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外国八路”汉斯·希伯
陈毅、粟裕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接见国际友人(左起:德国记者汉斯·希伯、陈毅、加拿大护士尤恩、粟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汉斯·希伯塑像。
1939年3月7日，希伯聆听周恩来的报告，沈其震为他翻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大量的西方记者来到中国。他们的行迹遍及中国各大城市、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战局以及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其中最负盛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波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与他们相比，汉斯·希伯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
希伯同样是一位来自万里之外的外国记者，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记者，在中国山东抗战最严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他穿上八路军军装与中国人民共患难，最终以一名抗击日寇的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
希伯的事迹一度只留下极简单的墓志铭，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家王火四处奔走，多方探访，完成传记小说《外国八路》。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字：“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的宝贵支持……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
墓志定缘
山东省临沂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与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墓毗邻的，便是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的长眠之处。六角亭状的陵墓庄严美观，汉白玉雕成的希伯半身像矗立一旁，墓碑上，详细镌刻着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华大地上战斗的事迹，供各界人士瞻仰缅怀。
不过，30年前，希伯的墓却不是这番模样。今年96岁高龄的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清晰地记得初次邂逅希伯墓的情形。大约是1964年，那时在临沂第一中学当校长的他到学校附近的烈士陵园凭吊，一下子被希伯的墓茔和墓上的题字吸引了，“墓上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两行字，文字传略极其简单，大概只知希伯1941年战死于沂蒙山区的大青山。”
王火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早年做过记者，写作更是多年爱好，敏感的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外国的共产党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想写一写汉斯·希伯的人生故事，可是，墓上的题字和传略太简单了。向临沂老乡打听，没搜集到更具体的情况，却听到了一些动人的传说，“有的说清晨日出时，有人曾看到过身材魁梧的‘外国八路’在山顶上瞭望日出；有的说，阴天山顶云雾缭绕，能看到希伯骑着枣红马在云雾中奔驰隐没……”这让王火更加好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外国人，能让当地老百姓如此传说呢？
这样的疑问在心里一放就是十几年，直到1978年夏天，重新拿起笔的王火才有机会着手寻找希伯的故事。
那时，希伯已经牺牲了37年，37年间风云变幻，王火只能进行“大撒网”式的寻找：在临沂访问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到烈士陵园积满尘土的屋子里翻阅档案，去图书馆甚至私人收藏中查找相关资料……几番辛苦，只找到了一点材料，并且，仅有的这点材料还相互矛盾，比如最基本的希伯国籍，就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等多种说法。
还好，初步的资料搜集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希伯牺牲前在今沂南县一带活动，参加过115师罗荣桓政委领导的1941年“留田突围”之役，他跟随部队在东蒙山中行军，直到1941年11月30日在大青山战斗中牺牲。
王火决定沿着希伯当年的足迹走一走，这一走，就是一年多。他回忆说：“当时沂蒙山区交通不便，汽车、公路统统没有，就骑着自行车下乡。山区里好多河沟没有桥，只能卷起裤脚、扛起自行车蹚水过河，那时候刚好是雨季，山洪泛滥，有的地方水深齐腹，就把衣服脱了直接过去……”在山里走了两遍，王火被慢性肠炎和腹泻折磨了一年，但他一点没后悔，因为这次采访收获颇多，从山区老百姓口中听到了希伯的许多具体事情，还纠正了一些资料中的错误，比如希伯牺牲的地点应是“五道沟”而非“梧桐沟”。
忙活了一年多，王火心里有底了。随后，他在济南找到了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惊喜地发现报纸上有不少希伯在鲁南的相关报道。在北京和上海，他访问到了许多了解希伯或与希伯交往过的中外人士，如粟裕、萧华、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帮助安排希伯去延安的王炳南、在山东根据地接待过希伯的黎玉、邀请希伯访问新四军的沈其震，以及希伯夫人秋迪、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在访问过程中，前期的各种疑问陆续找到了答案。
