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人借钱的穷书生成为高官巨富 这位四百年前的文坛领袖做到了
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大家，董其昌工诗文、善书画、精鉴藏，艺术成就极高，他的书法作品更是中国古代艺术长河中的瑰宝。然而董其昌在历史上又备受争议，有人说他独霸一方，有人赞为一代宗师，如此撕裂，又像不倒翁似的倒了又起，这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近日，国内知名艺术媒体人孙炜所著《董其昌传》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素材的搜集和探索，不仅对董其昌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全方位描写，试图还原董其昌的本来面目，还将其在书画、艺术、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乃至其宦海商海两沉浮的人生经历放入彼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讲述，呈现了历史现场个体命运与时代的密切关联。
从穷书生到高官巨富的励志人生
《董其昌传》的一大特点，是从历史和艺术的复杂角度详细论述董其昌，当然，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而活生生的董其昌”，一个穷书生的逆袭人生。董其昌出生于平民家庭，年少时连出门旅行或进京赶考，都需要问人借钱或者靠人“资助”，最后却成为高官巨富。这样的人生传奇，和董其昌的“奋斗”自然是分不开的。
比如，以董其昌成就最大的书法而言，他之所以能成为书法大家，和他自觉的追求是分不开的。董其昌从小读书有天分，成绩优异。隆庆元年（1567年），十三岁的董其昌就考中了秀才。董其昌童年最要好的同学，是他的堂侄。只比他小一岁，名字叫董传绪。他们俩同起童子科，平时整天在一起读书写字，一起游玩，形影相随。可是这叔侄俩又是竞争对手。因为董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有上百号人聚居在一起，相互之间都是亲戚，所以大人们总是打听彼此孩子的学习情况，相互攀比，无形之中就给孩子们增加了心理压力，于是叔侄俩互相之间也开始暗暗较劲。平时，论知书达理写文章，董其昌一马当先，成绩明显优于董传绪，几年下来，董其昌就形成了一种自我优越心理，总觉得董传绪不如自己，而且长辈们也都这么认为。
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董其昌和董传绪一起参加了松江府的会考。董其昌自以为胜券在握，结果考试的结果是：董传绪第一，董其昌第二。董其昌觉得自己平时都是领先，如今落后，脸上就有点挂不住。后来一打听，因为他写的字不如董传绪写得好，所以当时的松江知府就把董传绪列为第一。这件事大大刺激了董其昌，从此他开始发愤学习书法，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书法大家，就这样启程上路了。
此后科考虽然也经过多种曲折，但董其昌最终还是中了进士，并最终成为官居正一品的大宗伯。
划时代的艺术大家
董其昌是多年前孙炜开始关注中国艺术与收藏时突然间“撞上”的。在《董其昌传》的“自序”中，孙炜写道：“这个人实在太分裂。有人夸他艺术大师，有人骂他流氓恶霸，而且，昨天电视上还有人讲，董其昌的艺术观点如圭臬，夜里刮了一阵 风，早起又听见人们指责他罪大恶极。”
孙炜
这个距今近四百年的历史人物，因而引起了孙炜极大的兴趣，“他被社会如此关注，如此撕裂，又像不倒翁似的倒了又起，就注定他是个极为重要又很复杂的人物。本是一位连远足都须向人借钱的穷书生，却凭借自己的非凡天赋和不懈努力，依靠艺术经营而富甲一方，并成为晚明时期官居一品的大宗伯，德高望重的文坛领袖，其本身就是人生励志的传奇。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人无论是涉及中国书画史、收藏史还是如何鉴定中国书画，董其昌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门槛。”
经过多年学习、考证和分析，孙炜认为，要“懂得”董其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必须先从四个方面来认识他：首先，董其昌是一位划时代的艺术史论家。他借用禅修“顿悟”与“渐修”的境界，划分了我国美术滥觞自唐代以来的两大传承系统，即“南画”与“北画”的关系，为后世搭建了中国美术史的路标。他夯实了“文人画”的概念，用理论和实践让“文人画”成为“南画”的同义词，使得“文人画”这种以尊崇“顿悟”的形式来抒写内心对外界认识的创作方式，引领了数百年间的中国画坛，并极大地推动了书画创作与收藏的普及。
其次，董其昌是一位集大成的艺术品鉴赏大家，他以实证主义的方法，为后世重构了中国书画发展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书画鉴赏大家之一。董其昌在总结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得以完善的“目鉴”方法，至今仍然被赞誉为最可靠、最实用的方法。而且，正是由于董其昌劳心费神地进行存世书画的整理、鉴定，使得当下的我们得以以游廊的形式，观赏中国历代绝伦美妙的书画，并引以为民族自信。
