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交融往往要伴随着习俗的交流 相互融合适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玄风影响，无论是在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都产生了有别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胡汉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生活习俗，它们在整合过程中不断进行着相互适应的交互作用，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也给传统、民族地域文化以深刻的心理刺激和更移，促使思想观念产生变异而追求更加完美的生活情态，也为当时的生活带来了崭新的风貌。

魏晋之际的人们已懂得丝制的精雅，而且他们关于衣服所体现的等级差别的规定，其繁琐的程度无以复加，比如最简单的帽子，他们也要弄出一套最复杂的礼仪制度来。当时帽子的名目繁多，帝王将相的冠冕自不必说了，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都有规定的帽子，是断然不能弄错的。通天冠是皇帝在朝会时戴的冠饰，进贤冠则是文职官员的帽子，武官还有专门的武冠，至于其他官员，则按照他们的等级有高山冠、法冠、长冠、笼冠等等，不胜枚举。

魏晋之际的平头百姓显然是无法理解种类繁多的帽子与身份的联系的，他们没有必要在生活中用帽子来装点身份，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用一块布包裹头发，仅此而已，这就是“巾”。其实，在冠出现以前。“巾”不分贵贱地为人们频繁使用，后来才逐新成为士大夫以外的庶人所用的头饰。

不过，魏晋之际的文人总是无法放下崇尚自由的梦想，对政治的厌恶以及对隐修生活向往的旨趣，也在选择服饰的时候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巾”成为大众化的装東，它也成为是否出仕的标志了，隐士们都乐意戴巾来表示自己非官员的身份，并以此为豪。东晋著名隐士陶渊明时常着巾，一次郡太守去看他，正赶上他所酿的酒熟了，他取下头巾就来滤酒，之后又重新戴上，可见当时名士的作风了。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尚影响下，穿着偏爱宽大、舒适和飘逸的衣衫，就是迥然有异于前朝的了。考古资料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查对的形象，南京西善板发现的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中，竹林七贤均穿着宽敞的衣衫散开衣领，袒胸露背。唐代画家孙位的《七贤图》中，玄学领袖们也是宽袍大袖，袒露上身。这种衣服的款式应该是与七贤的玄远气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魏晋名士流行轻装缓带宽衣的原因，说是因为当时的人喜欢吃酒喝药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这种有意思的分析，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两晋时期有不少世家大族的纨绔子弟在衣着穿戴上更是刻意追求新奇的款式。他们斜簪散髻，宽衣博带，脸上抹粉施朱，足登高展高履，腰间系着香囊。无所事事的他们往往三五成群，在街上招摇过市，望之有如神仙。民以食为天，这条古训似乎尽显中国文化特色。精通饮食之道的中国人，不仅开发出独具风格的食品加工与制作方法，而且让“吃”这种最根本的人性欲求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大多数中国传统节日都同“吃”有直接的关联，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偶然的巧合吧。地域上的幅员辽阔往往能够成就饮食的多样性，比如北方食麦，南方食稻就是地域差异带来的饮食习惯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南北方的土壤、日照等自然条件决定的。不过虽然北方产麦多于产稻，面食盛过南方，但是南北方都不约而同地视米饭为贵。《晋书》上说，石崇的餐桌上往往要摆放米饭来显示自己的富足与豪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