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宣成》 魏晋南北朝散文和辞赋

魏晋南北朝散文和辞赋

在诗歌空前发展的同时，魏晋南北朝散文也同样取得了重大成就。建安魏晋时期，散文一改汉代散文的经学气息，打破桎梏，形成了重抒情、重文采的创作倾向，并为南朝骈文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经过南朝文人的努力，骈文在对偶、用事、辞采、声韵四个方面都已臻极致，为中国文学又创造出一种新的美文文体。北朝政权则在汉化以后的道路上迈进，创作出了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这样的散文名著。魏晋南北朝时代，赋的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形成了承前启后、既沿又革的新局面。其大势为：建安赋作继承发扬汉末抒情小赋的成就，抒情更加深切，但赋的内容与描写对象更广阔地扩展向自然、社会与人生。在赋的艺术形式上则追求“诗赋欲丽”的创作原则，声色辞采更为美丽鲜明。两晋之赋，一方面有左思《三都赋》那样的鸿篇臣制，体现了统一时代的博大繁盛，成为汉代大赋的复兴返照，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短篇小赋，或忧生叹乱，或怡情山水，反映了偏安江左的士人情怀。这些小赋，更加注意辞藻音韵，引言用事，进一步发展了赋的创作技巧。南朝辞赋题材渐趋狭窄，但感情更加细腻，形式更加尖巧，开唐代律赋的先声。北朝之赋则追随汉赋讽刺之义，文风质朴。同时，因南北交流，以及南朝赋家尤其是庾信的入北，北朝赋作出现了一批内容既充实，技巧又精熟的慷慨悲凉之作，给这个时期赋的创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第一节建安时期

一、建安散文汉末政局的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割据，使汉代一统天下的经学束缚被彻底打破。思想解放，多元并存的宽松局面使士人思想更加自由多彩。各行其是，择主而栖又使士人敢于放言无忌，直抒胸臆。此时文章风气亦为之一变。其一，在内容上不再是重复和敷衍经义，而是注重抒发情怀，言之有物。曹操的痛悼郭嘉（《与荀彧书追伤郭嘉》），曹丕的追忆旧游（《与吴质书》），曹植豪情万丈的上表自荐（《求自试表》），孔融气采飞扬的推毂友人（《荐弥衡表》），都是真情流露，袒布胸怀，衷于内心，而发于文章。其二，在形式上摆脱了经生式的引经说教、枯燥拘束，变为注重文采、渐求骈俪。这尤其体现在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中。曹植曾说：“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前录自序》）说明他十分注意文章的辞采。而曹丕的文章则排偶联翩，隽语迭出：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轮舆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与吴质书》）骈俪颇工，已启南朝骈文之端；文采斐然，是应用文字艺术化的先声。可以看出，文章自建安起，已经沿着重艺术特质的方向开始前进了。其三，在风格上，建安文章的作者都有很强的个性特点。曹操清峻通脱，曹丕隽丽流畅，曹植气盛辞华，孔融恢谐高妙，陈琳章表殊健，阮璃书记翩翩，应砀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都各有千秋、毫不雷同。当然，这与建安士人心态关系密切。时局给士人带来建功立业的机会，士人们又自视颇高，自信颇强，家家自谓握灵蛇之珠，咸以自骋骐騄于千里，造成了风格各异、异彩纷呈的局面。其中尤有特色者为曹操。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有“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他还“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主要的文章都是政治性应用性很强的令、表之类，但写起来却都能破除公文的虚语与旧格，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他的代表作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其自负与真率脱口而出：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分析天下大事如在指掌，洞悉政局切中肯綮。说明自己不肯放弃兵权时毫不含糊嘴软，既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胸襟和睿智，也透露出一个权臣和奸雄的无所顾忌和霸气，充分体现了清峻通脱的风格特点。而其清峻简洁平易之特点，则为曹操所独有。曹丕曹植兄弟之文，注意辞采骈偶，则又领建安文坛另一风气。如曹丕《与繁钦书》中写歌女之状，极丽句佳藻之能：素颜玄发，皓齿丹唇。详而问之，云善歌舞。于是振袂徐进，扬蛾微眺，芳声清激，逸足横集。众倡腾游，群宾失席。然后修容饰妆，改曲变席。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赴危节。于是商风条振，春鹰度吟，飞雾成霜。斯可谓声协钟石，气应风律，网罗韶濩，囊括郑卫者也。

曹植的《求自试表》，气势宏盛，但亦文辞瑰丽：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节，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分身蜀境，悬首吴阙，犹生之年也。此种文风，领率文坛，使魏晋文章沿着重辞采的方向发展。

