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创作的前前后后
文/熊坤静
几年前，由姜文执导的一部电影《让子弹飞》，让很多读者见识了著名文学家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的魅力。其实，让更多的人想起的是，马老心中非常重要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它曾在上个世纪60年代感动过无数读者。百岁老人马识途，在巴蜀现当代文学史上被誉为是“继郭沫若、巴金、何其芳之后最具影响的作家”。他自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在近80年的创作生涯中，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蜀女杰》《京华夜谭》《雷神传奇》《沧桑十年》，长篇纪实文学《在地下》，中篇小说《三战华园》《丹心》，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杂文集《盛世危言》和大量的散文、诗歌等。而在其小说创作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革命历史题材类作品，尤以《清江壮歌》最具代表性。该小说描写了1940年冬至1941年间，湖北某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被捕入狱的革命者贺国威、柳一清等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展开的惊心动魄、坚韧不拔的斗争故事。该作品发表后，社会反响很大，使作家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马识途在我国当代文坛上重要作家的地位。
那么，《清江壮歌》这部影响和教育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抗日烽火中走上革命路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又名马千禾，1915年1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市）石宝乡一个书香之家。年幼的马识途即被送进本族祠堂的家塾发蒙读书。私塾中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使他受益匪浅，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和隶书书法的底子。马识途在上中学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形成，他所在中学还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请来几位新教员，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授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马识途深受这些教员的影响，也参加过学校的一些进步活动。
1931年，马识途初中毕业后，便告别家人，远赴北平（今北京），进入北平大学附中读高中。这所中学的氛围比较宽松，允许学生阅读各种书籍，还有中共党员的活动。
◆1947年的马识途，这是他在地下工作时期唯一的一张照片。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后，进一步侵犯热河省，因东北军官兵抵抗不力，热河各地于2个月后即告陷落。在平津不保、华北危急的形势下，马识途被迫和其他难民一样，爬坐火车顶逃到上海，考入上海浦东中学二年级。在校期间，他不仅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各种活动，而且进一步扩大阅读面，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和鲁迅等作家的作品，文学素养有了很大提高。马识途的作文深得学校国文老师的欣赏，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于1935年参加了由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征文竞赛，以“马质夫”为笔名在该刊发表处女作《万县》并获奖。这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开端。同年夏，马识途从浦东中学毕业后，满怀“工业救国”的理想，报考了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加入中共领导下的青年秘密组织，除了上街游行、宣传，还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1937年七七事变的次月，日军的飞机便连续轰炸南京，马识途所在的国立中央大学也惨遭战火，他的“工业救国”梦彻底破灭。从此，他全副身心投入到全民族抗日的洪流中去。他和一些进步同学组成一个农村服务团，深入南京郊区的晓庄一带农村和采石场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期间，他与女同学刘惠馨的感情不断加深。
11月，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南京陷落在即，马识途遂偕同刘惠馨搭乘最后一只英国籍难民船撤往武汉。他们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由董必武开具信函，介绍他们去驻在黄安县七里坪的湖北省委党训班学习。培训结束后，马识途告别了恋人，奉派到武汉去搞工人运动。在汉口职工区委工作期间，他与胡绳一起办过《大众报》，并为《抗战青年》撰稿。1938年3月，马识途经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钱瑛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填写入党表格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识途”，并郑重其事地对钱瑛说：“从今天起，我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老马识途了!”同时他还将自己创作的记述中国空军打击日军飞机的报告文学《武汉第一次空战》，首次以“马识途”为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革命经历成为写作素材
