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诞辰100年｜春三月 怀念汪曾祺
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高邮市文联、全国十余家出版发行机构等一同发起纪念汪曾祺百年诞辰系列活动。纪念活动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汪曾祺之子汪朗，学者孙郁、杨早，《汪曾祺全集》项目主持人郭娟等将与读者进行分享，这些学者也都曾撰文论述汪曾祺的写作。
值汪曾祺百年诞辰，人文社也拟将他存世的影像资料尽可能全地搜集汇总起来。人文社方面谈及，汪先生的口音、语调、谈吐、仪态乃至精神气质，以影像的形式将可以更加生动地呈现。
汪曾祺
杨早：汪曾祺的“气氛即人物”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说：“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作家特别喜欢写各种乡风民俗，但是很多人写出来就是孤立的，那一段去掉对小说没有影响。“这些乡风土俗跟人物命运无依无傍的，而你的小说不是这样，在你那里乡风土俗就是人物活动，是借以展现人物灵魂的东西，他们不仅因为人而活泛起来，也给小说人物悄悄默默增添了活力和血肉。”
汪曾祺先生《羊舍一夕》手稿
汪曾祺还举了很多例子，《金冬心》那篇小说里面列出的菜单；《岁寒三友》里面列王瘦吾小店里面卖什么东西；《异秉》里面王二的熏烧摊子卖什么货物也一个个地列出来，在这个列当中，这种生活的氛围就已经凸显出来。这个本事看上去好像是读书可以解决，或者说博识可以解决，但不是这样的，杨早认为，你没有深深地理解那个东西的气味，你把它写出来就是呆板，没有办法跟人物的性格合为一体。而《岁寒三友》里面王瘦吾小店的命运，从卖东西的排列上可以看得出来。
杨早谈道，“气氛即人物”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回溯，他说：“中国的新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不均衡，小说看上去最繁盛，但实际上好像是那种在沙滩上建的大楼一样不稳固。经过三十年代革命风潮、现代风潮的洗礼之后，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故事。比如说当时张恨水的长盛不衰，还珠楼主风行一时，包括解放区出现的赵树理方向，甚至包括张爱玲向传统章回小说借鉴语言和故事，这些等等现象都在修正中国小说的演变方向。所以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郁达夫说中国的小说不是中国小说，中国的现代小说是欧洲小说的一个分支，走到1940年代的时候这个小说出现一个困境，走不下去。”
汪曾祺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而汪曾祺的出现恰在这个小说发展的一个末梢，他开始写那种看不懂小说的时候，也是按照西方的路数来的，不管是瑞恰兹、阿左林，还是伍尔夫，他从联大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中国小说的时候，他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但是就像沈从文批评他的小说一样，说你写的这不叫小说，你写的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每个人都要说格言，每句话都充满智慧的色彩，但这不是小说。
所以四十年代一批最好的小说作者，他们的小说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诗化或散文化的倾向，这就是汪曾祺说为什么他年轻时候想把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打破，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封锁》和《倾城之恋》，沈从文的《长河》。所以这不是青年汪曾祺一个人的追求，这是当时所有一批作家共同的认知。
汪曾祺写过说沈从文在联大的时候教一门课，叫做《各体文习作》，他出过两道题，一道题叫做《我们的小庭院里有什么》，一道题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这都是做氛围的练习，用沈从文的话说这是在车零件，你把零件车好小说就能写好。但是你去看看现在的写作教材，都在教你怎么开头、怎么转折、怎么高潮、怎么结尾，它不会讲这些东西。
杨早认为，之所以说汪曾祺的小说“完整”，不是他的小说有头有尾，而是每篇小说写出独特的气氛，这种气氛让人物变得鲜活，而且连带人物所在的环境一起变得鲜活起来。以《异秉》里那个摆熏烧摊子的王二来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业在很多县城里都有，但是只有王二身上带有高邮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而且因为生意兴旺，这个熏烧摊子从保全药店的廊檐下搬进隔壁源昌烟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又奇妙粘着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和刨旱烟的气味，我敢说不是随便哪位作家都敢于这么一担三挑，同时把一支笔伸到熏烧摊、中药铺和旱烟店里去的。
1958年，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右）
“我以前分析过《八千岁》里面关于高邮米行的生意，也是卡在那个点上，正好是机器轧米已经大兴，像八千岁那样用骡子转磨拉米的东西已经不流行的点上。所以这些小生意不仅仅是高邮的，而且是那个时候高邮的，现在去高邮也不是这样了。所以正式这个意义上，我将汪曾祺称为高邮的传记作者，更古的高邮和现在的高邮，都不是汪曾祺书写的那个高邮。”杨早说。
