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隐秘地图之:窑山 文明的传承
本文导读——
正好临近良渚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但《窑山》一稿,重点并不是在良渚文明,而是在这文明曙光之后,在这片土地上文明的传承,这种传承,有时甚至是剧烈的,比如韩瓶:最初出现于南宋名将韩世忠创立的背嵬军里,为其亲兵抗击金兵随身带的一种水壶或酒瓶。
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文明的传承需要守护。
传承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文化,比如在宋太宗端拱二年中进士的盛度的故事,在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出任多种官职,数度起落,凡五十载。死后归葬于瓶窑,他的故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凝眸:有幽默,有喜悦,有悲苦,也有戏谑……
而岁月不居,一切都在变化,像良渚文明,在被再次发现之前,它埋藏于土层之下,只有在再次挖掘出来的时候,才显出它光彩夺目的质地。
我们要有对文明的呵护之心。(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杭州隐秘地图之:窑山
王开阳/文
野溪亭市列柴门,
陶户家家作酒罇。
纵有龙纹白芨碎,
新窑青器已无伦。
——摘自清沈嘉辙《南宋杂事诗》
去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会主席阿布法斯加拉耶夫一锤定音——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次日大清早,一批以先睹“王国都邑”风采为快的良渚文化仰慕着,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向良渚博物院方向直奔而去,一番东问西找之后,才知道古城遗址在良渚西边的瓶窑镇。据统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古城遗址区累计接待参观者已超过100万人次。
过往,瓶窑镇因地处余杭西部山区,不免冷僻落寞,虽为良渚文化的核心地段,却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良渚镇占了先机,长时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但其非同一般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始终与众多的江南古镇相区分,为人们所瞩目。其实,瓶窑的这一特征古人早就在史志里告诉过我们——北宋人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载:“亭市村人悉作大瓮,今人谓之浙瓮”,南宋《咸淳临安志》也有“亭市村多陶户,善作大瓮,今谓之浙瓮”的类似记载,《余杭县志》更是直言“窑山上‘陶穴栉比’,镇因以为名”。而为史志争相记载的宋代“浙瓮”,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才是瓶窑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中的重
1.窑山是余杭瓶窑镇的地标和象征
窑山,一如临平山之于临平镇,广济桥之于塘栖镇,是余杭瓶窑镇的地标和象征。
早在南宋初期,亭市村便以窑业发达著称。一条山间小道从村里的亭市山蜿蜒而上,只见靠南的山坡上“陶穴栉比”,漫山遍野都是用石垒砖砌的一座座窑炉,窑炉周围水井遍布,木柴堆积如山。成批成批的陶胚被推入窑内焙烧,窑炉里烈火熊熊,猛烈燃烧的木柴不时地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四周尘土飞扬,浓重的烟雾一直弥漫到周边的村寨。长年累月在小山上经受烟熏火燎、日晒雨淋的制陶、焼窑人,一个个被弄得灰头土脸,面色黧黑。窑内火候没控制好的成了次品,出窑的次品随处倾倒,越积越多,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也污染到了亭市山东麓的小集镇。这便是千年前亭市村陶户在亭市山上烧窑制瓮可以想见的图景。现下,亭市山已改称窑山,但依旧保留着它的古痕旧迹,隐藏于此的便是著名的宋代窑址。
亭市村陶户善作的大瓮多为乌甏和寒瓶,这些甏、瓶之类胎质粗糙,多施半釉,釉色以青褐色为主。乌甏即大瓮、坛子,口小腹大,全身乌黑而不上釉,这类形状的甏现今人也多眼熟。但亭市村盛产的乌甏,其神奇之处在于甏内干燥透气,冬暖夏凉,放在里面的食物可以盛夏不馊,霉季不霉。寒瓶就有来历了,因为人们也叫它韩瓶。韩瓶是流行于南宋
和元朝时期的一种瓷瓶,最初出现于南宋名将韩世忠(1090年—1151年)创立的背嵬军里,为其亲兵抗击金兵随身带的一种水壶或酒瓶。所谓“背嵬”,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里做过解释:“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传说韩世忠的背嵬军(韩家军)与岳飞的背嵬军(岳家军)同样士气如虹,能打善战,故连军中常见的水壶、酒瓶之类也跟着它们的将领一起出了名。
韩瓶属于军需品,也是一种消耗品,而韩家军的兵士又不是个小数目,因此,亭市村的陶户们常要为不能及时将韩瓶供应给韩家军而犯愁,只得在小山上没日没夜地加班赶工,过着劳累不堪的日脚。
