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戏剧对于西方戏剧模式的参考

戏剧与人类社会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原始时代与封建时代着实明显。在文明时代，戏剧仍然作为人类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就欧美、非拉、东方这世界文化三大区域的情况来看，戏剧这种文化形态，从它步入人类文明历史渊源开始，便与人类生命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形态产生交缘。然而，人类达到对戏剧这种单薄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观察此过程中生物与非生物的荡涤现象，也许能够给今天或将来的戏剧带来些许启迪。

中国新戏剧的诞生

经过一场政治与文化双重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坛上迎来了新的春天。1978年开始，是改革开放高举自由文艺的旗帜呐喊的时代。文学和艺术共同组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与文化翻新的母体。中国的戏剧界在这个母体中诞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碰撞中上演了一段代表时代的故事。

恢复了之前的创伤，戏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引起了强烈的轰动。然而此时，在戏剧作家思如泉涌的创作面前，社会上的文艺理论家以及实践家却行如蜗牛。这样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心灵与身体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而蹑手蹑脚。即便如此，有新一轮政治文化的开放引导，最初关于戏剧的文学评论也呈现出缓缓前进的态势。这段艰苦的时间通过戏剧的视角对传统进行重新认识，也是对社会的重新探索。

1978年前后社会对于戏剧问题展开的讨论，本质上是对旧中国的重新描摹，或者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现。1978年底新时期第一个外国戏剧——《伽利略传》在中国上演，戏剧界便重新审视曾经关于戏剧的讨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戏剧，在日益崛起的大众传媒与冷漠无视的群众之间夹缝生存。相比于1962因为阶级斗争而夭折的戏剧观念讨论，可以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保释，达到了瞩目的高潮。有这样的差距，其原因在于：两者完全不处在相同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之中。这场争鸣引起了戏剧理论的撰写与创作过程，对中国传统戏剧，或者说戏曲与西方古典戏剧文化产生共鸣。这种感受同时进一步激化了戏剧文艺家在中西方文化兼容前提下的追求与探索。即努力实现现代戏剧的多元化，使中国戏剧在现代意识的主导下立足于世界。

优秀的西方戏剧文化

西方戏剧与中国戏剧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戏剧亲睐非现实主义甚至是现代主义，用奇幻的表现手法来到20世纪。西方戏剧是反传统的，主要表现为反现实主义。易卜生作为西方现代戏剧之父与现实主义的先导者，以及在他后面的萧伯纳、斯特林堡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在二十世纪西方戏剧发展历程中，也前仆后继出现了许多反现实主义倾向者，但他们停留的历史都是短暂的，现实主义戏剧几乎占据了上风。

歌剧是西方古典文艺形式，构成歌剧的形式很多，最重要的形式便是戏剧。从思考的具体层面上说，戏剧作为歌剧的局部因素对歌剧起到推动作用。戏剧在自己所提供的各种情形的矛盾与冲突下，是否能够使其他艺术因素的表现优势最大化来共同完成整部作品，成为衡量自身在歌剧整体中价值与作用的主要尺度。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有经验的戏剧家从来不对自我戏剧的完美作为追求目标，因为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歌剧只是集大成者而并非独立因素，所以他们提供的剧本除了必备的戏剧品格之外，它的存在方式还常常包括许多遐思之余。简约性是它的情节和语言的简练明朗，不去过分铺陈夸张；开放性是指它的架构不去过分追求古典戏剧的完美，因而为其他题材开辟了大片空间；包容性是说它的整体风格兼收并蓄，这也是中国戏剧所拥有的，这样对整部歌剧的未来面貌的多方面都有较完整的描述。明显看来，文学戏剧剧本既然如此，用传统戏剧观念来看，或者直接从歌剧中提取出来，这样的戏剧就会变得单薄无力。

作为戏剧整体认识系统，当代戏剧的内涵与实质是关于戏剧原件认识的问题。在讨论当代戏剧发展情况的时候，考虑现实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这笔财富的途径。把曾经先人提出的理论统统视为毫无意义的陈旧观念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先人大量关于对戏剧本质的探索与研究，几乎是来自于实践，同时是对戏剧发展历史的概括。并且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并不是完全把精力放在准备用几句话简单概括戏剧的概念的徒劳思索上，而是更努力的，深入到实践中去探索戏剧的本质。所以用同样认真的态度去探求戏剧中的真实面貌，是我们后生对戏剧本质探索的不可或缺的精神。

该文节选自期刊《艺术殿堂》2018.11《关于中国当代戏剧吸收研究》部分内容，未经作者同意请勿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