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逆境中走出的胜者——记俞平伯先生
著名的红学大家、散文家、诗人、古典诗词研究专家俞平伯先生，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他生于1900年1月８日，逝于1990年10月15日，享年91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标准，他已跨进了长寿老人的行列，业内人爱称其为“平老”。他能够取得学术与年寿的双丰收，是与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着重大的关系的。平老是清代著名经学大师俞曲园老人的重孙，曲园老人就曾有“九秩衰翁灯影里，口摹笘帖教重孙 ”之诗句。其父俞陛云(阶青)为清光绪戊戌科探花，学问都很不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就出版过俞陛云所撰的《诗境浅说》一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深受国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学问人生，能从曲曲折折中走过来，仍然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俞平伯
每当人们看到“俞平伯”三个字，只要稍懂一点历史的人，自然会想到他因研究《红楼梦》而于1954年受到了一次狂风暴雨似的、范围广、密度大的批判。本来他研究红学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学术问题，却被拔高为政治问题，扣之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方法”的大帽子。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在那段时间里，俞先生忙得晕头转向，其任务就是“赶会”—那里有批判会，就被“邀请”到那里参加，并“接受”批判。而这一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一直持续了32年，迟至1986年才给予改正。
这一厄运要是落在一般思想脆弱的人身上，就会像一个时代的梦魇，如大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自己的胸口，说不定会挺不过来。可平老在被批判后的长长三十多年里，书照常读，研究照常搞，成果照常出，并寿至91岁高龄。个中因由，很值得探究。我浏览过一些有关平老的材料，经过梳理，我认为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去寻得答案。
从内因方面看，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他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纷繁复杂的世事，做到大喜不喜，大怒不怒，使心境宛如没有风浪的平静湖水，把矛盾化解干未萌之时，这是他得以长寿的一个重要内因。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1月20日，借“庆祝俞平伯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会”之机，由胡绳院长在会上庄严宣布为俞平伯1954的遭遇彻底平反。
因为期盼了三十多年的河清之日终于到了，平老的亲属、学生、朋友以及与会者，均无比高兴，欢呼雀跃；可作为当事人而坐在主席台上的平老，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又好像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过。再比如，平老在1954年遭批判时，被别人扣上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方法”的帽子，时至“文革”期间，其帽子进一步扩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并被隔离审查、批斗游街、人身侮辱，对于这一切，在平老的日记中，一句抱怨的话也找不到。如果落在一般脾气不好的人身上，就会气愤，就会恼怒。而他的日记，就正如他的为人，从不发牢骚，更不会议论别人。
这种平和的心态，是有利于养心的。《钱公良测语》中就曾这样指出：“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养心。”中国传统的养生学认为，要健康长寿，首先要善于养心。而养心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七情，不让它波动过大；而七情中，特别要控制好怒与喜，不让它太过。《养性延命录》早就告诫世人：“喜怒无常，过之为害。”平老能够取得如此高寿，是同他善于控制自已的喜与怒，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因为，一个人做到大喜不喜，大怒不怒，就说明他的情绪非常稳定，各种思想矛盾就难以产生，机体的各个系统就处于非常和谐的状态，这有利于各系统的协调运转，促进人的身心健康。