2. 古陶器碎片是先祖留下的一份美好赠品
虽然,陶户们在窑山上备尝艰辛,但能维持一己的生计,也就心满意足。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千余年之后,自己的劳作竟然给乡人带去了诸多的意外和惊喜,为后来的瓶窑镇奉献了一份无以复制的宝贵遗产,如果他们在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对窑山四处散落的古陶器碎片,那里的老人随口可说上一二。譬如早先在窑山上上落落,可轻易地捡到一些粗糙的古陶片,老集镇上的居民在水井里也会打捞到一些碎瓷片,因为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于是不在乎地捡了丢丢了捡,有的人家还将它砌进了土墙里;在窑山近旁东苕溪往来的船家,也偶尔会从溪水的深处打捞起这样的碎片,大多又被扔回到水里;在窑山建造公园时,工人在清理建筑垃圾时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古陶片……直到窑山遗址得到发掘,尤其是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瓶窑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无以计数的古陶器碎片也是先祖给他们留下的一份美好赠品,对它的亲切感也油然而生。
江南的六月,“黄梅时节家家雨”,这时节也正好是苕溪的汛期。伴随着淅沥不止的雨声,过境瓶窑镇的苕溪水也一日日地往上涨,渐渐地漫上了低洼的街路,流进了路边的屋子里,于是住民开始忙不迭地清理,叫苦不迭。迫于无奈,不少人家在背靠街路的小山上搭建起一间间简陋的小屋,窑山也由此而变得杂乱不堪,这不雅的山景一直延续到瓶窑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启动后,年年被淹的老街居民搬迁出低洼地段,小山的面貌才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先前越来越多的男女老少上山义务植树,使早先光秃秃的窑山渐渐地有了绿意,有了郁郁葱葱的树林子,居民开门见山,满山皆绿,愈发养眼。
2018年初,窑山公园开工建设。据规划,这座新建的综合性山体公园既要体现窑山“十八窑”的陶窑文化,又要符合居民登山健身、休憩远眺的需要。现下,山体公园有十多个景观节点,山脚下便是瓶窑非遗博物馆。在余杭,有着如此丰厚历史文化内蕴的山体公园十分罕见,更何况,瓶窑窑山宋代窑址已被杭州市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点。
3.仁宗朝时坚持不站队的盛度
离瓶窑镇三里许,在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附近,有个风景秀丽的南山村,村里最为人瞩目的是那座墓体十分庞大的盛度墓(当地人管它叫 “宰相坟”),犹似小山般地屹立在一条小河畔。早先,墓前有石牌坊、石人、石马、石翁仲等,现今已湮没无存,但时至今日,墓茔未曾遭受过盗挖或大的破坏,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据载,唐大中元年(847年),世居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盛珰(盛度曾祖),因出任余杭令(一说钱塘令)而不远千里地举家搬迁至瓶窑横山(现南山村),成为江南盛氏的始祖。此后,南山村一直是盛氏后裔的一处聚居之地,现今仍有二十多户盛氏族人。值得一提的是,余杭瓶窑盛氏家风历来有名,与西溪洪氏、良渚荀山、余杭仙宅、崇贤鸭兰村、星桥二小等家风比肩。盛度(968年—1041年,字公量),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盛度中进士,之后在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出任多种官职,亦数度起落,凡五十载,年七十疾终,葬于瓶窑镇横山。
《宋史列传卷五十一盛度传》等史志多次提及盛度的身形体态,并用“肥大”“丰肥”“丰大”“充壮”等词语来形容它,可见盛度不是一般的胖,胖到什么程度?据《宋史盛度传》载:“度体肥大,艰于拜起,宾客有拜之者,则俯伏不能兴,往往瞪视而诟詈之。”
每每有宾客来访,盛度在回礼时简直就直接趴在地上,连起身都十分困难,这不是太折磨人了吗?难怪他要瞪起眼睛骂人了。
盛度极有个性,聪慧机灵过人,在无奈时,亦“善用其短”。据宋朱弁《曲洧旧闻》载:“盛度在翰苑日,昭陵召入草诏,文肃(盛度谥号)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至则诏已成矣。”
盛度“召入草诏”的起因是那年久旱不雨,田地龟裂,宋代社会民生问题愈发突出,宋仁宗祷雨不应,无奈之下决定效仿以往帝王下诏自责,以求上天的宽恕。他把盛度召来,让他在宫里起草一份《罪己诏》。这可难为煞盛度,因为他历来“文思迟”,作文前得细细思考后方才动笔,之后又是反复推敲、润色,何况,他从未书写过这一类的文书。但皇上的旨意哪敢违背?于是灵机一动,便说了“臣体肥不能伏地,乞赐一平面子”的话。“平面子”即古人用以倚凭身体的矮桌几。宋仁宗看着他那肥硕的身子觉得也是,便命人去搬张矮桌几来,等到桌几端放在他面前,他的腹稿也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于是从容地展纸研墨,不多时,一份诏令当着皇上的面一挥而就。“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宋仁宗见之不免惊讶,大大地夸奖了盛度一番。
