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阎连科新作书写“她们”的平凡与伟大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十年前写完《我与父辈》后，做出版的朋友再三撺掇、鼓励阎连科，希望他趁机再写一本关于自己家族女性的书。但阎连科觉得时机还不到，“因为我不想把我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命运于她们，既是一块放开的阔地，又是一羁逃不开的囚池。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关于父辈和我和别的男人们，我似乎是清晰知道的。关于母辈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们，还有这之外的“她们”，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无从知也就无从写，厘不清也就等待着。”
阎连科
十年之后，他终于提起笔，将文字投向世代更迭中女人的命运。2020年5月，阎连科出版了长篇散文《她们》，写了家族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大姐、二姐和嫂子、姑姑们、娘婶们、母亲、孙女，甚至还包括他年轻时谈过的对象。相亲与恋爱、融洽与争吵、挣脱与命定，难以言明的隐秘心事，从文字的细处缓缓流出，呈现一场含蓄又动人的女性成长史。她们生而为艰，却以柔软抵抗世界的坚硬。
为何开始写家族女性，阎连科说，“十年不是我厘清晓然了这一切。而是忽然有一天，我看到在寒冷冬季的村野有人烤火时，耶稣受审那一夜，有仆人、差役和十二门徒中的彼得也在另外一个寒夜烤着火；看见我母亲、姐姐们哭啼、微笑时，也有女人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同一时间和她们一样哭啼或微笑。原来世界不是完全封闭的，常常有些物事是如秤梁遥远的天平秤，或者如板梁遥远的跷跷板的两端样，你在这边动一下，遥远的那边就会上下或颤抖，乃至于惊震或哆嗦。原来世界的两端是紧紧联系的。于是我觉得可以写作了。也就动笔很快写了《她们》这本书。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
封面新闻：身为男性作家书写“她们”，在创作时会遇到哪些挑战？
阎连科：没有什么挑战。我知道我是写散文，而不是写“女性主义”，此前，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著作，这主要就从刘剑梅那儿借到了七八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书籍，有的细读，有的了解。这种阅读和了解，除了弥补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无所知，就是如何在写作中磨去、割除“男性主义”或”男权意识”，让自己对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尊重就是一切，有了这份尊重，这本书就写起来没有难度了。如果说难，就是我身体不好，一天只能写作到三个小时，就这样坚持十天半月，也要休息几天。今天对于我，写作最大的难度就是真的“力不从心”了。
封面新闻：书中写了您整个家族的女性人生故事。您能谈谈，原生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的影响吗？
阎连科：我想，什么样的家庭——原生，非原生或者其他家庭的样式，都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构成一种影响。莫泊桑从小父母感情不和而分居，他一直跟着母亲成长并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莫泊桑。普鲁斯特出生在完整的原生家庭，家境很好，但他却是一个极度敏感脆弱的人，但他的母亲给了他无边而细腻的爱。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16岁时父亲死于红斑狼疮，使她的人生极度的痛苦和艰辛，因此她成了特别能面对丑恶、黑暗的写作者。
卡夫卡因为父亲的强悍让他成为了一脸忧伤的写作者，连他的那双眼睛都充满着苦大仇深的忧郁感。杰克伦敦19岁就成为家庭生活的顶梁柱，所以他的小说永远是在和困苦作战并最终成为战胜困苦的人。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离开家庭的影响和成长背景。这个家庭是原生的好，还是非原生的好，这是不能去比较的。没有贵族的家庭就没有今天的托尔斯泰，没有穷困潦倒、一生坎坷的家庭和命运，就没有今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不是作家成长的土壤，但什么样的家庭对于作家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封面新闻：《她们》的写作对象跨越三代。面对几代中国女性的人生境遇，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阎连科：《她们》是写了几代的女性，但一定要记住，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那块土地上的女性，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但中国太大了，南北文化的差别、城乡文化的差异，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文化差别，还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决定这女性的差别。我所幸运的我是河南人，中原地区，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所有那块土地上的城市的女性也一定有代表性。
封面新闻：您认为家乡那篇土地上的女性经受了更多的苦难，但“她们”最终却没有沦为祥林嫂那样的抱怨。那个年代的女性乐观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她们中间有很多祥林嫂那样的人，比如《她们》中我的大姐、表姐。比如《她们》第七章中的“方榆花”。我其实没有回避这些，只不过在这本书中，我的视角不让我把过多的笔墨放在这一点，而是更多地关注了她们乐观、坚韧和面对男人和命运的独立和微笑。
封面新闻：我们感触于《她们》中家族女性的牺牲和伟大，但同时又想问，我们可以为这些为家族牺牲过而不自知的女性做些什么呢？
阎连科：我们不能为中国的女性做什么，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无论她是都市人还是乡村人，她们是八十岁还是几岁十几岁，我们做什么都不如对她们有几分理解和尊重。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如果大家读了《她们》，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