，成为政府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突破口。

同时，数字技术应用于城市治理仍面临着多方面挑战。现阶段的数字治理工具往往停留在城市管理手段创新上，注重通过大数据技术的直接应用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潜能，需要从管理手段创新转向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创新。随着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的深度融合，借助数据共享与整合的契机突破部门间的条块分割，推进跨部门协同治理，将成为新时代数字化城市治理中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需要在理念上从数据驱动转向用户需求驱动，促进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在推进新时代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类问题需重点关注。

其一，数字治理工具的基础是公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个体行为和移动大数据，其应用必然面临着提升政府效能与保护公众隐私之间的矛盾。对大数据技术可能带来的个体行为监视、个人隐私保护缺失，已成为国际社会关于数字技术发展的一个核心伦理问题和关键治理议题。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保护公众隐私之间寻求平衡，除了从制度层面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积极回应民生诉求。笔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对居民诉求的积极回应有助于居民了解健康码等技术在复工复产方面的有用性，增进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进而缓解使用中对隐私问题的顾虑，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数字治理工具的接受度。

其二，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必然要应对“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新的社会公平问题。许多数字治理工具都依托于智能手机，而部分不会操作或无能力购买使用智能手机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很容易被忽视。调查显示，在老年人和本科以下教育程度的群体中，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小程序的比例较高。数字治理工具如能更好地考虑到不同人群在掌握数字技术和获取信息能力上的差异，特别是积极回应弱势群体诉求，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必将推动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更加精细和包容，使每个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文章来源丨《光明日报》（2020年09月21日 16版）

编辑丨发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