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白：把我定位成女性主义写作者 是极大的窄化

林白（右）与郜元宝对谈“林白和她的时代”。

“这封面多好看啊，你看。”作家林白拿着刚由中信·大方再版的《玻璃虫》和《万物花开》对澎湃新闻记者说。这两本书分别首版于2000年和2003年，一直到今年中信出新版前，这两部书都没有再版过。这次中信出的林白过往作品系列中还有一本《北去来辞》预计将于8月出版。

“《万物花开》重新做一下我真的太开心了，我特别愿意把这书送给别人。”林白掩抑不住得意之作可以再版的兴奋。

新版封面上的肖像照片是2005年作家陈村给她拍的，一袭长发和长袍，乍看之下以为是潘越云。在有的照片里，她的外形搭配的标配之一是墨镜，给人以冷傲孤寂的感觉。而今年六十岁的林白，头发短了很多，但着装上依然是她偏爱的棉麻长袍，暗色系，宽松。

1990年代的林白以《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回廊之椅》《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等作品确立其作为“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等代表人物的地位，向内将女性经验书写到极致，这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林白。而作为她个人文学历程的林白，2000年后则凭借《万物花开》《致一九七五》《妇女闲聊录》等作品走出内心生活，俯身更广阔的大地，完成自己创作风格的转型。

林白本名林白薇，她在《玻璃虫》里借李管这个人物之口解释过什么要去掉“薇”字，以林白为笔名。“他说，林白薇，陈白露，这两个名字太像了。要是光听名字不看人，我真以为你是三十年代的交际花，就跟陈白露住在同一个饭店。”

林白觉得林白比林白薇更大气，而且这个名字没有性别指向。“作家的名字应该没有性别指向比较好。”林白说。

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普通话对于文学的伤害

采访林白之前，她刚从复旦大学“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的会场出来，她讲到会议召集人王安忆开场就谈到方言的问题。林白说她写了三十年，但一直是用普通话写作。林白很小的时候就有普通话崇拜，那时她觉得广播里字正腔圆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的普通话多么好听。

“小时候，我家在防疫站，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姥爷是画家，还和画家何香凝有交往，那时就觉得他们的普通话多好听啊。”这种对于标准普通话的崇拜，在当年的林白看来，代表了一种文明等级，她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生长在西南边陲广西北流的边缘身份，对于北京这个说普通话的文明中心一直心有向往。

林白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都用普通话思维写作，但这两年她开始意识到普通话作为文学语言不够丰富、对文学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一问题。

“我以前一直没太意识到我的普通话崇拜，这两年我才意识到普通话的规范对文学的伤害，这是我现在最困扰的问题”，林白说。

一个具体的契机是2016年，林白在香港浸会大学待了一个月。“我得演讲啊，我就有点害怕，作为一个非普通话地区的人，一开口，我觉得不对，因为这不是我的母语，马上大脑会一片空白。后来我发现我可以讲广东话，一紧张讲广东话就放松一些，那是我的母语。然后我就想，我的母语是乡下广东话。”林白所说的“乡下广东话”指的是广西北流一带的高阳片／勾漏片粤语。

林白说她写作时都得把广东话思维翻译转译成普通话写出来，但如果用广东话来写就会很奇怪，因为有的字就没有了。“比如普通话里什么这个词，乜嘢，你放上去就很怪”。

林白也谈到金宇澄《繁花》出版以来，引起的方言创作的争议。“但《繁花》也不是方言写作，你真的用上海话写的话，那会非常难看懂。现在也有一种论调，说要抑制方言。当年胡适问过鲁迅，假如用方言写《阿Q正传》会怎么样，鲁迅就说这样的话它的传播力、影响力会大大减弱，所以要不要方言写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不能完全是普通话，但又不能完全是方言。你要把方言改造变成文学语言，但同时你要有方言力，这个力太难了。”眼下的林白也陷入这样的困境，她开玩笑说虽然前三十年她没有意识到普通话和方言这个问题，“像我这种用蛮力写作的人，可能还有前景吧”。