汪曾祺在他那个时代的作家里面，他经历的苦难并不是最深重的，或许都不如他的老师沈从文。但是说到他的创作延续性和浑然一体，跨越了民国文学到共和国文学，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我们很难数出第二个人。当然汪曾祺一直在学习，沈从文是他的老师，但在沈从文之外，老舍、赵树理，以及民间文学研究、张家口下放的经历、京剧创作经历，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烙印，但你始终没有办法把汪曾祺归到任何一个派别当中，他就是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写的汪曾祺。
汪曾祺自己说过一段自白，他说“前三十年生活在旧社会，后三十年生活在新社会，按说熟悉的程度应该差不多，但是我就是对旧社会还是比较熟悉一点，吃得透一些，对新社会的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一个作家对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真正创作的自由。所谓创作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的想象、自由的虚构，你的想象和虚构都是符合于生活的。”这段话实际在说明小说怎样才能写出最重要的“气氛”。
而这个“气氛”，不仅仅他的小说可以证明这一点，你打开整部汪曾祺全集，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书信、诗歌，都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管你打开哪一种作品，汪曾祺都会把你代入他的那个世界，他的作品就好像爱丽丝奇境里面树洞的入口。一旦进去以后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样，他的这个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孙郁：汪曾祺的“杂”学
孙郁认为，汪曾祺是个杂家，精于文字之趣，熟于杂学之道。
晚清后的文人，多通杂学。周氏兄弟、郑振铎、阿英等人都有这些本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大凡文章很妙的人，也有类似的特点，唐弢、黄裳就是如此。汪曾祺的杂学，不是学者的那一套，但因为是审美的意识含在其间，每每能发现今人可用的妙处，就把古典的杂学激活了。和周作人那样的人不同，汪曾祺在阅读野史札记时，想的是如何把其间的美意嫁接到今人的文字里，所以文章在引用古人的典故时，有化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
汪曾祺阅读量不算太大，和黄裳那样的人比，好像简单得很。可是他读得精，也用心，民谣、俗语、笔记闲趣，都暗含在文字里，他喜欢的是《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聊斋志异》一类的东西，对岁时、风土、传说都有感情。
“现代的杂学，都是读书人闲暇时的乐趣。鲁迅辑校古籍、收藏文物、关照考古等，对其写作都有帮助。那是一种把玩的乐趣，在乡间文化里大有真意的存在。周作人阅读野史，为的是找非正宗文化的脉息，希望看到人性之美。连俞平伯、废名，都离不了乡邦文献的支撑，在士大夫不得志的文本里，能看到无数美丽的东西，倒可填补唯道德化作品的空白。中国有些作家没有杂学，文字就过于简单。比如巴金，是流畅的欧化句式，是青春的写作，优点是没有暮气，但缺的是古朴的、悠远的乡情与泥土味。茅盾是有杂学准备的，可是他把写作与治学分开来，未能深入开掘文字的潜能。”孙郁认为。
有人说汪曾祺的作品有风俗的美，他自己在《风俗画》一文就说：“我很爱看风俗画的。十七世纪荷兰学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我都爱看。中国的风俗画传统很久远了。汉代的很多像石刻、画像砖都画(刻)了迎宾、饮宴、耍杂技———倒立、农丸、弄飞刀……有名的说书俑，滑稽中带点愚昧，憨态可掬，看了使人不忘。晋唐的画以宗教画、宫廷画为大宗。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风俗画，敦煌壁画中的杰作《张义潮出巡图》就是。墓葬中笔致粗率天真的壁画，也多涉及当时的风俗。宋代风俗画似乎特别流行，《清明上河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从马远的《踏歌图》知道踏歌是怎么回事，从而增加了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的理解。这种踏歌的遗风，似乎现在朝鲜还有。我也很爱李嵩、苏汉臣的《货郎图》，它让我知道南宋的货郎担上有那么多卖给小孩子们的玩意，真是琳琅满目，都蛮有意思。元明的风俗画我所知甚少。清朝罗两峰的《鬼趣图》可以算是风俗画。杨柳青、桃花坞的年画大部分都是风俗画，连不画人物只画动物的也都是，如《老虎嫁女》……陈师曾等人都画过北京市井的生活。风俗画的雕塑大师是泥人张。他的《钟馗嫁夫》《大出丧》，是近代风俗画的不朽名作。”
1990年4月在滇西湖上与青年作家们在一起。左起：凌力、李林栋、汪曾祺、高洪波、陆星儿
孙郁说：“风俗美是对士大夫文化无趣的历史的嘲弄。我们中国的旧文化最要命的东西，是皇权的意识与儒家的说教，把本来丰富的人生弄得没有意思了。行文张扬，大话与空话过多，似乎要布道或显示什么。张仃在“文革”中厌恶红色的符号，遂去搞焦墨山水画，在黑白中找思想感觉。汪先生其实也是这样的吧。他的作品有童谣的因素，也带点市井里的东西，色调都不是流行的那一套。在民风里实在有些有趣的存在，比如赵树理的小说，迷人的地方是写了乡里的人情，汪曾祺就十分佩服。沈从文的动人还不是写了神异的湘西？”
汪曾祺的阅读习惯与审美习惯，其实就是在边缘的地方找流行里没有的东西。他自己知道，士大夫文化没有生命力的原因，是与人间烟火过远的缘故。
