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须出处”｜《清平乐》苏轼上线
一．
《清平乐》苏轼上线，报上名讳，“在下眉山苏轼，字子瞻；弟弟苏辙，字子由。”
欧阳修赶忙还礼：“你就是苏轼？”颔首称赞，“好文章，好文采。”“老夫倒是有一事好奇，不知能不能请教子瞻？”伸手压下苏轼的诚惶诚恐还礼，“你这个礼部试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老夫遍查典籍，怎么也找不着出处啊。”
苏轼施礼：“何须出处。”
“杜撰的？”
“论事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所用，何况亦真亦假的典故。”
“何须出处……何须出处……”欧阳修击节叹赏，“文以载道，又何必言必有出处，狭隘了，是老夫当初狭隘了！”
苏轼画像丨赵孟绘
欧阳修遍查典籍不得的“典故”，出自苏轼初为欧阳修赏识的科考之文——《刑赏忠厚之至论》。
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跟随父亲苏洵从四川眉山来到当时北宋的都城洛阳参加科举考试，一同参加考试的还有他弟弟苏辙，以及曾巩，三人都在后人所称道的北宋散文六大家或者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那一年的科场主考官是欧阳修，还有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而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杨万里《诚斋诗话》记载了这件事：梅尧臣作为编排评定官，将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呈欧阳修。欧阳修对此典不解，问：出自何处?梅尧臣也不知。发榜后苏轼来谢座师，欧阳修询问这几句话于古书有何据?轼说，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中。欧阳修即查该书，仍然没有找到。之后他又问苏轼，苏轼解释说：“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所以欧阳修听了惊而言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弟弟苏辙说，其兄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本可名列第一的，因为欧阳修怀疑是自己弟子曾巩写的，为了避嫌，让这篇文章名列第二，谁知放榜不是曾巩而是他并不知名的眉山苏轼，这实为欧阳修之憾事。“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苏辙《仁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苏轼《行书杜甫堂成诗卷》
二．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六百来字的短文，阐明了作者以仁政治国的思想，主张“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忠厚之至”。为此首先就要做到赏罚分明，有一善即赏，有一不善即罚，宜重赏而不可重罚。对于这屿说法，梅尧臣认为有“孟轲之风”。
《孟子》之文平易而畅快淋漓，这正和欧阳修古文风气吻合。欧阳修倡导平易自然文风，反对浮靡华艳文风，彼时正配合范仲淹等人的政治革新运动，掀起诗文革新运动，对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施以重拳。苏轼这篇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使人耳目一新，正合欧阳修之意。
欧阳修在北宋中期文坛上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继承两百多年前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和推进的古文运动已兴复衰的未竟之业，弘扬汉语的精神发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大倡“古文”，使之“遂擅天下”，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
欧阳修《灼艾帖》
“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肯定了欧阳修于国于民、于政治于文学的重要作用。苏轼继承了欧阳修的斯文道统，并以他举世难再的才华加以发扬光大，“他的理论主张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欧阳修成功挖掘西蜀三苏这样的奇才，苏轼一生都感激能够成为他的门生。他们从最初的考生与考官，到后来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渐成知己。苏轼的成就，得力于欧阳修的巨大推力，又更在欧阳修之上。“苏轼之于欧阳修，犹欧阳修之于晏殊，皆由门下开拓，不拘师法。”（钱基博）欧苏道统奖励学人积极发展自己所长，由扎实求学，依从本心喜好，形成自己的理念。
三．
欧阳修、苏轼文章学思想一脉相承，又有文法论主张的差异。
“简而有法”既是欧阳修一生文章写作最重大的心得体会，也是他心向往之的最高艺术境界。这一欧阳修心目中超凡入圣的述作标准，是《春秋》，“‘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所谓“文省而事备”，正是文章“简而有法”之效。
作为身兼史家的文章家，将《春秋》悬为最高标准，标榜“简而有法”，一味求简以期文章传于久远，难免将写作导向法度森严而乏天机骏发、意趣横生之妙的“定法”圈套中。无论是欧阳修私人撰写的《新五代史》，还是他与宋祁主持编修的《新唐书》，都因不适当的删繁就简而招致人们讥议。
苏轼的文法论否定了欧阳修的“简而有法”说，它叫“辞达而已”。他直接以《论语》孔子原话标榜自己的文法论：“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 ‘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圣人之意未必然，“想当然”的苏东坡之意何必不然。苏轼此番言论再一次印证了欧阳修对他“善读书善用书”的断言。
经过苏轼别出心裁的阐释，从“辞达而已”一步转到“求物之妙”上，苏轼非但借此论证了辞达而已作为文法标准的合理性，也由此走出了笼罩在文学之上的经学阴影，将其文章学的重心完全放在了艺术规律的揭示上。
既然能否让事物“了然于口与手”成为决定艺术成败的关键，那么，该如何让事物“形于手”? 苏轼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出的创作心法是: 随物赋形。“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将佛家修行的“无为法”移入儒家至圣先师的“辞达而已”，进入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才能领略的高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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