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文章：西方民主演变为“福利拍卖会”

参考消息网1月24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23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题为《“不纳税、有代表”与西方社会危机》的文章称，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资本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财富。当资本越来富裕的时候，普罗大众反而变得贫穷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现状。

西方社会区域预算失控

文章称，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尽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发展周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各种制度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交错和互相强化。

在经济和政治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个转型构成了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根源，那就是，从“无代表、不纳税”到“不纳税、有代表”的转型。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

文章称，福利社会是典型的“不纳税、有代表”的制度。不管一个人是否无纳税，但其手中的“一票”保障了其利益是可以被代表的。人们对这个制度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它的确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杆。

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

文章称，在大众民主社会，政府的基础已经从资本转移到选票，即民众。当选票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上的预算就失去了控制。

今天大多西方社会预算失控主要是过度的社会费用。诚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所观察到的，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福利拍卖会，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

福利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尽管因素很多很复杂，但“一人一票”制度显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文章称，就社会经济来说，“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一人一份”，即一人获取一份福利。这份福利权利是得到了制度保障的，因为有选票，也就是“有代表”。不过，“一人一票”能够保障每一人得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贡献一份，也就是说“不纳税”。在没有任何机制保障“一人贡献一份”的情况下，福利社会就必然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

进而，福利社会也造就了大政府。只有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才能覆盖全体公民，才能体现现代社会的“公民权”。

但严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福利社会首先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大扩张。大政府不仅消耗了过多的纳税人的钱，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如果不工作也能过体面的生活，那么如何保证不养懒人？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哪里来？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的积极性如何不受负面影响？很显然，当越来越多人不用纳税而能享受不错的福利生活时，那些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就受到打击，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不想工作，越来越少的人纳税。

文章称，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资本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财富。当资本越来富裕的时候，普罗大众反而变得贫穷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现状。

资本无法和大众“共命运”

文章称，一句话，这些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失衡的产物，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得这三者之间重新获得平衡。

因为全球化，今天的西方社会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些能够影响到政府行为，但基本上影响不到资本行为。资本已经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平台，既能享受到一个国家的好处，也能够逃避这个国家所设置的规制。

一边是资本强权，一边是政治弱化，这使得西方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

文章称，北欧一些国家开始施行向每一个人发一份工资，使得工资与工作脱离。这可视为是传统福利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这些社会的福利已经很高，再增加“一人一份工资”可以承担得了。

文章称，不过，所有这些能否解决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除非资本的道德水平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不再那么自私和贪婪，能够和普罗大众“共命运”；除非普罗大众的道德水平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平，不至于趋于懒惰，滥用福利制度。在没有根本性制度变动的情况下，任何善意和良好的设想都是没有任何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