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散文创作的几点体会：解决语言的问题 懂得它音韵之学

就散文而言，易学难工，要想写好，的确需要花些力气。

按照古人过去的观点，是“文无定法”。但文虽无法，实则有法，基本的规律还是有的。

个人认为，创作首先要解决语言。不通语言学，这就好比一个画家用不来彩色，一个木匠不会用刨子，这是很难想像的。文学圈内，沙士比亚这样的作家，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我们提到他们的作品，首先想到的是语言精美。有好的思想，有深厚的情感，而无美妙的语言表达，谁能知道其思想与情感是怎样个好法？

我们写文章，要一看就知是谁的手笔，风格独特，才“文如其人”。有的朋友，作品写了一辈子，但始终没有自己的个性，蒙上姓名，你就不知那篇是他的。没有风格，创作方面就吃了大亏。也许，文章的主旨都很好，内容也丰富，但语言不好，读者也就不爱读，或看过之后毫无印象，写作的价值就难以彰显。经典名著能传之久远，就在它有好的思想，同时也有独到风格。

在古希腊时代，西方哲学曾高度发达，哲学家们精彩的辩论，很多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传到今天，一是靠思想，一是靠语言，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讲的“以文载道”。古希腊哲人像柏拉图等都提倡“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还有几何、天文与音乐。这当中，逻辑、语法、修辞和音乐，都与我们的语言有关。七者占三，也由此可见语言的重要。

要想解决语言的问题，一是形成自己的语言。

像素罗衣的散文，之所以大家都很认可，重要一点，就是解决了她自身存在的语言问题，形成了一套和涉猎题材基本吻合的语言风格。其时，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至少应当掌握两套或两套以上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语言体系。我们常读的《红楼梦》，其语言体系就有两套：一套雅的，是大观园中黛玉等人所惯用的语言；一套俗的，用在焦大和刘姥姥身上则恰到好处。

就整个的人类语言而论，体系复杂，可供选择的范畴也广。仅仅只是结构主义的语言体系，就包涵了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我们接触的，仅仅只是·索绪尔的某些东西。是很不错，可仅仅如此又哪够用呢？所以，要研究写法，就需掌握更多的系统。

二是力求语言干净，要易读易懂。

关于这点，我想转引永康会长的一段论述：“任何一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以为好读是第一标准。这是我始终坚持的一个‘不改了’的观点。让人不忍卒读或阅读时没有感觉即快感和痛感的东西再好也是‘和者寡’，散文也不例外。散文好读，读起来还饶有兴致，应该说就达到了好散文的质量的基准底线。很多人没有搞明白这一点。人家不读你，写的东西再高深再奥妙也没用。有了‘好读’的底座，我们才能以此为基础，去掂量文化含量、思想重量和文字体量，测量出作品的海拔高度。”

建议大家都去读读永康先生的“疗伤笔记”。之所以讲其挂进博客，我想，会长的本意，是想通过他多年以来的创作心得，能让我们都受到启迪，从技法方面都有所提高，真正闯出一条文学创作的成功之道。

易读易懂，很多朋友，特别是写作的初学者。都不太明白其间的道理。但古人是深以为然的。我们来看看《离骚》的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用现代文翻译过来，那就是：“我是高阳帝的子孙,我的父亲叫伯庸。”平铺自叙而通俗易懂。这一部作品，我们今天读来是有一点儿语言障碍，但在当时，《离骚》的确是楚人先民的口头语言。何以如此，那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讲的道理，要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本性去。

最处，我也不懂其间的奥妙，但在看了张正宇先生的画作之后，就豁然开朗了。张正宇画猫堪称大家，初初看时，总觉技拙，和儿童所画没什么区别。但看得久了，却愈发耐看，原来，人家要的就这个效果，越是古拙，越显自然。

冰心写散文，谈到心得时讲，她后期的作品出现了两点重大变化，一是不再写风花雪月，二是写得越来越短，短到一篇仅一百多字。她说，她早年的文字句子一般比较长，而现在写东西则力求简明，越写越短，几乎不用形容词，说明白即可，直截了当，不说废话，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清清爽爽，通俗易懂。

为什么一名惯用辞章的作家，到了晚年，要让自己的语言质朴而更接近口语？其中原委是颇值得玩味的。其实，不独冰心，古人更是惜墨如金。像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一百多字，拿我们来写，至少会写成千字文。

三是要懂得它音韵之学。

懂得格律对创作而言非常重要。作家讲语感，这就好比一名画家没有色感，音乐家的乐感不强，就无法创作出好的作品。一些朋友抱怨自己的语感不强，原因就在于不通韵律。短短一个自然段，就有好几个单字重音，不去考虑平仄相间，不去思考语言内部的节奏规律，又如何能让文章好读？字正腔圆而朗朗上口？