谈到广西作家或广西经验与方言的关系，林白认为广西经验不见得一定要通过方言来表达，但她认为普通话太简单，从方言那里可以找到更多养料。

希望以后读者不要再把我和陈染绑在一块了

“最好新书的读者再也不要把我和陈染绑在一块儿了。”林白半开玩笑半无奈地说。

对于熟悉林白早期作品的读者，或对当代中国文学史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林白这个名字经常是和陈染这个名字相提并论的，论者通常将这两人视为“女性主义叙事”“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的代表人物。

时至今日，陈染已经从大众视线中消失多年，不再写小说，甚至去向都变成了一个谜，彻底变成了一个上世纪的传说。林白说她和陈染早年有私交，但现在已经没有联系。

陈染已经退隐，不再写作，对此，林白说不写也蛮好的。她反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写呢？我是因为生活没着落啊，我那时下岗之后一部一部地写，要不真的没有收入啊。”

1996年，林白从《中国文化报》下岗，变成无业“北漂”，而当时女儿尚年幼，为了养活自己养女儿，林白只能一部一部地写长篇。

“如果我像陈染这样不用养孩子，我肯定也不写了。”林白说，紧接着，她再重复了一句：不写很好。

对于林白来说，不写的话，就不会过度消耗自己。但对于写作在何种意义上是对于作家的消耗这一问题，林白认为应当两说。“写作都会是一种消耗，但有的时候你有一个兴奋点，生活中有一个亮点，也是一种吸取。所以说没有绝对的。”

问她今天会不会介意别人动辄把她和陈染放在一起比较，林白很坦诚地说：“当然介意啦，她比我更介意。我们都很介意，干嘛老绑在一块儿？李洱还跟我开玩笑，说我每个作品都是帮陈染写的，因为我很多作品都是跟她绑在一块儿，出来就是林白、陈染怎么怎么样。你这样陈染不高兴的呀，我也不高兴，所以很无奈。”

一开始林白介意老和陈染绑在一起，是出于一种作家普遍的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心理，而后来，她真正介意的是，如果永远把她和陈染放在一起，也就意味着把她定型成女性主义写作，而林白认为这是对她的窄化，她远远超过了这一范畴。

“其实我是阶段性的有那么一点儿，但是后来走了另一条路了”，林白说。林白说的“阶段性的那么一点儿”，可以用她写在《万物花开》的后记中的这段话来解释，即原先作品中的那种女性人物，她们“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随着《万物花开》的出版，这些女人“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

尽管林白自己不喜欢给自己的写作生涯分阶段，但如果一定要分，她认为前期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代表是第一个阶段，《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是第二个阶段，而《北去来辞》是两者的综合。“差不多三个吧，实际上自己这么分很傻的。”林白说。

而在林白的文学转型过程中，走黄河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走黄河，她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写完《玻璃虫》之后，林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组织下，与李敬泽等人一起走黄河。在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的一次对谈中，林白这样谈到她走黄河前后的变化。走黄河之前，林白一想到要应付那么多人，就怕得要命，她很怕人，而走黄河的经验让她俯身去倾听大地上人们的声音。

“那时我去开会，室内都想戴眼镜，这一步老跨不出去。现在没关系，想拍就拍，自己没那么在乎好看啊难看啊，然后就是内心变得明朗了。”

木珍是天上掉下来给我的

“她对我很重要，是天上掉下来给我的”，林白口中的她指的是小云。小云是林白丈夫的侄女，湖北浠水的农村妇女，三十多岁的时候到林白家帮忙做家务。林白根据小云讲述的乡村故事写出了《妇女闲聊录》，书中的“木珍”就是小云，而《万物花开》里很多素材也直接来自于她。

林白说“木珍”又来她家了。“本来回去了，她爸爸去世之后，过完头七，又来了。她可愿意跟我讲，可愿意写她了。”

林白说，《妇女闲聊录》写出来之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木珍”很喜欢读，非常喜欢。让林白印象深刻的是，“木珍”每次说起乡下村民打架时都能讲得眉飞色舞，打架就像狂欢。

林白讲到，现在的“木珍”也大变样了。“不是你想象的农村妇女，听音乐要听高山流水，古琴这种，跳舞会水步舞。她们有一个微信群，群里几个农村妇女经常穿上旗袍到山上去走秀，很好玩的。她打扮得比我洋气，好多衣服。”

从《玻璃虫》到《万物花开》，两部作品相隔三年，但其实代表她创作的两个阶段，风格差很多，林白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木珍”到她家来。

