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塞林格：他在这个世界 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1952年11月，即《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的次年，塞林格摄于美国纽约。摄影/Antony Di Gesu
百年塞林格
被“争夺”的文学偶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本文首发于总第893期《中国新闻周刊》
来参加塞林格作品分享会的时候，一位嘉宾带了好几种版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是自己珍藏的，叠成了一摞。最底下是他正在翻译的一本《塞林格传》，红皮包装，七百多页。这本书的内容还被拍成了一部同名的纪录片，在2013年面世，外界评价褒贬不一。
提到传记的时候，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就坐在旁边。他曾是一名演员，现在是塞林格基金会的负责人，认识那本传记的出版方，也认识纪录片制作公司的制片人。塞林格的纪录片出来之后，马特没有明确表示什么。他知道，任何的批评，都可能成为对方宣传的噱头。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了。1974年，市面上开始流传一个盗版选集，收录了塞林格早期的22篇小说，让这位作家大为恼火，甚至聘请了律师。1986年，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即将面世，并且引用了一些塞林格的私人信件。这使得他诉诸公堂。2009年，一部被认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续书的作品在英国出版，促使塞林格和他的基金会不得不再次提起诉讼，制止此书在美国的面世。
我的父亲打了很多场官司，因为很多的人都试图利用他，这些官司对他来说都不轻松。他其实不是很担心钱的问题，但是这些官司本身让他非常耗费精力。马特·塞林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塞林格逐渐退出公众的视线，在乡间居住，他的形象却因此成为了公众探索和想象的目标，不断有人试图闯入他的私人领地。塞林格本人则坚决守护着他为自己设下的疆界，拒绝与外界合谋。由此，相关的传记小说和轶事传闻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最终构成了一个传奇作家的遁世神话。
2010年，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J.D.塞林格去世，给长达五十年的争夺画上了一个句点。然而，关于他的疑问并没有结束。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一直在写作，只是没有出版。今年是塞林格100周年诞辰，作为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的马特来到中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给了外界一个确定的答复：那些手稿和素材还在整理，未来将会出版。
马特今年59岁。他出生的1960年，父亲塞林格正处于写作事业的巅峰，美国社会已经见证了青年人的疏离与反叛，《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成为了许多青年的精神化身。
如今，对于许多人来说，塞林格是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那个精神偶像，是写出《九故事》的天才作家，也是退居山林的先知和隐士。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塞林格的形象变成了有诸多怪癖的遁世者，有过年轻的情人，始终无法从战争和爱情中解脱，试图在宗教和冥想中寻找答案。
但在马特的世界里，塞林格是那个让他感到亲近、甚至崇拜的父亲，虽然有时挺难对付，但其实很友好，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跟农夫和屠夫也能聊到一起去。和笔下的人物一样，他的父亲不接受世界的规则。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塞林格。他将精神的一部分留给了霍尔顿，此后的数十年，他将自我的另一部分锁进了那个无人知晓的暗室。在跟这个世界“争夺”塞林格的过程中，虽然他的姿态常常显得坚决，但他的矛盾和沮丧也并不少见。
偶像的暗室
当许多媒体都在为接近塞林格而不得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颇为意外的决定，接受一名高中女生的采访邀请。这是在1953年，距离《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过去了两年。这部小说的畅销让塞林格无法继续过普通人的生活。为了躲避纽约的名利圈子，他搬到了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里远离尘嚣。
对塞林格来说那段时间很幸福。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在这一年出版。塞林格与周围的邻居相处融洽，与当地的年轻人也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一起外出旅行。他跟青少年待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仿佛回到了从前。
