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不管是家事国事天下事 我都要写诗
欧阳修自嘉祐二年（1057）至治平四年（1067）在京期间，无论是诗歌互答，还是书信寄赠，数量都非常多从内容上看，主要可以分为“因事而作”和“.以情而为”。“因事而作”是欧阳修寄赠诗文中最常见的内容之一。而这“事”既包括一些日常的生活小事，也包括关乎国家朝政的大事。首先，日常生活小事，主要有回复一些后辈学子的求教问题，向友人引荐自己的门生，感谢友人馈赠礼物等。嘉祐二年（1057）徐无党屡寄诗文，请教为文之道，欧阳修遂在回信中，向其阐释了自己的理解：“然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使简重严正，或时肆放以自舒，勿为一体，则尽善矣。”（《与渑池徐宰六通》六）
嘉祐三年（1058），李端愿自慎县寄赠“浮槎水”，欧阳修为感谢而作《浮槎山水记》惠之，并于书信中赞称此水甚佳：“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岂减惠山之品？久居京师，绝难得佳山水，顿食此，如饮甘醴，所患远，难多致，不得厌饫尔。”（《与李留后八通》八）同年，王举正自洛阳寄赠牡丹，欧阳修回诗《谢观文王尚书举正惠西京牡丹》以谢之：“尚书好事与俗殊，怜我霜毛苦萧飒。赠以洛阳花满盘，□丽争奇红紫杂。两京相去五百里，几日驰来足何捷。紫檀金粉香未吐，绿萼红苞露犹浥。谓我尝为洛阳客，颇向此花曾涉猎。”并引发对洛中旧事的回忆：“忆昔进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属尽贤俊，洛城池□相连接。”其实，欧阳修与王举正天圣间即在京相识，然庆历初王举正任参知政事时，欧阳修等以其懦默不任事，而乞范仲淹代之，而王举正更因此事而自请外任，可以说曾经间或有隙。然，多年后，能以花惠之，确属不易。
嘉祐六年（1061），秀才焦千之赐同进士出身，因其为欧阳修门人，且跟随多年，所以特向正出知惠州的好友赵槩推荐，望能安排一个州学教官的职务：“焦千之秀才久相从，笃行之士也。昨来科场，偶不曾入。其人专心学古，······俟有宠报，决其去就也。谨于递中布此恳。”（《与赵康靖公九通》三）并叮嘱友人“焦秀才事荷挂念”（《与赵康靖公九通》四）。
其次，国家朝政大事，主要表现在欧阳修与友人的寄信中，多次交流对时政的看法。如《与吴正肃公十三通》（九）中谈到“磨勘”新制的问题，并询问吴充的意见：“昨见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审官举行磨勘。朝士唧唧，皆为不便。某亦思之，有数节未便，盖为害甚广。然不知长文曾留意否，始初莫与建议否？欲有所陈，未敢，先此咨问，幸思而见教。”《与王懿敏公十七通》（三）中谈到科举的改革问题：“某昨被插入省，便知不静缘累举，科场极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权贵人家与浮薄子弟多在京师，易为摇动，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颇当实材，既而稍稍遂定。”《与王懿敏公十七通》（十四）中劝告刚出任许州知州的王素要“无为而治”，享受为政之乐：“受署方初，宜少烦条教。
吏民既已蒙惠，则湖上清旷，浩然放怀，可以遗外世俗区区可憎之态。”《与李留后八通》（七）谈到当今“冗官”的问题：“辄以近岁贠多滥选官以人轻，遂至学士例为兼职，用此为得以恳辞。”“以情而为”是欧阳修寄赠诗文的另一个主要内容。而这“情”既包含了对友人的关切、问候、思念之情，也包含了自己的渴归之情。首先，关切、问候之情。纵览欧阳修的书信，可以发现，这种对他人之“情”，主要表现在使用一些言语，如：“不审寒来，体履如何”“不审酷暑以来，尊候何似”“秋雨早寒，不审尊侯何似”“不审秋凉，所履何似？”等，对他人进行慰问。
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接赵槩书信，言母病重，遂于回信中向其表达了慰问之情：“昨辱书，言郡封不安，劳虑医药。数日前，闻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怀，何以堪处！无由陈慰，徒用瞻仰。”并以“浮图”之说，宽慰他“少宽哀苦”：“叔平素喜浮图之说，死生之际，固已深达，兹顾未能顿至无念，谅用此，可以少宽哀苦之情尔。”（《与赵康靖公九通》五）
治平二年（1065），吴奎以父丧罢枢密副使，因不食荤腥而日益孱弱，欧阳修又致书慰问，并以曾居颍服丧之例，劝其间食荤味，保重身体：“贤郎来，因得闻动静，粗慰瞻企。然而倚庐远去城邑，饮食非便，亦承脏腑不调，谅由蔬食所致。某向居忧于颍，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岁，犹未平复。此在典礼，亦当从权。前时傅侍讲还朝尤病，甚有赢色，久之方复。公奉侍慈颜，尤当勉强，间食少荤味，以养助真气。”（《与吴正肃公十三通》十二）
同为薛奎之婿的陈力，家遇丧事，欧阳修亦特寄书慰问，表达哀悼之情：“承有家讣，贤姊有事，窃惟悠痛。老年亲戚间，不免时有烦恼，人生常理只如此。时暑，千万节哀宽中。无由奉慰，来日令儿子至寺中也。”（《与陈比部七通》一）其次，思念之情。欧阳修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外任之友的寄书上。嘉祐四年（1059），冯京自扬州移知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欧阳修因久未得消息，而致书一封，表达思念之情：“自承移镇合肥，尝一得奉状。其后区区更阙附问······伫俟来归，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与冯章靖公八通》二）
嘉祐六年（1061）前后，韩绛出知蔡州，旋即又授翰林侍读学士，知庆州。欧阳修在寄给他的书信中，通过叙述蔡襄、王素归后之貌，表达出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君谟自南归，皤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当安也。仲仪顽健如故，惟不能屡相见，交游索漠。子华岂当久外，何时来归？未间，因风时枉数字。犹足以慰衰病之怀。”（《与韩献肃公一通》）再次，渴归之情。欧阳修在关切、慰问友人的同时，还常常谈及自己老来身体多病，而诉说渴归之情。
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在答张方平的信中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某一尝患两手中指挛搐，为医者俾服四生丸，手指虽不搐，而药毒为孽，攻注颐颔间结核，咽喉肿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销释。衰朽百病交攻，难堪久处兹地，渐欲谋为退缩，得免罪戾。”（《答张学士四通》一）并由此慰问友人近况，同时表达出老来乞归之愿：“午漏声初转，归鞍路偶同。买地淮山北，垂竿颍水东。稻粱虽可恋，吾志在冥鸿。”（《下直呈同行三公》）同年，《新唐书》编撰完成，欧阳修再次向友人提到，因身体衰病，望进呈是书后，得以南归：“某以衰并无堪，自解秩天府，于今一期，正以《唐史》残编为累。今幸成书，不久进御，遂当南去。”（《与冯章靖公八通》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