对于林白来说，“木珍”的出现适逢其时。“正好因为我走了黄河，我去跟人家农村妇女聊了，我会聊了，正在这个时候，她来了，真的都是天意。”

我属于靠蛮力写作的那种人

去年7月，林白出了第一本诗集，叫《过程》。其实在写小说之前，林白是诗人。

林白说她理性比较缺席，写作更多是靠直觉，这也可能与她写诗有关系，因此小说里会呈现跳跃直觉的风格。

林白的《过程》在网上流传很广，有一些新读者是通过这首诗才认识她的。《过程》全诗如下：一月你还没有出现，二月你睡在隔壁，三月下起了大雨，四月里遍地蔷薇，五月我们对面坐着，犹如梦中。就这样六月到了。六月里青草盛开，处处芬芳。七月，悲喜交加，麦浪翻滚连同草地，直到天涯。八月就是八月，八月我守口如瓶。八月里我是瓶中的水，你是青天的云。九月和十月，是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你在海上，我在海下。十一月尚未到来，透过它的窗口，我望见了十二月，十二月大雪弥漫。

林白说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写出来这么一首诗。而当年从写诗转去写小说，主要是因为小说容易发表，钱多一点。许多诗人写小说之后就没法再写诗，因为变成了小说家的思维，林白说她不存在这个问题，她自嘲说“可能我的青春期一直没过，漫长的青春期吧。”

去年诗集《过程》的出版让林白非常开心，虽然销路一般。“将来我要写一批短诗，7月初我还写了一个。”

从广西到武汉到北京，自我认同一直在摇摆中

在林白看来，她的自我认同一直是在摇摆中。尽管出生在广西，但与东西、鬼子等地域性更明显的广西作家相比，林白的作品没有强烈的地域性。

林白生于广西北流，后在武汉读大学，之后分配到广西南宁，再之后定居北京，这是一条从边陲向中心的人生轨迹。与众多小地方青年一样，年轻时的林白也想逃离故乡，但主要不是因为故乡的穷，因为据林白自己说，她家在北流算是小县城的上流社会。

“因为我是医院子弟，跟一般的普通市民还不太一样，其实是有一点优越感的，在县城里头算是小镇精英啊，我们能看《光明日报》，他们看不了。”林白笑着说。

在中篇《长江为何如此远》里，林白写到许多在武大读书四年的生活，她说里面的主人公今红几乎是她大学四年自己的写照，一个过度关注自己、跟整个世界都隔着一层雾的人。林白说大学时代和别人、外界的这种隔膜，很大程度源自她的广西人身份。

“西南边陲来的人，会比较憨、比较二、比较迟钝，因为不管什么东西语言都要翻译，你说什么我听半天都反应不过来。然后会有一些自卑，这种中心和边陲的差距。会紧张，动作上会有很多小动作，神经过敏。”

而对于武汉，她在那里度过四年大学，后来2004年又从北京回到武汉在武汉文学院任全职作家，但林白说她对武汉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而且方方、池莉等湖北作家笔下武汉的烟火气也极少反映在她的作品里。林白说她没有真正写过武汉。“我没有进入到武汉的市民生活。我也没写过武汉，我写武汉就是武大的生活，三十年前那个武大，但那都不算武汉的日常生活。”

林白说她不适合写市民生活。“没有那根筋，实在写不了，可能就是对市民生活这些不太感兴趣。”

而北京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林白说她一开始北上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接近文明中心的想法。她笑说去北京是因为当时她失恋。“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干嘛不二十几岁就去北京？实际上我32岁才去北京，很老了。”

对于北京，林白有过厌倦，在北京的生活空旷荒凉，冰冷坚硬，这是2004年放弃北京户口去武汉文学院任专业作家时，她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时过境迁，林白如今还是生活在北京，回想当初对于北京的厌倦，林白说：“当初所谓厌倦，更重要是因为生活没着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啊，那时孩子还小。”

从广西北流到武汉到南宁再到北京，今天的林白已经觉得无所谓异乡，也无所谓故乡。林白也很少在小说里写自己的故乡北流，她对于写故乡这样的问题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什么叫写故乡？怎么一个文学表达叫写故乡，故乡发展了，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你来写一下，不是这么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