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何猛烈批判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文章为首的“载道文学”？

自从近代西方文化里各种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来，文化界把中国古代的所有文章统统归入了一个外来概念“文学”。

从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开始，其长期猛烈批判以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文章为首的所谓“载道文学”。他提出，文学应当是“人的文学”，应当是以表现作者情感为目的，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根本。他认为“载道文学”是“无我”的，“非人”的，与现代文学的价值标准相背离。他所说的，用西方文化里的“文学”概念来衡量，或许有其道理。

然而，所谓“载道文学”压根儿就不应该被归类为“文学”。他批判的那些人，绝大部分是国家官员。他所批判的那些“载道”文章，大部分都是策论或思想，讨论的是国计民生，涉及社会伦理、民生、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等。周先生用国外文学的标准要求中国“非文学领域”的文章，有点驴唇不对马嘴，难道韩愈们每天写写吃喝玩乐、风花雪月，才算符合了你所谓的价值标准？

就好比中国公路系统每年发生的车祸数以万计，韩愈们关注的重点是总体。发生车祸的比率是多少？伤亡人数是多少？财产损失是多少？重大车祸比例是多少？是否可以通过改进道路系统或交通规则降低车祸发生率？

而周先生关注的大概是，从车祸里选择一起非常惨烈非常离奇的，经过适当的虚构，适当的艺术加工，写出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虽带有虚构成分，但仍可能是发人深省，有助于揭示道路系统的不足，通过改进或许会降低车祸发生率。

但是如果周先生就此大喝一声：“中国的公路上只有车祸二字。”未免是用感性代替理性，用个案否定全局。

周先生提出批评，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善恶，仁义道德，与其钻研道德文章，不如去读一读《昆虫记》。周先生大概是受了庄子的影响吧？不过庄子说无所谓是非善恶，是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说的。好比说太平洋上巨浪滔天，如果你站的足够高足够远，再看太平洋就是风平浪静，如果你站的更高更远，地球都快成了一个点，哪里还有巨浪滔天，连风平浪静也没有了。然而人是在正常维度下生活的，日子是要一天天过的，十几亿人每天是要吃喝拉撒睡的。如果你老先生走在大街上，一个人走过来一拳把你打倒在地，抢了你的钱袋就走，你觉得他是善还是恶？

周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即是人类”。这个口号除了显得很高大上，唯一的作用就是：解构中国人的传统社会伦理、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在一个各大族群生死搏斗的年代，提出这样的口号，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没脑子的二愣子。或许周先生只是在单纯的追求个人理想，然而你的言论恰好满足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需要。一个从主流思想到社会伦理，族群认同，国家认同，高度碎片化的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长期侵华战略梦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