第三，董其昌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书画家。他提出“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的“笔墨论”思想，是一种认识美学的新觉悟；他创建的“山水程式”画风，奠定了所谓“正统画派”的基础；他所创造的“秀逸一路”书法风格，成就卓越，开创了一代新风。他因艺术成就而尽享殊荣，尤其入清以后，更是受到了康熙、乾隆等历代帝皇的崇敬和追捧，引领着有清一代的主流艺术观念，其影响力迄今未衰。
最后，董其昌还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他被人们敬称为“太史公”，奉修《神宗实录》并辑录《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在当时就受到了皇帝嘉奖，晚年还印刷刊行了《容台集》。这些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史料。这位擅写八股文的顶级高手，还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提出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成为后世学以致用的人生箴言。
“民抄董宦”的历史真相
具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董其昌为何还被人斥为“恶霸”式的人物？流传久远的“民抄董宦”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在《董其昌传》中，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搜集、整理史料，特别是结合了董其昌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进行综合性的观察分析，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民抄董宦”事件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当时的松江华亭，与全中国一样，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富裕阶层的人们贪图奢华享受，攀比之风盛行。此时，董其昌早已从一个出生落拓的平民跻身于松江府最富裕的阶层。其财富上升的幅度之大，不是其一，是第一。甚至时人夸张地把董其昌的财富，与富可敌国的唐代宰相元载相提并论，且到处宣扬。
《董其昌传》中写道，彼时，董其昌的确利用书画市场赚得钵满盆满，此外董其昌家族还参与了社会上的其他经营活动，涉及“挜债盘折其田房”的高利贷放款，“纠赌而席卷其囊橐”的赌博业，“包揽居间”的牙门中介生意等等。在传统的观念里，这些生意虽然听上去不太光彩，但赚的都是暴利。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董其昌六十二岁时，其次子董祖常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绿英。绿英当时未满十五岁，长得如花似玉。董祖常欲予重金购买而不得，便带着家仆强抢绿英做小妾。有读书人不甘屈服，于是编出了说唱小说《黑白传》，由说书艺人钱二演唱。钱二演出绘声绘色，极为成功，董其昌于是成了人们调侃的笑柄。被人嘲笑，董其昌极为愤怒，追究之下，怀疑范昶就是说唱小说的作者。范昶不承认，还跑到城隍庙里为自己辩白。巧合的是，范昶起誓不久就暴病而亡。范母认定这是董家的迫害，就带着儿媳、孙媳、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前大哭大闹，生性暴躁的董祖常带着家丁对几个妇女动了手，还剥掉她们的裤子，进行侮辱。在范家一纸诉状告到官府的同时，一些心怀不满的士人也纷纷张贴榜文，煽动民众，挑起民愤，民众对董其昌家进行了有组织、有策划的纵火行动，董其昌家数百间雕梁画栋的园亭台榭被付之一炬，大火彻夜不止。其时董其昌正在家中，惊慌失措翻墙逃命，而其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亦俱付火海，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民抄董宦”事件，正史和野史的观点基本相同，所谓“民抄董宦”的背后，的确是董其昌的冤家首先“闻风切齿”挑起事端，然后兴风作浪，或火上浇油，特别是他们编造了“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在儿童妇女中传唱，目的就是要把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转嫁到董其昌的头上，以便引起公愤，鼓动不明真相的人参与暴行。此事造成的恶劣影响，延至几百年后的今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依旧只是看了无名氏的所谓《民抄董宦事实》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谩骂董其昌。而在正史中，董其昌不仅没有被朝廷追责问罪，相反，皇帝还下旨“严查首从议处”。最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判决的结果是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一干人以死罪论斩。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员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生员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