几乎被埋没几十年的汉斯·希伯的事迹，终于慢慢浮现了出来。但在“文革”刚刚过去的上世纪70年代末，王火还是有点顾忌，写这样一个外国人，政治上可行吗？为此，他特意拿着介绍信到外事部门（中联部）询问，得到的答复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过，为什么希伯到今天没有人写？”有了外事部门的肯定和支持，王火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希伯的点滴故事逐渐在他的笔下流淌而出。
汉斯·希伯，1897年出生于克拉科夫（Krakaw），此地原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地方（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但他在德国学习、成长并开始政治生活，参加了德国共产党。“这便是他的国籍有不同说法的原因。”王火告诉记者，希伯在德国上大学期间，曾参加过德国的工人运动；一战期间，年轻的希伯在德国医药卫生部门工作，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参加示威游行被捕入狱，直到战后才被释放；参加德共后，曾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的报社工作；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
希伯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和问题，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的中文名字来自中国好友沈其震的馈赠，据沈其震回忆，他曾告诉希伯，“希”是“希望”的意思，“伯”在弟兄排行的次序里代表老大，是中国人给大儿子起名时常用的字，“我是长子，我原来的名字就有‘伯’字，现在我不用这个名字了，我把它送给你”，希伯听后非常高兴，欣然接纳。
正如这个名字的寓意一样，从1925年到1941年，对中国满怀希望的希伯先后三次来华，在中国度过了长达11年的时间。11年间，他用手中的笔，与革命大潮中的中国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不解之缘。
笔底惊雷
1925年，年仅28岁的希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甫到上海，便目睹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外反动当局实施新闻封锁，同时捏造事实说“学生们要冲击巡捕房，游行队伍中有人在呼喊：‘打死外国佬！’这一类口号”。
这让希伯愤怒不已，因为惨案发生时他就在现场，同许多外国人一起不受干扰地观看了游行队伍，真相是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攻击，也没有一个巡捕被杀或受伤。他在报道中秉笔直书，毫不留情地戳破租界当局的谎言：“英国人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打响了大屠杀的枪声……这是一次卑鄙的谋杀，是英国‘文明’代表们粗暴、残忍的产物。这些刽子手们对他们在殖民地屠杀手无寸铁的牺牲者已习以为常。”
亲历惨案，希伯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嘴脸，也看到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大革命的壮大气势。1926年12月，希伯开始到革命中心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负责英文周刊《中国通讯》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工作实际是向国内外公众宣传国民革命军领导集团的主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希伯毅然放弃了国民政府的“铁饭碗”，声明“已经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了”。他还写了一批讨伐蒋介石叛变的文章，直言“打上叛变印记的蒋介石，尽管他可以继续他的血腥镇压，但革命也将把他及其罪恶勾当投入万丈深渊。”
辞职返回欧洲后，希伯依然挂念中国的命运。1928年初，他将自己在华期间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在柏林出版，取名《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1927年正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目睹了蒋介石叛变的希伯仍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他在这本册子的前言写道：“国民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词句被揭露了……中国革命在继续、在战斗，中国几亿人民的胜利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逆转。”
因为信心，希伯时刻关注中国的局势，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让他备受刺激。第二年秋天便告别刚刚新婚两个月的妻子，再度来到中国。后来，他的妻子秋迪女士也追随其来华，两人定居在上海西摩路的一个公寓。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许步曾教授研究，1934年秋天起，在宋庆龄的倡导下，希伯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人们熟知的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斯特朗等国际友人。
晚年的路易·艾黎曾经向王火回忆，这个小组不单是研究马列主义，还研究时事，尤其注意钻研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说，希伯实际是学习小组的一个教员，“脑子好，肯钻研，善于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我们都很佩服他，这人是完全为革命的！”
