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问题的问题》：老舍独特创作视角下的“城”与“人”

文/与彭

编辑：末安笙

他楞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人事，都是人事；把关系拉好，什么问题也没有！”酒力把他的脑子催得一闪一闪的，忽然想起张三，忽然想起李四，“都是人事问题！”

这段话，是老舍所著《不成问题的问题》中主人公所说的一段话，也形象地表达了以主人公为代表的旧中国社会的畸形文化：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是靠人情关系，而不是靠本事、靠业务、靠科学，只有处事圆滑、人脉广大，才能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地。

这样的“道理”是特别让人感同身受的。有些人因为它获得了利益与权利，有些人则深受其害，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事是主要问题，其他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这样的劣根性依然存在，而这也证实了老舍所提供的文学遗产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

有一位智者说过，不读鲁迅，就不能懂得旧中国。在此我想补充的是，不读老舍，也就不能懂得旧中国。鲁迅和老舍都是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使他们都强调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只不过，鲁迅先生侧重的是从人的角度直接对人性的弱点进行毫不掩饰地批判，而老舍先生相对来说温和一点，他以幽默的语言揭示了旧中国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在故事中展现了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作品中被学术界所忽略的一部作品，可当历史拉开距离，我们再回看，才发现这部作品是多么深刻和尖锐。它所处的环境往小了看，仅仅只是一个农场的世态人情，往大了看，才发现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有它所揭示的人情问题的投影。

接下来，我将解读《不成问题的问题》所揭示的旧中国的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以及在这个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团体的命运，最后，我将探讨《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正派”尤主任注定只能是以失败告终，但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能够对文化有所反思，从中找到一种新的发展。

一、城：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情社会

在旧中国，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农耕文化，但同时也受到了土地的束缚——生于斯而死于斯的情结。

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与此不同的是，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却能为人们提供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如此，从古至今，人们对养育他们的土地有着深沉的感情，如艾青诗里所表达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种感情亦是土地对人们的束缚，即使生活愈发艰难，人们更倾向于在出生地安稳度日，而不是在外奔波谋求生计。若实属无奈，在外地驻留，也会产生孤苦之感，怀念家乡的人事。如王维的名句所描述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样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也是我们所说的礼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规则都是从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约定俗成的“教条”，其中人情关系是其中最让人熟悉接纳的“潜规则”。

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如今大多数到北上广打工的人，要么是扎稳了脚跟，举家搬迁；要么是到一定岁数，仍回老家找熟人帮忙介绍工作。是否懂得人情世故乃是我们能不能混得好的重要因素，如《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主角丁务源，他便是因为熟通人情往来，就凭一己之力玩转树华农场。

作为农场的主任，丁务源向上恭维领导：拿着农场出品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以及更多的瓜果蔬菜送给场长和股东；只要场长和股东们家里要办大小事，他就第一个跑来帮忙。同时丁务源向下亲近下属：通过自创的家乡话还有一些诸如拍肩、弹灰、专注的倾听等小动作来表示对工人的亲近；发现工人们玩忽职守、偷奸耍滑时，也并不责怪，反而是和工人们一起打着麻将、吃着农场里被黄鼠狼叼走的大肥鸭。

就这样，农场被丁务源任意拿农产品送人的举动导致亏损，且在丁务源的带头下，农场的亏损越来越严重，场长和股东们都知道是丁务源的问题，可他们被丁务源的“人情”所牵制，“讲人情”是中国人都墨守的规矩，拿了别人的好，就得帮别人办事，而这个事就是在股东们在会议上讨论为什么农场亏损时，都心照不宣地沉默着，不去问责丁务源。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人情文化所带来的弊端，“情”受“礼”的引导和束缚，导致人们不能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反而因为“讲人情”打破规则，将问题隐藏。

问题没有被解决，它总会一直产生不良影响，让农场越来越亏损，因此重利的股东们直接暗地里找来了一位新主任尤大兴，让他接管农场的职务。这时候的丁务源虽然慌张，但仍准备从人事入手去解决自己的危机。

他与尤大兴的妻子明霞拉近关系，在尤大兴问责去城里向股东太太送礼的丁务源时，明霞发挥了作用：“丁先生不会骗你，他一两天就回来，何必这么着急呢？”借着明霞的劝说，尤大兴没有立刻找他的麻烦，给了他在城里在股东太太们身上运作的时间，成功地当上了农场的副主任，因此能够继续留在农场。之后他又使计陷害了尤大兴偷农场的鸡蛋，将尤大兴赶出了农场，成功地坐回了主任的位子。

对丁务源来说，“人事，都是人事；把关系拉好，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如此，在事情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只要找关系托人，就能顺利解决问题。