盛度曾被真宗盛赞为“博学”,其时,他只不过是个三十来岁的尚书屯田员外郎(官衔六品上)。
这件事的缘起是他绘制的两幅地理图:《西域图》和其后的《河西陇右图》。
当时正逢宋辽交恶,契丹扰犯大名(今冀、鲁、豫部分地区),盛度数次上疏议论边事,后来奉旨出使陕西,他实地勘察了边疆的地势,又参考了汉、唐以来的古地图,终于绘制成一幅《西域图》,其后,又绘制了标有山川、道路、壁垒、区聚等五郡(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东南山川形势的《河西陇右图》,先后呈送给真宗,并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对边事和边防的见解,有理有据,令皇上听之信服。两幅地理图不仅表现了盛度对边事、边防的关注,还显示了他丰富的地理知识和观察、绘制能力,对真宗而言,两地图对朝廷布防边疆的军事价值不可小觑,于是当面盛赞他博学多才。之后,盛度得到真宗的器重而不断升迁。
4.百人百相,性情各异
景祐二年(1035年),盛度与宋绶、蔡齐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而宰相王曾和吕夷简(左相和右相)因“论议多不合”,甚至相互攻击,最终“二人俱辞相”。仁宗征询盛度“孰可代者”,盛度答曰:“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则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然召见王曾以问,王曾推荐与其关系密切的蔡齐,又问吕夷简,吕夷简则推荐跟自己熟络的宋绶,均不提盛度一句。仁宗看好坚持不站队的盛度,于是“四人俱罢,而度独留”。在宋朝廷高层的一场人事变动中,盛度未罢反升,主持枢密院事,代行宰相之职,时为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
大概是秉性使然,盛度的人物轶事趣闻不少,史志多有记载,在古代宰相这一官衔甚高的层面上十分少见。这类轶事趣闻,上节已提及一二,此节续之。
盛度26岁荣登进士榜,其父盛豫“喜甚”,却不幸“解颐而卒”——面带笑容去世了。
盛度在内廷做翰林学士时,有一天,他从前殿缓步而出,忽然发现宰相从他身后走来,按照礼仪,他是要避让的,于是一路小跑来到官舍,隐于其中,此时,“喜诙笑”的翰林学士石中立刚好经过,见他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好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盛度便将在身后发现宰相的事告诉他。石中立没头没脑地问了句:“相公(宰相)问你了吗?”盛度回答:“没有。”石中立偷笑着随即离去。没过多久,盛度忽然反应过来:这石中立不是用“宰相(丙吉)问牛”的典故来嘲笑我气喘如牛?于是立即扯起嗓子对着没走远的石中立大骂一通。
之后,喜欢开玩笑的石中立又一次让盛度“中招”。
一天,大家在一起聚会,盛度刚替“□文节神道碑”撰文,石中立故作不知,急乎乎地问:“谁撰?”盛度不假思索地答道:“度撰。”由于“度”与“杜”同音,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下属孙忭应召面试馆职,给当时任翰林学士的盛度送了一份礼,盛度因此勃然大怒,说:“凡送礼的人都是歪门邪道,是朝廷不允许的。”呵责再三,将孙忭吓得“惶然失措而退”。孙忭在翰林学士院考试后,日夜担忧自己落选无疑。盛度在看孙忭试卷时,发现他的文章写得不错,就提笔批了个三等上,没埋没这个人才。
宋代流传一个典故叫“盛肥丁瘦,梅香窦臭”,其中涉及到朝廷的官宦盛度、丁谓、梅询与窦元宾。
盛度(仁宗时任宰相)和丁谓(受封为晋国公)同为浙江籍,且以文辞知名于时,两人的长相却是一胖一瘦:盛度身宽体胖,肚大腰圆,丁谓却长得身小体瘦,脸如刀削。翰林侍读梅询与为馆职的窦元宾性格迥异:梅询喜欢清洁衣服,每天起床后不忘点燃两炉香,然后用官袍把香气罩住,去官府时双手紧紧抓住袖口,坐定后才放开手让香气飘然而出,弥漫整个房间;而名门弟子窦元宾性懒,不事洁净,长年不知沐浴,邋遢惯了,近身便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时人语曰:“盛肥丁瘦,梅香窦臭”,意谓百人百相,性情各异。
5.瓶窑镇历来是余杭西部一处有名的商贸集市
依傍一条跟大运河相通的苕溪水道,瓶窑镇历来是余杭西部一处有名的商贸集市,既是县内黄湖、百丈、鸬鸟、双溪,也是安吉、孝丰、临安、昌化、于潜等外县的山货集散中心,同时,又是日常生活用品进入山区的一道门户。民国时期,在东苕溪沿岸的上窑街和下窑街一带,汇聚了五六十家山货行和过塘行,每逢山货交易季节,各路客商纷至沓来,在不宽的街路上拥来挤去,堪比过节。专门经营竹、木、柴、炭、茶、笋等大宗山货的“山客”(来自山区的卖家)和“水客”(来自平原水乡的买家),年年都要在这里交易,双方只要有点赚头,一桩桩生意很快就能成交。随后“水客”召来船工、筏工,吩咐船工赶紧装货,筏工立马开筏。其时,在苕溪沿岸已停靠着大小不一、数不胜数的运送货物的商船,竹排和木排更是由北往南一字排开,延伸几里乃至十几里,一派“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景象。
直到杭瓶公路建成通车,大宗竹木开始由水运转为车运,以往苕溪和大运河上常见的由二三筏工用一支竹篙撑着竹排、木排缓缓而行,以及他们搭建在筏尾的简易帐篷和不时从那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才逐渐从溪河上消失。抗日战争爆发后,瓶窑镇被日寇占领,曾经繁忙不已的山货集市亦被其毁于一旦,此后再难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