翻阅希伯留下的文章，的确可以一窥其分析问题之鞭辟入里。1937年底，上海沦陷，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希伯却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了《中国由弱变强》一文，一语中的地指出：“根据日本人的估计，中国人从上海退却，本应以中国军队的崩溃而告终……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相反，日本人陷入中国之深，以致使他们难以自拔了，他们还在继续遇到顽强的抵抗。”1939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希伯在《美亚评论》发表文章称：“日本‘征服’的地盘越大，它面临的问题就越尖锐：既要在正规的前线跟中国的主力作战，又要在骚扰其运输线的数不清的游击前线作战。”
在许步曾的研究中，这个小组“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的外籍同盟军”，他们不但用笔战斗，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中国抗战。1937年上海沦陷前后，希伯夫妇曾想方设法筹款购买医药用品，化装成医生和护士，将药品运往抗战部队和新四军地下交通站。后来，在希伯的影响下，奥地利犹太医生罗生特也投身抗日战争，前往苏北新四军中从事医务工作，并被陈毅誉为“新四军的白求恩”。
有趣的是，希伯锐利的笔锋还曾与同样向世界报道中共活动的斯诺有过交锋，从未谋面的两人争议的焦点正是享誉中外的《西行漫记》。希伯认为《西行漫记》中的有些观点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了对该书的批评，这一“公案”最终以希伯在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的谈话而化解。
据说，毛主席在延安见到希伯时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及时报道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一致辱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匪”，只有斯诺到了解放区，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在国际上起了极大的影响。你为什么要批评他呢？……后来，希伯告诉安排其去延安的王炳南，听了毛主席的意见，他觉得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体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这对他教育极大。
实际上，从延安归来没多久，希伯就走上了与斯诺类似的道路——深入敌后获取中共革命斗争的第一手材料。他的选择甚至比斯诺更加危险，因为他的目的地是距离敌人更近的皖南、苏北和山东。
两访新四军
1939年初，在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的陪同下，希伯与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敦等从上海出发，抵达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沈其震回忆，希伯在这里“会见了周恩来、叶挺、项英、陈毅等许多同志，都做了长时间交谈。我带他参观了士兵的营房、医院，还陪他到粟裕同志所在的支队。”
采访期间恰逢周恩来到皖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希伯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3月14日欢送周恩来西上时，与周恩来以及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叶挺等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如今成了仅存的几张希伯照片之一。
采访结束，希伯很快完成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寄到国外发表。在这篇报道中，希伯盛赞新四军“实际上是收复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大片领土”，“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已经迫使日本人离开了他们的坚固据点，他们往往在其防区内遭到游击队和民兵的刺刀、大刀、手榴弹和轻机枪的突然袭击……”
希伯没想到，他笔下这支忠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日本人无可奈何的军队，没多久竟遭到了“自己人”的袭击。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敌人谈判时被扣留，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义愤填膺的希伯立刻拿起他那正义而锋利的笔，根据1939年春天对叶挺的采访，淋漓尽致地写下《叶挺将军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即消灭了长江以南在南京和芜湖一带的新四军成功地建立起来并正在坚持的游击根据地。叶挺将军被囚禁，使日本人拍手称快，说这是重庆、南京和东京之间‘合作’的开始……”1941年4月，希伯又在《美亚评论》上大胆地发表《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助于日本》一文，再次强调“重庆政府对新四军的进攻，和不断地分裂长江下游的人民抵抗力量，都是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不久，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消息传来，希伯激动不已，决定携夫人秋迪重访新四军。1941年5月，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接受了护送希伯夫妇去盐城的任务，经过周密安排，选派了交通员鲁平负责护送，尚在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的陈志存陪同翻译。
多年后，陈志存撰写《护送国际友人希伯往盐城军部》，回忆了这段紧张的经历：一天上午，陈先从希伯住所的后门上楼，取了希伯夫妇的行李送上开往苏北的“安泰”轮，放在预先找茶房包下的二副房间里。傍晚，陈陪同希伯夫妇到外滩的一家饭店吃晚饭，在饭店里一直待到晚上9点钟，才趁着夜色把希伯夫妇悄悄带上船，送进包房。10点左右，轮船起航。午夜，船到吴淞口，等候日军上船检查，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幸好日本兵只走到舱口看了一眼，没有进包间查看就走了。船到苏北，又碰到日军两次盘查，都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巧妙通过。终于上岸离开港口，一行人本以为没问题了，雇了一辆独轮车装载行李，不料，走不多远又遇到伪军检查行李。希伯夫妇的行李箱里装有药品、纸张和打字机，伪军威胁说，这些都是军用物资，不准带，人也不许过。最后，陈拿出几条香烟塞过去，同时取出证件说希伯是医生，秋迪是护士，两人是应泰州一家教会医院的邀请前去，这才被放行。