二、建安辞赋西汉以润色鸿业，托意讽谏为目的大赋，随着汉王朝的衰退一同趋于式微。东汉中后叶以还，宦官、外戚轮流专权，政治黑暗混乱，抒情小赋兴盛起来。张衡、蔡邕、赵壹等人的作品就是代表。他们在赋中或欣然归隐（张衡《归田赋》），或愤世嫉俗（赵壹《刺世嫉邪赋》），或慨叹纪行（蔡邕《述行赋》），均体制短小，抒愤寄情，开辟了汉赋的新天地。建安赋作家面对汉末动乱，耳闻目睹两京残破，天下板荡的时局，亲身体验战争乱离、戎马倥偬的艰苦，加之主观思想中的经学桎梏已彻底打破，客观形势上又有建功立业的机遇，而且还有当权执政者的提倡鼓励，“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于是他们继承汉末抒情小赋的优良传统，在赋的创作上驰骋才华，形成建安赋作情文并茂的特点。纵观建安辞赋创作，以下几个特点最为突出。首先，有一个自觉主动进行辞赋创作的作者群，他们积极创作，互相切磋，写出了大量赋作，而且进行理论探讨。建安时期赋作今传l8家，作品l84篇，又主要集中在三曹、七子等邺下文人集团中。而且他们经常共同创作同一题材或同一题目的作品。同时，他们还自觉地对赋作进行批评，如曹丕说“诗赋欲丽”，这些无疑会推动赋作的发展。其次，建安作家由于思想较为自由，其赋作的题材更为广泛。大自然的寒暑阴晴（《大暑赋》、《秋思赋》、《愁霖赋》、《喜霁赋》）、飞禽走兽（《孔雀赋》、《白鹤赋》、《愍骥赋》、《神龟赋》）、瓜果树木（《瓜赋》、《桔赋》、《柳赋》、《槐赋》、《桑赋》）、沧海长河（《沧海赋》、《灵河赋》），社会中的悲欢离合（《哀别赋》、《感婚赋》、《离思赋》、《慰情赋》）、穷通行藏（《悲命赋》、《遂志赋》、《厉志赋》、《玄畅赋》）、怜寡伤夭（《寡妇赋》、《伤夭赋》）、怀亲念友（《怀亲赋》、《念友赋》）、征战行役（《出征赋》、《述行赋》），以至登临游猎、弹棋投壶皆可入赋（《登台赋》、《校猎赋》、《弹棋赋》、《投壶赋》），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再次，建安赋作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与两汉大赋的义归讽谏不同，建安作家用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细腻感受，抒写自己的浓烈情感。他们写赋，不是为了美刺，也不是向君主劝诫，而是真实深切地抒发自己的情怀。如曹丕的《悼夭赋·序》说：“族弟文仲，亡时年十一。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予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赋云：“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戚戚而不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惨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悲鸣。”这完全不是经生式的“兄宽弟忍，父慈子孝”的说教，而纯然是寒秋深夜睹物伤情，怀念幼弟而潸然泪下的一片真情。建安赋作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变化的开端。赋体的特点是讲求辞藻和形式工齐之美。汉大赋作者中，虽已有不少俳偶之句，却没有像魏晋六朝这样自觉追求和刻意锤炼。到了建安，尤其是后期之作，对偶工整和辞藻美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辞藻流利妍美，对仗工巧整齐，而且注意到韵律和谐，开启六朝美赋创作之风气。

三、《登楼赋》与《洛神赋》建安赋作家中，以王粲、曹植成就最高。“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暇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曹丕《与吴质书》）他最著名的赋作《登楼赋》，是千古传诵的名篇。该赋是王粲流寓荆州之作。他于乱离之时，去国离乡，到荆州后又不被刘表重用，一腔失志不平之感，因登楼临睨满目疮痍而迸发，遂将满腹激情流之于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销忧。览兹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酬。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囚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自日忽其西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办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此赋不但抒情浓切，而且在结构上也十分细密。首叙登楼所见，次抒怀乡之情，末申身世之惧，层次分明，气氛刻画生动。所以被评为“仲宣靡密，发篇必遒”（《文心雕龙·诠赋》），“摹写长途景况，令人肌骨寒冽”（宋长白《柳序诗话》卷七）。曹植的赋作则另有自己的特色。正如他的诗一样，他的赋作也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诗品》卷上），如《洛神赋》。《洛神赋》叙写眷恋之情，辞采绚烂清泠而又臻于极致。它的意义，在于说明文学自觉到自己的特质之后，有如何巨大之表现力；在于标志着文辞之美，可以表现内心细腻情思至何种程度!其始写道路艰辛之后，憩息于泽畔芳草，而用“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写尽少年公子之一种潇洒风神，既描摹神态，又点染出气质情思。之后寥寥数语，似未见着墨痕迹，便已轻轻转入幻境，于是极写幻境中神女之美丽。虽设譬摹神，词语用极璀璨美艳，而在在皆抒发一己惊喜无可如何之爱慕情怀。洛神之美，乃此惊喜无可如何之爱慕者眼中之美，处处写彼之绰约丰姿，而实处处写己之惊喜爱恋情思。其写洛神感恋慕之情，报之以脉脉情思，是“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之来翔”。一种似有而无，若即若离的迷离惝恍的境界，真是写得如诗如画，而写此如诗如画之梦幻境界，亦仍然在于把自己内心一缕惊喜眷恋之热烈情思点染出来。这篇赋里所创造的许多美丽的意象，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繇兮若流风之回雪”，“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等等，深远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意象创造。在它们后面，形成了一些意象的历史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