四要贯通其它门类的艺术之道。

人人都说王维的诗好。为什么？就艺术而言，他的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而“诗中有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有山有，水花有鸟，有春色还有音乐，这那仅仅只是诗歌，简直就是清新淡雅的水墨长卷。文同也这样：“青烟一去抹远岸，白鸟双来立乔木。”二七十四字，将景色、画面、诗意理想融为了一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景中含情，情在景中，而最终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文同以墨竹闻名于世，““湖州竹派”、“胸有成竹”的创作心法，这些都和文同有关。所以东坡赞他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

《宋·文同·墨竹图轴绢本》

如不懂画，你的文章就没有意境。比如写春色，将梨花和李花点缀在一处，就远远不如将桃花和李花排列在一起。为什么？你没有对比，在色彩方面没有映衬，整个画面就显得苍白。

还有音乐。

我们填词，为何需要根据内容去选择适合表达的词牌？因为词牌，它规定了词的音乐腔调，在早期，是古人拿来当歌唱的。像《满江红》、《念奴娇》之类，调子较高，用韵方面以入声为主；最易表达情感炽烈的文字内容；而情感细腻，凄清孤寂的内容，则适合选用像“小重山”、“一剪梅”这类调子低沉，多用平韵的词牌填写。如果我们把李清照的《声声慢》，把她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用《念奴娇》来填，则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

再如我们的朗诵诗，为什么喜欢选用“ang”韵？那就是因为“ang”是开口音，读起来感觉中气十足。如用“ong”来作为尾韵，则会产生悲切之感，出不来激情。

人类的艺术是触类旁通的。不光艺术，作为以创作立身的作家而言，其它学问也当涉猎。也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臻于完美。大家熟悉的《斗牛图》，为戴嵩所作，是台北故宫的文物珍品。遗憾的是，此画虽精，却也存在臆想成分，这就留下了原本可以弥补的瑕疵。

近些天，有感于南充的“素罗衣”热，认真读了读她《借花为名》的一些篇目。确切来讲，我更喜欢的还是她的古体诗作，像她《秋情在谁家》，细细读来还真有一点孟浩然的田园诗风：“疏圃在邻家，桑榆映豆花。垄头多故事，篱下共新茶。日出虚烟树，更深有远蛙。秋情在我心，我心在天涯。”写得非常好，诗歌意境相当漂亮。但有一点，诗作落脚于秋情，是写的秋天。但能会出现“桑榆映豆花”的夏天景象呢？蚕豆，是二年生的草本植物，于夏时开花，花期一般在5至6月，7、8月时结荚成熟。若是豌豆，花开时节为春季4月，也有夏天开放的。而诗中的另一句“更深有远蛙。”夜半蛙鸣这是有的：“蛙鸣夜半寻荷塘,误作星辰友作灯。”但秋蛙会叫么？“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是指夏天。青蛙一般在五、六月鸣唱，正处蛙类繁殖时节，雄蛙求偶，雨水充沛时更为兴奋。而7、8月，即大多不叫了，“桐落秋蛙散”，就如苏味道《咏井》诗中提到的那样。

提到这些，我想说明的只是一点，即作品要传世，我们的创作就一定要做到拓宽眼界，在为艺术而作准备的阅读中，去广泛涉猎更多的东西。

如果解决了语言问题，可以说，就基本解决了创作技法的大部分内容。而作品怎样才能传世，则更为复杂也更为艰难。

个人感受，这主要还是个态度问题。

一是积淀，要厚积薄发，不要去写应景之作。拿永康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废了自己的“童子功”。道理很简单。一个画家，一天作上一幅画，只能幅幅压箱底；而一年画好一幅画，半天就卖个好价钱。散文及其它门类的创作也同样如此，像朱自清先生这样的名家，真正传世的散文又能有几篇？能让我们记忆成诵，那就更是寥寥无几了；张若虚作品，到今天我们看得到的，也只有两篇，但他的《春江花月夜》，却以孤篇压到全唐。所以，嚼得菜根者，百事可为。“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这才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积淀靠什么，破万卷之书，行万里之路。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红涛先生有个观点：创作之人，时间的安排上要有三分法。三分之一的时间拿来阅读，三分之一的时间拿来思考，而提笔的时间，只是用的三分之一。这样的看法，我双手赞成。

就阅读而言，从事散文创作的朋友，阅读的书籍一定要杂。要文史哲兼备。文为载体，是文章的外壳。语法通了，运笔就能行云流水；修辞通了，文句就能顿然生色。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史，特别是那些游记文章，有了史料，有了史实，你的文章才有嚼头，才有丰富的信息含量。而哲学则是顶层设计。立意的高远，思想的深邃，所靠全然是哲理。