其二是，以乐观的精神面对苦难的人生，既不怨天，又不尤人，从苦难中寻找自己的快乐，使快乐永远伴随着自己前行，这是他得以长寿的另一个重要内因。他自1954年被批判后，他所住的老君堂，登门拜访的人不是没有，而是极少极少，真可谓门可罗雀。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不消沉，不自寻烦恼，而是钟情于两件事。一件事是，读书、研究、著述，从他被批判后到“文革”前这段时间，其研究工作并没中辍，这是后来陆续有研究成果出来的原因。另一件事，是寄情于昆曲。他夫妇俩都喜爱昆曲，每周都定时请笛师上门伴唱。唱得高兴时，即使有客人上门拜访，他俩也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
每年，一到夏天他俩都抽出时间，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带上晚辈和笛师，备好吃喝的东西，租上一条人工摇的乌篷船，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昆曲，一舒心中的快乐。他此一举，还引来不少游客围观与喝彩，更使他喜在心头。“文革”初期，他被放到文学研究所的“牛棚”里进行改造，早出晚归，每天晨起从家中带饭至所，中午在炉子上略热，即食；饭后，并三张椅子便睡。这样的生活，平老并不以为苦。有一首他撰的纪实小诗为证：“未辨饔飧一饱同，黄绵袄子暖烘烘。并三椅卧南窗下，偶得朦胧半忽功。”诗中的“饔飧”，指的是早餐和晚餐；“黄绵袄子”，指的是冬天的阳光。你看，平老随遇而安、豁达乐观的精神，从诗中充分流露出来了。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的人文精神。
在“牛棚”中，也不是时时作检查、搞批斗的，也有短暂闲暇的时候，“黑帮分子”中的一些活跃分子，知道平老喜唱昆曲，但不敢“烧”他唱，怕被指是恢复“四旧”,便请他为大家唱首“革命歌曲”，平老并不推辞，真的唱起了“长江滚滚向东方”，唱了好一阵子才停下来。当时在场的蒋和森日后作了这样的回忆：“他那苍老、沙哑的声音回荡全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俞平伯自己似乎也很开心，像个孩子似的和大家笑在一起。”你看他竟然苦中作乐！结束“牛棚”生活后，他于1969年11月至1971年1月，又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在“干校”继续改造。到农村后，先后搬了四次家，最后才在东岳集住下，并寄居于一个姓顾的农民家里。他所住的那间房子，是长仅二公尺多，宽不足一点五公尺，有“门”无窗，四壁透风的茅草房。那扇以芦席为之的门，永远是半开半掩的。
住的是如此简陋，还得去做积肥、翻地等重体力劳动，后来考虑到他已进入古稀之年，才留他在屋里做捻麻绳的较轻体力劳动，但无论叫他做什么劳动，他都一样那么愉快。改做捻麻绳劳动后，他就写下了《绩麻》一诗，诗云：“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从此一诗中，不难窥见他当年的心境，尽管生活十分艰苦，却没有半点愁怨，即使是随手写出的诗句，也十分清新明快，充满着生活情趣。在农村劳动的那些日子，平老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劳动之余，或去赶集，或去聊天，就像他们中的一员那样。故留下了“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乡”之诗句，这正好反映出他乐观豁达的性格。
正是这种良好性格，帮助他度过在农村那段艰苦的时光；1971年1月，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他与何其芳等11位国内知名学者被调回文学研究所，重新回到他所钟爱的学术研究岗位。如果要找出平老长寿的另一个内因的话，那就是乐观豁达的性格。正如《荀子》中指出：“乐易者常寿长。”就是说，乐观的人容易长寿。不但是中国学者有这样的看法，外国学者的看法亦然。英国的培根就曾指出：“经常保持心胸坦然，精神愉快，这是延年益寿的秘诀之一。”假若要追问：乐观的人何以得长寿呢？《安份吟》作了这样的回答：“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宽，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这就告诉人们：一个乐观的人，就会心宽体胖，身心都健康，疾病就难以入侵，就可获得长寿。
从外因来看，平老自1954年被批判后，紧接着全国又批判胡适，以后各种批判接踵而至，工作、生活的大环境并不好，可幸他所处的小环境尚不错，这是他得以长寿的外因。我们知道，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接触最多的无非三部分人；工作单位的同事，特别是领导，此其一；兴趣爱好相投的亲朋，特别是知心好友，此其二；家人，特别是夫妻，此其三。
下面，就依此次序，看看平老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他幸遇上一个好领导。平老自建国初期从北京大学调到文学研究所后，何其芳同志一直是他最直接的“顶头上司”。虽然，从文学所成立至1958年，所长是郑振铎兼，但因郑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主要精力放在文化部，何其芳实际上是主持所里日常工作的副所长；1958年郑振铎因出访飞机失事去世，何其芳即被任命为所长，直至他1977年去世。
何其芳是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所长，加上他为人正直、秉公办事、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因此，在平老遭难的日子里，他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客观上对平老起了保护作用。下面，略举数例，以为说明。