此后，马识途相继担任武汉职工组织“蚁社”党支部书记、武汉职业界抗敌救亡协会党支部书记，大搞抗日宣传和发展党组织等工作。10月，他奉命撤往襄樊，并奉派到枣阳去清理党组织，建立县委，并担任书记。不久，他又相继担任南（漳）宜（城）安（康）中心县委书记、光（化）谷（城）中心县委书记。他就任光谷中心县委书记时，国民党已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原来可以半公开活动的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马识途不得不将中心县委办公地点迁移至离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部驻地河口50里的偏僻小镇吉隆镇。该镇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由一个姓陈的土匪头子占据。这股土匪与日本特务相勾结，与日本人大做偷运鸦片的生意。因几年前红二方面军在这一带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也曾经此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故这里一直有党的基层支部活动，有的地下党员甚至还打入土匪窝当了队长、管事。马识途来到吉隆镇后，就由一个姓陈的农民党员引荐，会见过土匪陈司令。为了能在这股土匪盘踞的地方自由活动，经请示鄂西北省委同意，马识途出面与“工合”（即抗战时期由外国人出资本设备，在大后方办手工工厂）拉上关系，给土匪陈司令办一个织布厂。从此，马识途便以织布厂筹备主任的名义开展地下活动。那位陈姓农民还为他找来一位人称“老三姐”的50多岁的女党员替他煮饭看家。一次，马识途在与鄂西北省委派来领导当地工作的同志接头时，差点遭特务抓捕，幸亏交通员小丁急中生智与敌纠缠，才掩护大家突围、脱险而去。当第三天马识途返回吉隆镇途中，被藏身在玉米地里的老三姐截住，告知他已被特务发现，镇上再不能待下去了。于是，在老三姐的巧妙应对和帮助下，马识途得以在特务叛徒的追捕下顺利逃脱。这段革命经历为马识途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1939年秋，马识途被调往恩施担任鄂西特委书记。在党组织的关照下，刘惠馨由宜昌调到恩施来工作，与马识途结为伉俪。次年8月，上级对恩施特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改任副书记，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鄂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就在鄂西特委奉命进行紧急疏散工作时，因内部出了叛徒，何功伟和时任鄂西特委妇女部长的刘惠馨不幸落入敌手，马识途恰好外出布置疏散工作，得以幸免于难。何功伟、刘惠馨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于1941年11月7日英勇就义。马识途夫妇那个尚未满月的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马识途在辗转安排好烈士何功伟的妻儿后，只身赴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鉴于马识途的身份已经暴露，组织上决定让他去云南昆明上大学。这样，他顺利地考入西南联大。在报考大学时，原名不能用了，他便将高中毕业证书上的“木”字添了一笔，改名为“马千禾”。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作为党支部书记，按照党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一方面努力学习功课，另一方面积极深入、扎实细致地做发动师生的工作，以各种不同的分散小型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团结了大批师生，把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进步文艺活动，先后与其他同学创办了《微波》《新地》等刊物，并和他人共同主编《大路周刊》。他还撰写发表了多篇小说、诗歌、杂文，并创作了《路》和《钟》两部长诗以及3本诗集，一部约20万字的反映抗战初期生活的长篇小说《第一年》和《夜谭十记》的第一记《破城记》初稿。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在他后来辗转各地、历尽艰险的革命生涯中，大半散失了。
◆1944年春，马识途（二排左一）和飞虎队于昆明合影。
1945年7月，就在马识途大学毕业之际，中共云南省工委得到特务已经盯上并随时可能对马识途等几位党员学生下毒手的情报，便将他疏散到滇南，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准备在那里开展游击战。后来，他又奉命潜回昆明，帮助领导“一二·一”学生运动。
1946年8月，马识途调任中共成都工委（数月后改为川康特委）副书记。次年8月，他根据上级指示，在仁寿、荣县、大邑、冕宁等地组织领导了数次武装暴动，以扰乱国民党的大后方。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被捕后很快叛变，马识途也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他的妹夫和妹妹都已被捕，在此危急形势下，马识途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直到疏散完党组织内其他重要成员后，才撤离而去。2月，他奉命前往香港汇报工作，因特务事先已侦悉他的行踪，在所有去香港必经的机场、车船码头和关卡，派人进行严密搜捕。他被迫放弃乘飞机和轮船的计划，秘密地通过地下党同志的帮助，搭乘私人汽车，绕道贵阳、柳州、广州，历经艰险抵达香港。以这段惊险的革命历程为素材，建国后他曾写过一部7万多字的回忆录式小说《黎明前的战斗》，可惜在“文革”中被查抄丢失了。
同年4月，马识途、钱瑛等奉命从香港来到北平（今北京），应邀参加了党中央举行的一个招待茶会，听取了关于解放战争前线形势的通报。旋即，马识途作为接管人员，随同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浩浩荡荡渡江南下。武汉解放后，他留下来担任华中总工会副秘书长。9月，为了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他奉命与其他几位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一道赶赴南京，向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详细汇报四川的情况。邓小平见到这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出生入死的老地下党员时，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地上地下，我们会师了。”紧接着，马识途又被派往西安，跟随贺龙、李井泉率领的南下大军，于12月迎来了四川省会成都市的解放。