此后，三个人同提前一天抵达的交通员鲁平会合，绕过如皋、东台，走了五六天才到盐城。这一次希伯夫妇见到了刘少奇、陈毅、粟裕等许多领导同志。为了欢迎希伯夫妇的到来，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在盐城大众戏院安排了盛大的欢迎晚会。随后，希伯夫妇在盐城参观根据地的建设、了解新四军的战斗生活、体验苏北军民的抗战活动和劳动、生活情况，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尤为难得的是，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疯狂大扫荡，盐城沦陷，希伯夫妇也随军撤退到盐城西北乡，转战到阜宁农村。他们在村子里采访，和农民同在玉米地劳动，还跟随新四军战士参加了5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
在上海时，希伯夫妇的生活相对安逸，沈其震曾回忆，希伯喜欢诗歌和音乐，常去咖啡馆听音乐，秋迪常在房间里插上一朵鲜花。苏北的这段艰苦而紧张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显然是极大的挑战，希伯消瘦了很多，但他的精神却相当振奋，不仅写了几篇长篇通讯，还完成了一本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报道刊出后，国民党反动派声称新四军已经“解散”“不存在”的谣言不攻自破，但希伯完全不满足于此，他决定继续北上，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八路军。
最好的旅行
希伯决定到山东进行采访时，新四军领导考虑到去山东敌后路途艰难，而且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即将开始，比较危险，劝他暂勿北上。他却执拗地坚持了自己的要求，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从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那里需要我！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最后，新四军军部尊重了这位国际战友的迫切愿望，派部队护送他北上。希伯与夫人秋迪暂时告别，秋迪回到上海，以便将希伯从敌后寄来的稿件从上海租界转寄到国外发表。
1941年八九月间，希伯在新四军的护送下越过古运河，到达陇海铁路附近。由苏北北上，只要一过陇海铁路，便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了。可通过这条铁路并不容易，史料记载：“在陇海铁路东段，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运输安全，铁路线封锁得很严密，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碉堡，沿铁路两边在许多地段都挖了护路壕，布上铁丝网。护路壕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日本兵有炮楼的地方，在交通沟上架了用铁链和滑轮操纵的活吊板，放下吊板才可以通过。日军的铁甲车装着钢炮，还定时沿铁路来回巡逻……”
尽管如此，日军的严密控制却从来无法切断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事先得到通知的山东115师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在陇海铁路南迎到了希伯，随后，小分队护送希伯瞅准敌人活动的空当儿，有惊无险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
很遗憾，当年穿过铁路的具体过程如何，已经无人能够还原，能够肯定的是，1941年9月12日，希伯和护送他的八路小分队顺利抵达山东抗日根据地临沂。希伯对这一段特殊的“旅行”既兴奋又自豪，到山东后不久，他就完成了名为《在日军占领区的旅行》的通讯。王火告诉记者，当年他搜集资料时，还有不少人记得这篇通讯的内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希伯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日本占领区”自由自在地旅行，在这个地区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在这个地区到处瞥见那些“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碎裂的“太阳旗”。后来，希伯还在山东军民欢迎他的大会上骄傲地宣称，“这一次到中国的敌后方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
临沂，是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工会（山东省政府前身）以及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115师师部将希伯安排在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住处不远的两间瓦房里，为他配备了乡亲们凑起来的桌椅、茶壶、茶碗、热水瓶和洗脸盆等生活用品。出于安全考虑，师部给希伯配了警卫员和一支防身手枪，但希伯认为自己是以记者名义采访的，不佩戴枪，就不属于交战双方，日本侵略者就不能随意侵犯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委婉地称自己的武器是笔。
拒绝佩戴手枪的希伯确实在山东度过了一段平静而新鲜的生活。在他停留过的费东县（今沂南县以南和费县东北一带）许多村庄，许多老百姓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记得他，他们称希伯为“外国八路”，生动地向王火回忆当年的情景：希伯身材高大，一头卷曲的褐发，蓝眼睛，高鼻梁，常常背着一个牛皮图囊，图囊里有地图，还有一个单筒望远镜，图囊外拴着一只搪瓷杯和一条毛巾。他一见到山东老乡，就热情地弯腰同大家握手，用不流利的中国话说：“我叫希伯，你好！”