例一：平老1954年是那场批判运动的重点对象，受到如此猛烈的火力攻击，而仅隔两年，国家便于1956年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在文学研究所这样的研究单位，工资的高低是与职称的高低成正比的。文学所是英才汇聚的地方，但比较而言，达到国家一级研究员水平的只有钱钟书、何其芳、俞平伯三人，但何其芳为了确保平老评上，在报批时，主动将自已降至国家二级研究员上报，可上级最后批下时，还是将上述三人都评为国家一级研究员。如果平老身在其他单位，他还能不能荣受如此待遇，殊堪怀疑。透过此事，使平老甚为感动。
例二：有一图书馆藏有某部《红楼梦》抄本，极为珍贵，平老从爱护祖国文物的角度考虑，曾于1954年前后，写过一封信给此图书馆，建议他们应作为特殊的善本对待，细心爱护，不宜随便借出，以防损坏。这本无丝毫的恶意，孰料被某一新闻单位的一位编辑获悉，竟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加油添醋，大加挞伐，并扣之以“垄断资料”的大帽子。恰好在此时，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有份刚起草好的报告，送何其芳阅后提出意见，何看到报告中也提及此事，他便在报告中添了一段文字，对此事予以澄清，后来报告公开发表时，何的那段文字赫然在内，替当时处境极之困难的平老，作了重要的辩白，使其不再蒙受不白之冤。
例三：平老在何其芳主持文学所工作期间，没有受到岐视和压制，仍然享有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仍然享有发表自已学术研究成果的权利，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氛围下，在文学所这个小天地里，仍能保持着这样民主的学术空气，是很不简单的。这与何其芳的胆色与勇于担当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以发表平老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例，就是最好的说明。平老自1954年受批判后，到“文革”前的日子里，共发表了学术论文17篇。其中14篇发表在由何其芳任主编，或由文学所主办、领导的刊物上；另外3篇，2篇发表在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办的刊物上，只有1篇发表在院外的刊物上。
由此有理由这样说，如果没有何的创议、推荐或催促，在上述这样的刊物上公开发表署名俞平伯的学术研究论文，是不可能有那么顺利、那么带连续性的。特别是《<蜀道难>说》的巧编发，更显出何其芳的良苦用心。平老那篇论文，是同何其芳《论〈红楼梦〉》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的同一期上。
客观地说，无论从文章的质量上，或分量上，何的文章都应当放在头题发表。因为，何的那篇论文是他扛鼎之作，字数多，内容丰富、深刻，对学术界会产生影响，完全有理由放在首篇的位置上发表。可出人意料的是，何却把自已的那篇文章放在第二的位置上，而把平老那篇论文放在首篇的位置上发表。
从这一件事中，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问题来：何的虚怀若谷，和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替平老扩大影响，以恢复他的名誉。所以，平老的一位晚辈同事，一次与几位要好同事闲聊时提出：假如平老不是在文学所工作，而在其他单位上班，或在大学里教书，那几年他的日子好过吗？假如平老碰上的不是何其芳这样的好领导，他还能心情舒畅地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吗？他还能向社会、向读者源源不断地贡献自己的研究成果吗？大家听了他的一连串提问，只回答了一句话：“这真是平老不幸中的大幸！”正因为何其芳以自己的宽厚、真诚，赢得了俞平伯的充分信任，从而两人成为好友和知交。平常，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互相关心。
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因心脏病和晚期胃癌与世长辞，平老悲痛欲绝，因当时正在病中，无法前去送别，他在病榻上写了致何其芳夫人的唁函。他说：“以数十年之友谊，在近期尚讨论诗歌，书翰往返，不意顿隔人天，悲痛如何！因病不能参与追悼大会，尤感歉疚，祈勉节哀思，谨此致唁。”悼念之情，令人感动。在何其芳逝世10周年时，他再度写了《纪念何其芳先生》一文，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
平老深情地说：“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并称颂他“以内行的身份，从事领导工作，尊重知识，选拔人才，方使文学所在一九五三年以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芳先生的贡献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对何其芳同志最真诚、最恰当的评价。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平老遇上了何其芳这个好领导，才使他顺利地度过被批判后那段十分艰苦的日子，取得学术和年寿的双丰收。