就在这时候，这位名叫雪莉·布兰妮的高中女生联系到了塞林格，希望可以做个采访，她声称这是学校布置的一个作业。双方约定见面，一起吃了午餐。布兰妮开门见山，但她的问题并不深入，主要围绕作家的生活和写作经历。
塞林格一一作答。1919年，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但对于许多具体的家史，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他的父母不断跃升到纽约富人阶层，一些犹太背景被不断重述和修改。母亲对他很宽容，父亲则一心在生意上，对塞林格的艺术梦想不屑一顾。1934年，塞林格即将16岁，被父母送到福吉谷军事学校，他们认为儿子需要一个严格的环境，塞林格在这里开始尝试写作。
那后来是怎么走上职业写作的道路的呢？布兰妮问道。塞林格说，他在193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遇到了文学道路上的良师益友惠特·伯尼特。伯尼特是《小说》杂志的编辑，在学校里教授短篇小说写作。这一年年末，塞林格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为《年轻的伙伴》，写的是上流社会大学生的空虚生活。在1940年年初，这篇作品发表在《小说》杂志。塞林格的文学生涯由此有了开篇。
这一年年末，塞林格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这个长篇最终变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1941年，塞林格将小说的一个章节单拎出来，取名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小说主角叫霍尔顿，也就是后来《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小说里，霍尔顿痛恨学校，也恨纽约生活。他的反叛形象已经确立，只是还没有自己的腔调。
接下来，布兰妮问到了战争。不错，塞林格在1942年入伍，后来进入反情报部门，两年之后被派到欧洲战场，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抢滩登陆的时候，他的身上就带着《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手稿。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正是在战争胜利前后，加上婚姻的裂痕，塞林格出现了疏离他人的迹象。
一封当时写给作家海明威的信件保留了下来。塞林格当时在德国纽伦堡，负责甄别战犯，遣送难民，“并没有什么大的状况，但总是有一种持续的沮丧感笼罩着我。”他这样写道。
塞林格想离开军队，这样可以全身心地写东西。他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一部很敏感的小说，很可能就是后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一部戏剧，也跟霍尔顿有关。塞林格还想排演这部戏剧，他自己来扮演霍尔顿。
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是你自己吗？布兰妮终于问到了点子上。塞林格犹豫了一下，他没有正面回答。“写完之后我如释重负。我的少年与小说里的男孩几乎是相同的。把这些告诉读者之后，心里很舒服。”塞林格回答说。
在小说里，霍尔顿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他学习成绩极差，多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由此成为了一个被放逐的少年，独自坐在山顶上，遥望那个虚伪的世界。为期三天的游荡过程中，霍尔顿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站在成人和童年的中间，把世界分成了两半，真诚的和虚伪的，但又充满矛盾。
霍尔顿的弟弟天性纯真，却因病去世。他还有一个妹妹，只有10岁，同样单纯。两人进行过一次真诚的对话，霍尔顿总是想象着，有一大群孩子在麦田里玩游戏，没有任何大人看着，旁边就是悬崖。“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霍尔顿说。
最关键的是语调，既是霍尔顿说话的声音，也是塞林格叙述时的语言风格，时不时出现脏话和俚语。至于故事本身，许多都跟塞林格的真实经历有关，霍尔顿读预科的地方就来源于塞林格读过的福吉谷军事学校。更何况，霍尔顿的性格也跟塞林格很像，常常显露出行为方式上的矛盾。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1951年出版，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塞林格也由此成为美国战后一代年轻人的代言人，模仿霍尔顿的言行举止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穿着风衣，将红色鸭舌帽反戴。
也有许多读者希望霍尔顿的创作者能站出来，回答他们的疑问，但塞林格试图重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原本住在曼哈顿的公寓，后来搬入了一个很普通的小房子，以苦行僧的风格装修了一番。在周围的人看来，新公寓漆黑一片，如同一个囚室。两年之后，他终于从纽约离开，在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找到了一个安宁的地方。
这时候，塞林格拒绝了无数的采访邀请，却接受了一个高中生的请求。不过，布兰妮的这篇采访最终出来的时候，不是写在高中要求的报告里，而是发表在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这家报纸很可能利用了布兰妮，通过她取得了塞林格的信任。文章的笔法有些稚嫩，还提到说，塞林格的面孔看起来像是外国人。
