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从没到过天安门 却创作了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最终圆梦

金月苓

金果临

1969年的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

但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得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得全球红！”四个七字句采取“顶针续麻”的技巧。其中的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篇作品，这篇新作让他颇为满意，于是便投稿给了《红小兵》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1970年2月，《红小兵》首发《我爱北京天安门》，但见刊时，诗的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此时的金果临，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家人。但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红小兵》杂志上发现了弟弟的大作。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莹与家人在天安门前合影，全国人民到天安门前都会留下这样一张照片。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小时候，姐弟俩都住在奶奶家，是童年的玩伴，但后来两人都不住在奶奶家了，联络交流也不像过去那样频繁。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不是很清楚，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

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金月苓很是高兴，同时也被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上学时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给了《红小兵》杂志。没想到，1970年9月《红小兵》就把歌曲发表了。

1971年夏天，《红小兵》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的一首。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姐弟俩先后来到天安门

“一曲成名”之后，金家姐弟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最直接的，也许是让天安门终于从梦中的神往之所，变成了日后的亲眼所见。

“当时国家体委在搞儿童广播操，他们开座谈会，开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同志说这首歌写得蛮好的，就邀请我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上午刚刚参加完爷爷的追悼会，下午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走前，奶奶特地叮嘱她：“白东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上图为网络图片

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问她：“你给《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你自己去过天安门吗？”金月苓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趁着休息日出游，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爱的天安门前。

那一份激动她至今记忆犹新：“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太不一样了。电影毕竟就那么小一个银幕。而亲眼看见的天安门，巨大，壮丽，令人深受震撼。”

《我爱北京天安门》作者的身份，同样给弟弟金果临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微澜。在中学即将毕业之际，他接连收到了两封来自武汉的信件。“地址是在解放大道，写得很详细，是一个姓吴的女孩寄来的。”

第一封信里，对方表示为金果临写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而高兴，并且希望和他保持经常性的信件联系。这是金果临收到的第一封“粉丝”来信，但他并没有将之当作一份情书，因为自己当时的名字常被人以为是女生。他笑着把来信的事情放下了，没想到第二封信接踵而至。

“同学把信交到我手上，他摸了摸，说感觉信里面挺硬的。我干脆就让他把信拆开来，结果发现里面是两张女孩自己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军装，全身的一张，半身的一张，而且是彩色的——但不是用彩色胶卷拍出来的，而是通过‘着色’画出来的。”

上图为网络图片

看到女“粉丝”把照片寄到自己手上，金果临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最后想了个办法：“让我的同学代笔回信告诉她：你前后的两封信金果临都收到了，我们是他的同学，现在我们还在读书，你这么做似乎不甚妥当，我们想还是把这个照片还给你。”

寄出这封信之后，那位姓吴的武汉女孩就再未来过信，以至于时至今日，老同学还会偶尔翻出这段“陈年旧事”，对金果临调侃一番。

但是，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北京天安门这件事上，金果临并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直到1982年，26岁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机会，得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拍了几张照片做留念。

“在我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事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照相效果，旁边一有游客经过，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接连拍了十几张。”那天他套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事先特意挑选的红毛衣。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上图为网络图片

姐弟俩的命运交响曲

1973年，金果临中学一毕业，就被下放到上海市郊的奉贤五四农场，成了一名“知青”。

1977年高考大门重开，金果临和金月苓又不约而同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里。

姐姐金月苓此时已经27岁，但她顺利地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金月苓那一届同学中间，涌现出了谭盾、刘索拉、叶小钢、陈其钢等一大批著名艺术家，但在入学时，她的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1982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金月苓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她又先后创作了《水龙头》《蒲公英》《小小雨滴》等一大批儿童歌曲——有的已纳入教材歌曲，有的成为声乐考级的歌曲。

弟弟金果临出征高考时，心思“活络”起来，可以熟练画出光芒万丈的天安门形象的他，感觉自己的临摹画还不错，于是决定报考美专。可惜他最终名落孙山。高考落榜后，金果临在农场继续他的知青生活，但心中已经有了返城的想法。1979年，金果临的母亲没到退休年龄就提前办理了病退，金果临“顶职”进厂参加工作。一直到2002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他又应聘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这笔钱或许可以让他们姐弟俩一辈子衣食无忧。但事实上，直到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17.5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姐弟俩的这首歌曲被出版时，词曲作者的名字大多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地方，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金月苓和金果临也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创作一首歌曲，是为社会做贡献，是不能计较名利的。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

对于金月苓和金果临这对姐弟来说，他们第一次无心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风靡全国几十年的歌曲。如今，金果临、金月苓都已经退休，他们还可能有穿越几十年风云的“第二次合作”吗？

姐姐金月苓说，她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鼓动弟弟写词，但金果临始终没有“动作”。他说自己知道：“我的笔早就放下来了，文化上没有这个底气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写出来未必会受欢迎了……”

或许，对于金家姐弟来说，一辈子妙手偶得地创作了这样一件作品，便也足以书写一生。更何况，《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与曲调是大部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并未被人们忘却……

——本文转载自《时代邮刊》，为影迷“树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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