郭娟：“生活家”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全编》的责编郭娟认为，汪曾祺也是一位生活家。生活家，就是我们偶或得遇的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兴趣盎然的那种人物。
都知道汪曾祺会做饭。之前郭娟参加《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会议，大家聊起来，座中好几位都吃过汪先生亲自下厨烹调的美味佳肴，有的人还是经常性地到汪家蹭饭呢。“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沙家浜》中最经典的唱词，汪先生写的，原来不仅写的阿庆嫂的春来茶馆，竟也是汪先生自己。于是乎无论在汪家吃过还是没吃过的都更加感念汪先生的好，纷纷表示要把汪先生的书编好。
汪先生写文章自然经常写到“吃”。《故乡的食物》《葵·薤》《五味》《食豆饮水斋闲笔》《宋朝人的吃喝》等等，都是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从古至今，写“吃”的文人与文章太多了，常见的有两类：一种是写文化，缺少烟火气，作者像是得了胃病没胃口，写到的吃食都像脱了水，放进了真空包装袋里；另一种相反，写得太实，作者一脸馋相，油腻腻的。汪先生文章超乎两者之上，既有典故、风俗、文化，又活色生香。
汪曾祺小说全编
“记得汪先生有一篇文章专写韭菜花，他从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的《韭花帖》说起，先欣赏了不常见而极有风致的古人书简，遥想古时候朋友间交往的郑重和古人的口味，推测北京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原来早在五代就这样搭配了，并不是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清简有趣的一番饮食考古之后，笔调一转，写北京小户人家，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小碟腌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冬天热乎乎地吃下去，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又写从前科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没有菜，于是韭菜花、青椒糊、酱油，开水一沏，这就是菜。”郭娟说。
生活家对世间万物皆有情，体察得细致。汪曾祺就如此。他写早春的诗，有这样的句子：“远树绿色的呼吸”。他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心情自然不会好。即便这样，也不曾完全磨灭他的生活情致。他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活儿细致，喷少了起不到防病害作用，喷多了叶子挂不住到处流，而且叶子背面也要喷到。汪曾祺细致，也耐烦，于是他成为农场里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下放的单位有个马铃薯研究站，集中了全国各地百来种马铃薯品种。“右派”摘帽后，他的工作任务一度就是画马铃薯。喜欢画画的他兴致很高，坐长途汽车进城买纸、笔和颜料，每天蹚着露水，到田里摘几丛开花的马铃薯植株，对着描画。他有诗给朋友叙述这时的生活，其中有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了花，画叶，画薯块，还切开画剖面，画完了顺手扔到火堆里烤烤吃掉。他很得意——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除了他，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他也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的“巨著”。此外，农场演戏，他帮忙化妆，把几个跑旱船的女职工打扮得如花似玉的，轰动一方。他还用土农药在宣传牌上粘贴出“松鹤图”，古色古香的，引得附近美专老师领着学生来观摩……他总是能够发现生活中的乐趣。
“生活家”的身份似乎支撑了许多作家的人生，如一生都坎坷的沈从文，他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两人很对脾性。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叙事抒情之后，写他住所窗外婉转的鸟鸣，而最后一句是：杜鹃还没有开口。惊艳！任什么美人也会被打动。他爱自然，他笔下的边城、长河，他的湘西。人，进入社会以后不应该忘了自然。
写作外，沈从文迷恋文物。他搜集瓷器，汪曾祺记得，有一个时期他家里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就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淘来的，所以他们家饭桌上的杯碗盘碟一定很有趣。他一度专收青花瓷，买到手，赏玩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酒杯。他还搜集旧纸，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豆绿、水红，美丽至极，纸质细腻，汪曾祺形容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他还研究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都是各色各样的丝绸；研究刺绣，就搜集衣裙乃至扇套、香袋、眼镜盒，研究上面的刺绣针法。他给汪曾祺看过一种绣品，叫“七色晕”，是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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