这让塞林格感到受伤。或许狡诈并不只是发生在成年人的身上，虚伪也并不只是在城市里才有。后来，当一些高中生来到他的农舍打探究竟时，塞林格坐在屋子里，假装自己不在家。几周之后，他在院子周围竖起了一道篱笆。
两年之后，塞林格在住所旁边不远处，建了一个专门写作的地方，他称之为“暗室”，也是从繁琐的家庭生活中分割出的一个私人空间，他也在这里打坐。
马特·塞林格，塞林格之子，塞林格基金会的负责人。摄影/Ali Smith
作家的电话
塞林格决定给《纽约时报》打电话。这让电话那头的记者拉赛·福斯伯格感到意外。那是1974年。当时，塞林格早已经停止了发表和出版作品。但他也并未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地离群索居，仍然关心着外界的变化。有时他会到纽约去，在一家名为戈瑟姆的书屋停留。他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格外注意，这让塞林格觉得挺新鲜。他跟书店老板很熟，经常一起谈论东方哲学。
书店老板后来跟塞林格的传记作者保罗·亚历山大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有一次，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将棒球帽反戴，就像霍尔顿那样，一进书店就赶到连环画专柜旁，而塞林格则消失在宗教书籍的后面。
对于宗教的兴趣从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一开始只是宿命论，后来达到了宗教信念的程度。在写完《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塞林格又陆续出版了《弗兰妮和祖伊》，以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塞林格的写作越来越呈现出重视精神层面的倾向，他的影响不断扩散，甚至给年轻一辈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此同时，“垮掉的一代”走到台前，塞林格被推到了先知的位置。
他再一次成为粉丝们追逐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了解他的私生活，媒体助长了这样的好奇心。如传记作者所说，媒体的文章把塞林格描述成一个写作的苦行者，让塞林格逼进一个他自己也未必喜欢的隔离状态，神话变成了事实，甚至是诅咒。1965年，塞林格最后一次发表作品，在自己的世界之间竖起了篱笆。
然而，将近十年之后，篱笆里再次出现了陌生人。纽约的那位书店老板发现有人试图推销一本盗版选集，里面收录了塞林格早期的21篇小说。那个人看起来有些文化，但很嬉皮，自称是塞林格的粉丝，坚持认为这些作品应该被大众知道。书店老板立刻联系了塞林格本人，提醒他注意此事。这21篇小说写于1940-1948年间，发表在《星期六晚报》和《纽约客》等报刊上，没有被后来的小说集《九故事》收录。
听到盗版选集的消息，塞林格非常生气。“我父亲当时跟我说，就好像你有一件大衣，特别喜欢，有一天把大衣脱下来放在衣橱里面，然后有个人来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把这件衣服偷走了。你可能会跟他说，把这件衣服还回来，这不是你的衣服，那是我的衣服。”马特·塞林格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长期以来，塞林格花费了很大精力来保护自己的作品和隐私，也强调不会出版这些早期作品。然而，长时间看不到塞林格的新作，还是促使一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将这些小说收录起来，印刷了大概两万五千本，推销到旧金山和纽约等地的书店。
塞林格联系了经纪人桃乐西，后者为此聘请了律师。律师认为，这些盗版书籍触犯了版权法，然而，塞林格并不想打官司，他知道，这等于主动上钩，甚至会成为新闻界的节日，而且诉讼意味着大量的精力投入。桃乐西给出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借助媒体的力量，让盗版书的出版者知难而退。桃乐西找到了《纽约时报》，这家媒体要求采访塞林格。
电话刚接通，塞林格就跟记者福斯伯格强调，自己只想聊一小会儿，最后却谈了半个小时。福斯伯格觉得，这位作家听上去“一会儿热情迷人，一会儿又疑神疑鬼，有些激动”。“那些都是我很早之前写的作品，从来没打算出版，就想让它们自生自灭。”塞林格跟福斯伯格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和沮丧，“我不是想掩饰自己早年的笨拙，就是觉得这些小说没有出版的价值。”
塞林格的表述并不全部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他曾经有过出版小说集的计划，那是在1944年，小说集拟以《年轻的伙伴们》为题，一共19篇，其中15篇是塞林格自己跟经纪人推荐的。
福斯伯格的报道最终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他在文章里提到，塞林格对盗版选集的编者和17家书店提起了诉讼，要求编者赔偿至少25万美元，书店的罚款则从4500元到9000元不等。
文章的末尾，塞林格承认自己还在坚持写作，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在上面。他的语速很快，必要时会出现停顿。最后，塞林格谈起了他面临的处境。“我自己的这种态度让我也吃到了苦头。在外界的印象中，我变成了怪异又疏离的那种人。但是，我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想要保护我和我的作品。”他对福斯伯格说。