希伯的到来给淳朴的山东老乡带来了欢乐，大人、小孩儿都围着他好奇地看个不停，大人给他煮面条吃，儿童团员亲热地叫他“老希大爷”，以至于希伯后来向时任山东分局主任秘书的谷牧说：“我真像个明星！人民追着我，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我，却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
当然，希伯从没忘记他的本职工作，他跟山东军民打成一片，白天采访，夜里写稿，八路军领导、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甚至日本战俘，都是他的采访对象，很快，他就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
工作之余，希伯给远在上海的夫人秋迪写信，邀请她来山东看看，顺便取走自己的文稿。久别重逢，希伯陪着秋迪到老乡家里看摊煎饼，到田头看收地瓜，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老乡们的热情欢迎。尤其是对秋迪这位外国女士，老乡们更是殷切招待。关于这段时间的生活，谷牧在《深切怀念汉斯·希伯同志》一文中回忆过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希伯一本正经地对谷牧说：“你们最好把我的夫人早点打发走，我都有点吃醋了。”谷牧还以为他们夫妇之间闹了什么别扭，忙问他什么原因，结果希伯回答：“我的夫人没来这里时，我每到一处，大人、小孩儿都围着看我，我很神气。她来了以后，我和她走在一起，人们都去围着她看，再也没有人理我了。”谷牧禁不住哈哈大笑，没想到秋迪也幽默地反击：“你在这里受到这么久的优待，我都没有吃醋，我来这里才几天，你就吃醋了，实在是器量太小！”一句话说得大家又大笑起来。
可惜，战争环境下这样充满笑声的生活总是短暂的，不久，日军的“大扫荡”开始了。山东分局决定让秋迪提前回上海，并劝说希伯一起回去，希伯却坚持留下。于是，希伯与秋迪再次分别，谁也不知道，这次分别竟然成了这对革命夫妇的诀别。
无声的战斗
秋迪离开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日趋险恶。11月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调动日伪军队五万多兵力，妄图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将集中在沂南县境内留田一带的八路军115师部队全部包围消灭。
当时，驻守在临沂、费县、平邑、蒙阴、莒县等地的敌人，分十一路从四面八方向留田一带汹涌围来。距离留田最近的敌人仅二三公里，最远的也不过七八公里。而八路军方面，同师部一起尚在敌人包围圈里的只有5000多人，且绝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战斗部队一共只有特务营四个连。
敌众我寡，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1月5日下午，罗荣桓政委在留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牛家沟，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研究突围，希伯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张军事地图前，罗荣桓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留田的西面，群众基础较好，但靠近津浦铁路，敌人戒备森严，碉堡林立，不易通过；往北面去，可以与山东总队靠拢，但北面除了日军，还有国民党的反共军，一旦过去，易受多面夹击；东面看似敌人兵力单薄，容易突围到滨海地区，但根据可靠情报，这里恰恰是日寇故意设下的“口袋”，沿途已经埋伏了骑兵、坦克和装甲部队；而南面则是敌人的老巢，往南走等于是自投罗网。
大家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罗荣桓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向南突围！他指出，危险的地方在特定的条件下是相对安全的，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兵力北调，后方反而空虚，这就给我们闪出了突围的空隙。出其不意，乘虚而入，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当晚，月光淡淡，夜色朦胧，希伯跟随5000多人的队伍在东汶河岸边集合，开始向南突围。据115师司令部五科队列股长周之同回忆，为了准确选择突围道路，罗荣桓政委亲自组织侦察敌情，带领作战科、侦察科几位干部同前卫连走在队伍前列。果然，队伍不费一枪一弹就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那天夜里和希伯走在一起的谷牧回忆，敌人在周围的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大火，突围队伍和敌人相距最近的时候，只有1000多米，甚至可以听得到敌方马的嘶叫声，但我方队伍依靠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一路疾行，肃静无声。6日拂晓时分，已经胜利钻过了敌人的“铁壁”。队伍休息待命时，谷牧把此次突围的大致情况向希伯讲述了一遍，他立刻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兴奋地提出要立即给115师出版的《战士报》写篇文章。于是，希伯不顾一夜奔波跋涉的疲劳，以石为凳，以腿当桌，开始打字，很快完成了稿件《无声的战斗》，翻译后在《战士报》头版套红发表。
王火告诉记者，那份报纸如今已经找不到了，但稿子短小精悍又通俗，当年反响很好，激励和鼓舞了不少山东军民。几十年后，还有看过报纸的同志记得文章的一些内容：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我们一枪未放，就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畑俊六总司令官这时候一定正在大发雷霆，训斥他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八路军主力一夜之间哪里去了呢？我们的赫赫战果在哪里呢？那些日本的将军们，重重包围的，数万支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这些饭桶将军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每人都应当给他们吃一道美味的菜——大鸭蛋！……