二、他结交上一批知心好友。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人出到社会，你结交上的朋友，不但在你顺利时帮助你，而且在你困难时也帮助你；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你，更主要的在精神上帮助你，这就称得上知心好友。
平老在学术界就结交上了这样一批知心好友，比如郑振铎、何其芳、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许德珩、黄君坦、章元善等。这些朋友，都是有几十年交情的知心好友。1954年平老被批判时，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时任九三学社主席的许德珩先生，是他北大读书时的老学长，考虑到平老可能会出现一些思想问题，马上派出两位副秘书长孙承佩、李毅前去他家看望，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其在精神上得到慰籍，不因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中辍对《红楼梦》的研究。
在此期间，平老修正了由他辑录评注的八十回本《脂砚斋红楼辑评》，并于1960年出版了修正本；1957年，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接着完成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订工作，并写了序言；1963年，在纪念曹雪芹诞辰200周年之际，平老又热情满怀地写了《<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的学术论文，并在国内有影响的《文学评论》上发表。
之后，还陆续出版了《唐宋词选释》等一系列词学研究著作。平老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停下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同朋友的关心、帮助有极大的关系的。在平老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在大多数人都对他敬而远之、退避三舍的时候，他的知心好友王伯祥置一切于不顾，继续登门拜访，并相邀同游什刹海，对饮于湖畔的“烤肉季”。好友王伯祥的来访，对于那时处于“交游寥落似晨星”的平老来说，真是给他精神上的莫大的喜悦。叶圣陶先生也是与平老保持了数十年交情的好友，他俩无论碰到怎样的境况，都保持往来。
晚年时，虽同住北京，但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不能经常来往，当面交谈，他俩就选择书信这种形式，互通音问，袒露心迹，以解寂寥，这给两老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恰如圣老所言，他们的通信“畅怀倾吐，如见肺腑，贤于博弈，真得上娱者”。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平老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知心好友，帮助他度过了那艰难的日子。
三、他有一个细心体贴自己的好妻子。平老与妻子许莹环自小青梅竹马，结成伉俪后，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平老考虑到自己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事业上，无暇顾及家庭事务，他放手让夫人处理家事，一切事情尊重她的意见；而妻子为了让丈夫一心扑在研究学问上，不使他有一丝一毫的分心，主动地把家庭的大小事务担当起来，并细心地照顾不善于料理生活的丈夫的起居饮食，将家里的内外事情都处理得妥妥贴贴。遇到犯难之事，则相互关照。
比如，当平老患难时，她为他分担：1954年平老受批判，她从旁劝慰；“文革”被批斗的那些日子，每天她非要等到他回到家后才放下心来；平老下放到农村“干校”劳动改造，她主动相随同去，为他料理生活。正因为平老得到夫人的理解、关怀、支持，才使他一路顺利地走过来。故此平老说，如果没有夫人的支持，“我很难说经受得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实在那时，我受的罪比她多，但正因为有了她，我才能坚持住。”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如下两件事：第一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为他平反那天，平老特意戴上了结婚戒指，那是70年前夫人送他的结婚纪念物。何以这样做呢？因为其夫人已去世，此时见到戒指就如同见到夫人，好让夫人和他一起听到平反的消息，和他一起分享这来来不易的喜悦。第二件，中国社科院为纪念俞平伯从事学术研究活动65周年，准备出一本纪念文集，编辑约平老的外孙韦奈写一篇文章，韦奈征询外祖父的意见，他沉思一会儿说：“就写写你外婆吧！”此举的用意，无非是向人们说明：没有夫人的理解、关怀和支持，我俞平伯在学术上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从上所述可见，平老工作、生活的外部小环境还是很不错的。这就是他得以长寿的良好外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既然平老具备了这样良好的内因和外因，就为他获得长寿提供了根据与条件。可见，平老得以长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