报道发出之后，立刻起到了塞林格希望的效果。法院下令禁止发行和销售盗版选集，那些推销选集的人也消失了。当然，这并没有停止外界的好奇心，与塞林格相关的传说和故事不断增加，而他本人一直保持沉默。
拒绝长大的霍尔顿
2009年，塞林格迎来了他的90岁生日，而在他的虚构世界里，霍尔顿仍然是那个16岁的少年。塞林格身体虚弱，只能依靠手杖行走，而且，他几乎变成了聋子，这跟战争期间听力受到的损伤有关。一年前，他成立了J.D. 塞林格文学信托基金，每一部作品的处置权都由基金管理。
然而，一本新书出版的消息再次打破了塞林格的宁静生活。英国媒体《卫报》刊载消息，一本名为《60年后：走出麦田》的小说出版，9月份即将在美国发行。书里的情节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如出一辙，只不过主人公已经变成了76岁的老人，他漫步在曼哈顿的大街上，不禁让人想到霍尔顿的漫游。
经过了经纪人的一番对照，塞林格了解到，书里的很多场景和事件都跟《麦田里的守望者》雷同，语言和作风也没有变化。事实上，早在1961年，也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十年后，《纽约时报》曾把那种随意的叙述腔调归结为霍尔顿式的语言（Holdenese），不符常规，还夹杂着俚语。
塞林格想找到始作俑者，然而《60年后：走出麦田》的作者使用了笔名，叫作约翰·大卫·加利福尼亚，声称在柬埔寨乡间的一个废弃小屋里第一次读到了塞林格的小说。图书的出版社更加让人惊讶，出版物包括笑话书籍和色情画报。
在新闻界和读者的密集关注下，作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是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科尔廷。有媒体推测，科尔廷是故意站出来，企图引诱塞林格打官司，借此进行宣传。塞林格应战了。6月1日，诉状递到了曼哈顿第二区法院，塞林格没有亲自到场，事实上，整个庭审过程中，他都没有现身。
科尔廷的律师认为，《60年后：走出麦田》与塞林格的原作相距甚远，属于讽刺性的模仿品。他们反对塞林格将霍尔顿据为己有。而塞林格的律师则坚称，这本书是“不折不扣的剽窃”。外界的注意力仍然聚焦在塞林格身上，经纪人则公开表示，这位作家已经耳朵失聪，此前摔裂了臀部，需要依靠旁人搀扶，目前还在疗养中心。
这场官司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互联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评论和回忆文章。许多人描述其当年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受，那时他们可能还未成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眼中看到了不同的霍尔顿。霍尔顿是他们的精神化身，塞林格则是他们的偶像。
当然，许多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谁才是霍尔顿的真正拥有者。尽管塞林格拥有法律上的知识产权，但那些读者将霍尔顿看做是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即使过了数十年，依旧如此。对霍尔顿的“争夺”其实也是塞林格与外界之间的一次较量。
自从1951年问世以来，许多人曾希望能够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甚至是比利·怀尔德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也都被塞林格一一回绝。BBC广播公司希望可以将其拍成电视剧，最后也只能作罢。
7月初，法官做出了判决，认定《60年后：走出麦田》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未经授权的续集，并没有被告科尔廷宣称的那种原创性，禁止在美国境内发行。科尔廷提出上诉，随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美国四大传媒巨头联合起来，进行司法申诉，要求推翻对塞林格的有利裁定。塞林格数十年来的不合作终于换来了媒体界的反弹。
法院没有立刻做出判决，但塞林格已经开始失去对自己创造的角色霍尔顿的控制，不是因为别的，互联网的存在让禁止在美国发行的判决失去了实际的意义，美国的读者依然可以买到这本书。而且，对方将官司变成了宣传的噱头，《60年后：走出麦田》的封面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标志，写着“此书在美国被封禁”。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马特·塞林格最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2010年1月，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塞林格的家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塞林格指出，他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
传记作家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则表示，“我们坚持把我们崇拜的那些人抬高到脱离现实的高度，到后来我们又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高度感到不满，要把偶像的高度砍下来才痛快。”也因此，塞林格的公众形象开始分裂，他守护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不断与来自世界的各色目光进行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