紧张的突围后，反“扫荡”还在继续，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跋山涉水，长途行军，有时一天要和敌人激战数次，一夜要强行军100多里，有时整天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恶劣的条件下，希伯生病了，腹泻、感冒，为此，山东分局一边给他医治，一边一遍遍地劝他早日离开山东，都被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是为了解山东敌后的抗日战斗情况特地来的，现在正是最需要他的时刻，他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要把这里的斗争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
以笔代枪，讨伐日本侵略者，一直是希伯来到中国后坚决执行的任务。可是，面对日寇残酷的“大扫荡”，曾经拒绝配枪的希伯也拿起枪，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沂蒙捐躯
11月下旬，沂蒙山区飘起了洁白的雪花。北风萧萧中，希伯跟随部队跋山涉水，在东蒙群山之间与敌人“推磨”。他像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一样，适应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流动生活，掌握了射击，学会了利用地形地物，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联络信号……纷飞的战火中，希伯还不忘工作，他常常白天记录素材，夜里宿营时打字，附近的战士们总能听到他打字的“托托”声。
随着反“扫荡”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八路军分成了几个梯队活动，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希伯当时与山东分局机关和山东省战工会一起活动。11月29日，先到大青山附近的抗大一分校报告说那边没有敌情，部队便奉命向大青山以北转移。
大青山，位于蒙山主峰的东麓，海拔686.2米，是费县、沂南县、蒙阴县交界处的最高峰。实际上，敌人已经在这里布置了企图消灭八路军的合围圈，只是抗大一分校没有发现。当天夜里，希伯所在的梯队在沂南县西梭庄住了一夜，没想到，30日拂晓就在大青山和敌人遭遇。
那时谷牧前胸刚中弹受伤，被担架抬着，他清楚地记得，天才麻麻亮，村子附近的山头上突然想起了枪声，仔细一看，周围山头上都有敌人。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战斗——大青山战斗打响了。
1978年6月，王火找到了曾参加这次血战的山东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刚，据他回忆：“敌人是一个旅团，我们三四千人中战斗部队很少，当时发现漫山遍野都有敌人，敌人武器有重机枪，六○炮和掷弹筒。敌人拼命打排炮，一排排打……打到天黑，突围的人也不少，敌人因死伤不少，加之我们顽强，山路崎岖，也不敢追了，仍旧乱打炮追击……敌人冲下来，死得到处都是，我们的烈士也各处都有……”
担架上的谷牧被抬着东躲西藏，走了一条没有被敌人发现的小路，才于12月1日拂晓突出敌人的包围圈。不久，他被告知，国际友人汉斯·希伯在大青山战斗中也拿起了枪杆子，和我们的战士一起射击敌人，最后英勇牺牲。
希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经历了什么，已经无人知晓。根据周之同在《忆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一文的回忆，希伯是“在危急关头自行殉难的”。周之同当时在115师任股长，大青山战斗结束后的12月1日，他随科长去收容伤残人员时，遇到了希伯的勤务员小李，据小李说，希伯实在跑不动了，在一块大石头旁吞了药片就倒下去了，这足以证明希伯早有“誓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和准备。另外，与小李同时突围出来的山纵供给部部长马馥堂，也曾谈及希伯是自行殉难的。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希伯是战斗而牺牲的。王火告诉记者，1978年7月，在离希伯牺牲地点不远的沂南县瓦屋峪，他找到了大青山血战后发现希伯遗体的刘学惠。1941年时刘学惠只有19岁，是庄上的干部，打仗时，他和村民们一起躲了出去，刘学惠躲在一个洞里，只听枪炮声响了一天。第二天回村，听说山上有八路军遗体，就和几个村民一同去埋，一共在五道沟下獾沟子发现了九具遗体，其中一具头发颜色不同，大个子，大鼻子，一看就是外国人，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希伯。
刘学惠说，希伯当时侧身，头朝南，脸朝东，身旁不远有炮弹洞，右手上满手血，身上有五个弹洞，身上也被炮弹炸伤了，那样子一看就是作战死的。他和村民一起在附近将希伯和八路军的尸首合埋了。后来，上级来调查，将希伯的遗体迁葬至东梭庄革命烈士陵园，并立碑纪念。
其实，无论真实的细节如何，希伯这样一位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国际主义战士，都是值得纪念的。
1963年10月，希伯的遗骨从东梭庄迁至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次年，中共临沂地委为希伯修建了水泥雕塑的六角亭状墓茔，与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等人的陵墓并列。1982年，作家王火以希伯为原型的传记小说《外国八路》出版，后被拍摄成为电视剧。1989年，汉斯·希伯诞辰92周年纪念大会和希伯雕塑揭幕仪式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会后还召开了纪念汉斯·希伯座谈会。
人们没有忘记希伯，因为就像谷牧所说，“他是一个著名记者，却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了；他是一个欧洲人，却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的外国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拿起枪来同法西斯战斗而死的欧洲人，他是第一个。”来源：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