父女重逢激发创作灵感
四川解放后，马识途历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委主任、省建设厅厅长、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等职务，直到离休。
1950年以后，马识途走了许多地方，一直在设法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帮助，来苦苦寻找当年失散的女儿。1960年4月，他终于在北京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女儿。这次意外的亲人团聚，唤醒了他沉积多年的情感和记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革命者的形象，油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促使他提起笔来描写那段历史，歌颂先烈事迹，教育鼓舞后人。这年5月，他以自己当年担任光谷中心县委书记时在吉隆镇的革命斗争经历为素材，相继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这引起了中国作协书记处邵荃麟、张光年、侯金镜等人的关注。有一次，马识途在北京开会时，邵荃麟借请他吃饭之机，鼓励他说：请“打开你的巨大的革命生活的宝藏吧”，“你应该把富矿捡出来，加以淘洗筛选，然后进行精心的提炼，凝结成闪光的作品来”。在座的侯金镜也说：“看来你那里有一个生活的富矿，你是不能拒绝让我们来开采的。”在这巨大的鼓舞下，马识途从此在文学创作上一发而不可收。
接下来，马识途决定以何功伟（小说中名叫贺国威）、刘惠馨（小说中名叫柳一清）两位烈士为原型，以其革命事迹为素材，创作一部革命历史小说。经过一番精心构思，他很快写出了34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首先在1961年5~10月的《成都日报》上连载发表，经过作家认真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6年3月公开出版发行。单行本与连载时的版本在情节设置、人物描写等方面差异较大。在单行本的构思中，作家以一个父亲向女儿讲述妻子、战友的革命战斗经历的倒叙方式切入故事正题。除去序章和尾章，小说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展开故事内容。小说序章作为引子，描写革命者任远（马识途）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的曲折经过及父女俩重逢相认的场景；尾章与序章相照应，续写父女团圆、战友重逢的欢快场面。如此前后呼应，构成一个环形结构的故事框架。
◆分别于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左）和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右）的《清江壮歌》。
关于作家当时的创作心迹，马识途在《告读者》一文中写道：“要写一点文字纪念何功伟、刘惠馨两位烈士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直没有如愿以偿。……去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党的关怀和湖北省公安厅的努力下，我在北京与刘惠馨烈士临刑时未满一岁，下落不明的女儿团聚。‘五一’狂欢节日，我父女二人携手缓步在天安门前慈和庄严的毛主席像下，看红旗在蓝天迎风飘荡。广场上的人们欢呼雷动……真是百感交集，热泪纵横……一种负疚的感觉猛袭心头，我是应该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了。”作家甚至还说：《清江壮歌》与其说是我写的长篇，还不如说是烈士们用鲜血写的。
历经风雨铸就红色经典
《清江壮歌》连载刊出后，因深受读者喜爱，旋即被《四川文学》《武汉日报》相继转载。196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后才一个月，该小说就和作者一起惨遭厄运，小说被列为禁书，成为“文革”中60部“大毒草”作品之一，受到猛烈批判。马识途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十年浩劫中四川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横遭隔离审查和关押迫害达6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马识途
同年12月，《清江壮歌》得以重见天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一次就印行了20万册，后又多次再版。1984年9月，该小说被辽宁美术出版社改编为同名连环画出版发行；2011年6月，它又被人民美术出版社改编为同名连环画，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百种红色经典连环画之一出版发行，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
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向为业界人士所称道。在秦川、卓慧合著的《马识途生平与创作》一书中，作者对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清江壮歌》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加工创作，既反映了悲壮的革命斗争历史，又充满了馥郁芳香的人情味，融故事性与抒情性于一体，在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模式中又寓有时空交错的现代手法，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清新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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