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纪念作家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

2020年3月5日，是作家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从1940年开始创作到1997年仙逝，汪曾祺所写下的小说、散文、文论等各体作品数百万字，至今依然是读者高频阅读的对象。汪曾祺是写中短篇小说的高手，名篇颇多。从他的代表作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京剧剧本《沙家浜》（汪是主要编剧之一），被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热度，被年轻读者提及的频率，相关图书销量、豆瓣评分，都可以看出，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具有鲜活强劲的生命力。资深文学评论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

早年受教于沈从文

汪曾祺的艺术修养极为全面深厚，既传统又现代，中西合璧，雅俗共赏，在国内及海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的小说、散文都很有独特的韵味，是不折不扣的文体家。汪曾祺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受教于沈从文。他曾自嘲：“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小说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在汪曾祺小说中，苏高邮、西南联大、农科所、京剧院，是经常出现的四大背景。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1920年他在那里出生，那里的风物人情构成汪曾祺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质；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他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学写作技艺；上世纪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农科所，在参加具体劳动中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他的写作总是与时代喧嚣保持距离，却与日常生活、民间风习、悠远传统亲近。他心怀悲悯与敬意，将温润仁爱、自然通脱的人性优美的光辉，暖暖地弥散于小说中。 1982年，汪曾祺在北京作协举办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发言时，曾专门谈到自己的审美传统来源，“我自小接触的两个老师对我的小说是很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是很有影响的。我初中有个老师，教我归有光的文章。归有光用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对我是有影响的。另一个老师每天让我读一篇‘桐城派’的文章，‘桐城派’是中国古文集大成者，不能完全打倒。他们讲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是有一套的。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气韵生动’是文章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庄子是大诗人、大散文家，说我的结构受他一些影响，我是同意的。”

《汉武帝》终未面世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文学季刊《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一期中推出的“汪曾祺小辑”中，收入了评论家徐强的一篇《汪曾祺未竟的“汉武帝”写作计划》。文章中介绍，汪曾祺生性散漫而富捷才，写作中常率意而为、即兴以作。他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写作计划完成了，但还有若干计划则因种种缘故没有实现。这其中，有的是一时兴起，并无坚定意志和周密准备，如《烧花集》《茱萸小集》以及偶见提及、内容不定的“高邮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些则是深思熟虑经年并作过周详准备。长篇小说《汉武帝》的写作计划属于后者。《汪曾祺全集》中独缺长篇小说一格，它的搁浅难免令人格外惋惜。徐强通过研究了解到，汪曾祺对汉代文化的兴趣，早年就已种下。“他自幼听到的传说中的严子陵等汉代人物故事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十一岁从乡贤张仲陶先生读《项羽本纪》，后来终生保持对《史记》的兴趣，受其影响很深，每谈文笔技巧之高，往往引为范例；进而及于熟读《汉书》《后汉书》等基本史籍。又自小读《十五从军征》，深感“惨切沉痛，触目惊心。”从此对汉代乐府民歌产生感情，不仅熟读成诵，还对一些篇章做过精深研究。大学时期，他对杨振声讲授的《汉魏六朝诗选》尤有兴致。其他汉代漆器、画像石、隶书、汉印等有关文物，也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这些为他后来锁定汉武帝为创作题材，打下了基础。” 但是，汪曾祺这个间接积累大半生、直接酝酿了十五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最终永久消歇，《汉武帝》终未面世。徐强写道：“原因可以从诸如作者性格、环境际遇、精力体力等各方面探求。”不过汪曾祺早于1987年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的一段话，或许提供了另一种预先的解释：“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 《汉武帝》未能写出，对“随遇而安”的汪曾祺看来固然不是什么致命挫折，事实上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凭短篇小说和散文赢得的文学地位，但要说他毫不介怀，那也不是事实——些微的抱憾口气，从上引材料中还是可以听出的。

阅读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在万千“汪迷”期盼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倾力打造的《汪曾祺全集》于2019年1月出版。该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400多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发动社会力量、组织专家学者，钩沉辑佚、考辨真伪、校勘注释，以8年时间编辑出版这部《汪曾祺全集》。全集贵“全”，收文最多。比较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这次人文版《汪曾祺全集》新收佚文数量如下：小说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合计100多篇；剧作7部；诗歌卷收录汪曾祺诗歌257首，较北师大版（88首）多出169首，其中40余首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书信卷收293封，（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收汪曾祺书信55封）。其次，从文类看，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 可以说，《全集》收尽汪曾祺全部文字著述。这些新增内容，一部分是由汪曾祺子女提供的，一部分是由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现的，还有一部分是人文社向社会广泛征集而来以及根据线索追踪查找到的。这三个渠道汇集了相当可观的内容，极大丰富了汪曾祺作品、文稿的数量，并将拓展人们对汪曾祺文学成就的认识，增进对汪曾祺本人的了解。

《汪曾祺散文全编》

1989年，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出版时，封面上印了一段“广告语”，兹录如下：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这段文字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把汪曾祺散文阐释得十分出彩，比作“春初新韭，秋末晚菘”，令人啧啧称奇。写得如此之好，以致老是有人向汪曾祺打听这广告是谁写的。无奈之下，汪曾祺老实招供是他自己写的（应出版社的要求）。为了让读者更加全面了解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新近出版的《汪曾祺全集》“谈艺卷”“散文卷”为底本，不再区分纯散文和评论文章，以大散文的概念重新按照写作时间（辅以发表时间）排序，出版《汪曾祺散文全编》（全6卷），呈现一个更加接近历史现场的汪曾祺的散文大观园。 《汪曾祺散文全编》收录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散文作品，收入作者自1941年创作的散文、谈艺类文章，共计553篇。较之原来北师大版全集新增佚文100余篇，尤其是汪曾祺早期创作的不少珍贵的散佚作品被发现，诸如《昆明的叫卖缘起》《烟与寂寞》《读读后》《尊丑》《飞出黄金的牢狱》《灌园日记》等。

《聊斋新义》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汪曾祺改写了《聊斋》里的13篇文章，写成了自己的《聊斋新义》。他说，自己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而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本来就是相当现代的，蒲松龄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思想，令人惊讶。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汪曾祺选了另外一条路——把旧的创造出来了。汪曾祺动笔，不是大刀阔斧地改，但给故事埋下了突出一条岔路般的未尽之意。新书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重构、提升了聊斋原著故事，让这本古代小说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魅力，散发出更多时代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