而这便是老舍先生的独特写作视角，通过展现农场的文化来以点带面地展现了旧中国的文化：为了拉关系“送人情”，一直是一个普遍的导致问题不能解决的社会现象。

二、人：市民世界中的三个团体——老派、新派以及正派

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主体，因此在文艺作品中，人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主体。老舍先生则是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

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市民形象依然是三个典型的人物团体，分别是以丁务源为典型的老派，以秦妙斋为典型的新派，以尤大兴为典型的正派。

老派丁务源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熟知如何在中国社会生存的“潜规则”，即送礼拉关系，凭着人情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当他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时，他做的首要的事情便是向股东们送礼，来拉进与股东的关系。

新派秦妙斋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生于地主家，因而对人情往来根本不懂。同时他也是一个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人，紧跟潮流，将自封的“宁夏第一才子”变为“全国第一艺术家”。在巧合下来到了农场，且帮助丁务源赶走了尤大兴。

正派尤大兴是个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实干家，他虽喜欢美国的一板一眼的规则，但他更想回国为祖国奉献自己的血汗，建设更好的未来。一腔热血来到农场，而又心如死灰地被赶出了农场。

三者之间既存在区别也有互通之处，并且由于身处人情社会，会搞关系的人——丁务源名利双收、玩转农场；不会搞关系的人——秦妙斋和尤大兴狼狈收场。

丁务源因为会搞关系，在股东面前说得上话，在工人心里也划分到了自己人的行列，在尤大兴来农场接任时，工人们仍以丁务源马首是瞻，在丁务源的带头下，赶走了尤大兴，而丁务源则回到了主任之位。

尤大兴与丁务源不同的是不会搞关系，也因此即使靠则知识和能力让工人们有了佩服之情，但相比于丁务源会给工人们施利而拉进关系，尤大兴太过一板一眼则导致工人们与之有了隔膜，也因此会在秦妙斋的挑唆下，对尤大兴义愤填膺。

若论是否会搞关系，丁务源与秦妙斋是不同的，可若论是否不道德，丁务源则与秦妙斋是相同的，两人一个爱钱，一个爱名，且都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所爱的东西。但不会搞关系的秦妙斋的结局却是被丁务源交给保长带走。

在我看来，三者的人物性格塑造是老舍先生有意为之：老派的丁务源代表了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饱含不良风气的中国人，靠着人情为自己谋取利益；新派的秦妙斋代表了被外来文化冲击不会搞关系却仍保留着自私自利劣根性的中国人；正派的尤大兴代表了因吸收外来文化而去掉劣根性的中国人。

这三个团体是那时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而这三个人的命运也寓意了那时相对应团体的命运，在大环境的保护下，老派仍安稳度日、敛尽钱财；新派害人又害己；正派身先士卒。

三、所有人都是文化制约下的不幸者，揣摩黑暗之后，才能更好地追求光明

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正派尤大兴被老派丁务源赶出了农场，鲁迅所著的《狂人日记》的结局也同样如此悲观，“狂人”最后回归正常，去某个地方当了官员。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老舍先生与鲁迅先生的用意是一致的。他们通过对旧社会劣根性的揭示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来强调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虽然悲观，却也不乏对未来的希望与对革命者的慰藉。

正如鲁迅在《呐喊》中的序言中说到：“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同样如此，虽然中国人很难改变通过人情为自己谋私的劣根性，但是这个希望还是有的，并且我们也不能把这个问题当做从未存在，只有揭示黑暗，人们才能正视黑暗。

《人间失格》的主人公叶藏的故事令人叹息，他就是一个自找不幸的人：明明有着天赋，却不上进；明明有着钱财，却只知挥霍；明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却因为自己的胆怯，走上了以自杀结束人生的终点。

有很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觉得这本书太过于阴暗，生而为人实在是太过艰难。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世俗的束缚中，也生活在黑暗中不自知，正如叶藏一样充满了不幸，可并不知道不幸的来由。

农场中的人同样如此，对不幸缘由的不了解导致了不幸。丁务源和工人们只知道用人情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只会导致自己未来的不幸，农场枯竭了，他们还去往哪里谋生？尤大兴只知道建设农场，他并不知道在这之前最首要的是先了解特定文化下的国民性，对症下药才能有好结果，可由于对人情的不了解，或者说是对整个社会缺乏研究，导致身先士卒。

我们只有从这些揭示黑暗的故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及了解不幸产生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追求光明的方式。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意义便是如此：所有人都是文化制约下的不幸者，揣摩黑暗之后，才能更好地追求光明。

致敬悲哀却仍心向阳光的我们，致敬了不起的老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