当然，其它的学科也要贯通。我和一位老友交谈，在论及文坛现状时，他深有感触，说很多的作者都不重外文，更不重视自然科学。当初我也不理解：各专一行，各通一门，人的精力都有限，中国人写作，何必一定要通外文？而自然科学，只要不搞科普小品，又何需一定要逐一去阅读。后来，经他一解释，我就茅塞顿开了。

不懂外文，就无法阅读西方文化的哲学原著。单看译本，一来翻译的准确度不高，甚至与原意出入很大。臂如那句可谓人人皆知的名言：“合理即存在，存在即合理。”这样翻译，根本就违背了黑格尔原意。这话本是说，“存在必有其道理!”而不是“合理”“存在即合理”，这是因翻译失误而产生的错误的命题。由此可见，懂得外文是多么地重要。而自然学科，我们仅以数学为例，就能看出它的重要了。对写作所需要的哲学方面的储备而言，可以说，一名作家，你的数学是怎样的水平，通过这点，就能看出你哲学的层面，能够达到多高的高度。

我的意思，是要将创作当学问来做。才情也需要，但学问全无，即便你是才高八斗，要卓然成家也决非易事。而且，基于作家，学问还当做得广博，最好能达到通古今之变而贯中西之学的程度。我们姑且不去争论古文化的局限和西洋文化所能够带给创作者们的积极的影响，就算你古文化的功力再深，就算是彻彻底底上知天文而下知地理，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也不过只是人类全部文明或文化的四分之一，还有那么四分之三的学问还没有把握，那又怎能站在人类思想的最高层面，来把握写作的总体势头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将常识当作知识，将知识当作学问；在将兴趣当作精神的时代中，诺大的中国已经难以难容下一张小小的课桌。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缺少的，或许正是能担当道义的责任和耐得住寂寞的勇气。所以，只有积淀，通过积累而厚积薄发，我们才能真正拿出无愧于时代，沉甸甸的厚重之作。

二是交流。

刚才说到的积淀是一种交流，那是一种和经典，和名著作，和在世或已过大师的交流。而这里所谈到的交流，则是我们身边的交流。这样的交流，能让我们感到亲切，也更能通过真正的切磋，让我们的创作走得更远。

民間一笑話，清代一位主考官，對考生吹噓自己的才學，吟了一首打油詩说：“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舍弟好，我为舍弟改文章”。说来说去，前面三句都是铺垫，落脚之点还是在最后：谁人文章好，我的最佳，而别人都不行。

段子归段子，在现今文坛，这一笑话未必就仅仅只是个段子。可能大家也都有体会。某人拿出他的大作，诚诚恳恳地请你指正。可能你还心中一热：这人多好，这样谦虚，看来我们，倒还可以认真真真地交流一番。但你未必就明白他话中的潜台词。这潜台词就是：“请表扬，请好好表扬，请狠狠表扬,请马上表扬！”而最后一句，则更是让人不得不晕场：“请攻击我的对手，请狠狠攻击我的对手，请马上攻击我的对手！”如果你能照此办理，那你这人实在是不错，你的文章也不错，除我之外，你写得最好。否则的话，我们是敌人，至少是路人，没准，你就是我下一个应该攻击的对象。

当然，这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文场当中，不重切磋而吹捧或互捧的想象，到真还存在。更或有人，除了个人的创作外，他人的作品一概不看，就连经典也懒得翻它。其实，最该采取的态度是，既能看到自己的优点，不为别人的看法左右；又能看到他人的长处，广采蜜汁为我所用。

我的一位在高校供职的诗人朋友，曾经写过一首短诗。原句已经记不起了，但大意还忆得。大概是说，人在年轻时，人到中年，人到暮年，对自我，对他人的认知，共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年轻时，“我是太阳”，这是缘于自身的无知，无知而无畏；中年时，“别人也是”，对天高地后已有所感触；而到暮年，对社会的浮躁已经看透，所以，那时的态度则是，“我不是太阳”。如果别人都自称太阳，那我反道不与之为武。“我是太阳”，“别人也是”，“我不是太阳”三种态度中，最后一种，隐隐约约透出了文人的傲骨头。这样的文人，才是真文人；这样的性情，才是真性情，而这样的态度，才是一种真正对待文学评判，以平淡之心自我定位的明智态度。

最后一句，区区不才，不妥之处，还望各位批评指正。同时，也愿与诸君真诚交往，相互学习，共进共荣。

谢谢大家！

文/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