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只能回味中学时代的片段

文：张侠.

图：来自网络

1966年，我高小毕业，参加了升中学的考试。县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学校停课了，我上初中的事泡汤了，只能在家待着吧。

1968年春，各大队兴起了办学热，小学办戴帽中学，有条件的办，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办。俺大队属后者，创造条件办起了戴帽中学。教室是原先窑厂放砖坯子的撒子房，用砖块堵上，后墙安两个木窗户，前墙安一合老式木门，

门朝西开，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没有课桌凳，各人从家里自带，桌椅大小、高低都不相同，颜色各异。

教师是刚走出校门的老三届高中生，教语文的是位女老师，姓李。教数学的是位男老师，姓张。教语文的兼代政治、体育、唱歌，教数学的兼代其他所有副科。

两位老师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也都是本村人，学生大都是同村的孩子，师生之间熟儿吧唧。老师刚开始上台讲课十二分的不自然，学生们又在下面瞎起哄，有时半堂课也安静不下来。气得教数学的张老师拍桌子打板凳，气得教语文的李老师直掉眼泪。想想那时的我们也真是无法无天，不知轻重！

教学工作逐渐走向正轨，我们听课、做作业，偶尔也上一堂唱歌课、体育课。上体育课，就是到附近二队的打麦场里跑几圈，然后男女生分开各玩各的。男生斗拐、砸纸壳,女生跳绳、丢手绢。唱歌课，张老师唱得很好听，可到了我们嘴里就跑调。老师反复纠正，我们反复跑调，把张老师气得脸红脖子粗。

麦收季节到了，大队不让我们放麦假，让我们组成几个小组，帮助生产队搂散落在地里的麦子。这下可苦了我们这群学生，早上大家排齐队搂，中午、下午排齐队拾麦穗。

麦子收完了，我们也该开学了。可是大队要求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帮助生产队插稻。每天上学都要带抓钩、铁锨、小板凳，以备整畦田、薅稻苗之用。有时课上到半拉处，生产队长一声招呼，立马放下书本走进农田。

记得一次我们几个女生給七队插稻苗，那天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连灌了水的稻田里都晒得冒水泡。我们弓着腰，撅着屁股倒退着插秧，快12点了，生产队长丝毫没有让我们收工的意思。

我们几个真的受不了啦，又不敢回家，只好顶着烈日坐在田埂上休息。队长看见了，气得大声嚷嚷着：干点活就嫌累，还想叫我给您写尖腚（鉴定），赶明都给您写个平腚（评定）。弄得我们几个哭笑不得。，只好怏怏地走进田里继续插稻。

由于学校一直不能做到以学为主，很多同学干脆就辍学回家帮家里干活挣工分去了。回忆一年多的学习，也没有多大的收获，语文会背诵“老三篇”，学了几首毛主席诗词；数学学了代数式和解方程。其他几门课浮光掠影地过去了。

深秋季节，酷霜一场接着一场，每天早晨起来四处远望，大地白茫茫的一片，寒气逼人。西北风肆无忌惮地怒吼着，撕扯着万物。棉花的叶子无论是绿的，还是黄的，都被酷霜打成了深褐色，干枯的叶子打着卷儿飘落在棉田里。棉棵上剩下一些半开、未开的棉桃儿，在狂风中瑟瑟地摇曳着。

这时，生产队长会一次又一次地找我们帮助拾棉花、摘棉桃。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无情地刮着我们的面部和手背，干枯的棉稞胡乱地撕拽着我们的衣服。我们挎着篮子、箢子满地里揪着剥着，手被划出一道道白印或血口子。

下雪了，我们冻得手发抖，不能在地里剥棉花了，老师让我们只在地里揪，各人揪来的棉桃儿带回学校，凑天晴时利用课余时间，坐在校园的避风处剥棉花。此时的我们最快乐，因为大家可以边剥棉花边聊天，甚至打打闹闹。

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初中学习生活，对书本知识一知半解，对农田劳作也没学到什么技巧。班级人数不断减少，没有人关心能不能领到初中毕业证。

1970年暑假，时兴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我和俺大队的21个同学被推荐上了高中。当时张寨中学招收十个高中班，两个初中班。推荐上高中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那就是七大八小，七拼八凑的大杂烩。我被分到六排（那时班级不叫班，叫排），由于我年龄小、个子矮，就坐在最前排。

高一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每天上课前先做“三件事”（那个年代过来的学生都知道）。讲一道数学应用题，先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向阳大队，修一条水渠，上底宽x米，下底宽x米，深x米，修这样一条水渠，需挖土多少立方米？）。

由于当时的学生有初三毕业的，有小学毕业的，有上过几天戴帽中学的，知识的差距，使得老师的教学工作很难进行。几何不知什么叫射线、角的平分线，更不知切线、割线为何物。

特别是学习英语更是难上加难。我们都没有英语基础，从26个字母学起，朗读字母总和汉语里的拼音混淆，学习单词和句子，同学们读得油腔滑调，面目全非。教英语的尤老师是上海人，她扎着两条小辫子，干瘦干瘦的，课堂上，不知被同学们气哭多少回。

那时的老师是不敢得罪学生的，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学生打到或批斗。教语文的张老师就特别懂得和学生打成一片。一天，张老师正在讲课，班里的孔庆东同学，家里来人喊他去相亲，这下教室里热闹啦，男生有的忙着给他脱褂子，有的给他扔帽子。张老师一点也不生气，忙帮他穿戴好，并叮嘱他好好说话。你说好笑不好笑?

文化课我们学得不咋样，大批判倒是搞得热火朝天。班级的大批判专栏一星期一换，班级的批判会一星期召开一次。同学们都积极踊跃地参加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去，既要写好出专栏的稿子，又要准备大会发言。各班都组建了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在学校演，下到农村去演。忙得不亦乐乎！

除此之外，学校、班级还要不定期的召开批斗“牛鬼蛇神”（学校揪出的臭老九、走资派等）大会。晚上，各小组要轮流到附近的村里帮助社员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或参加积肥运肥。学校生活那叫一个充实，一个字“忙”！

遵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还要学军”的五、七指示精神。我们高中十个班，每学期都要轮流到沛县机械厂和旗杆学农基地去劳动锻炼半个月，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那里和工人、贫下中农吃住在一起，学习机械操作和劳动技术。同时，我们学校也建了翻砂厂，各班都要轮流到沛县机械厂去拉铁砂，男同学负责冶炼，铸造成铁球球（我们叫它毛蛋）向外出售。学工学农真是大见成效！

记得在旗杆大队六队劳动时，晚上，生产队干部和贫农王大娘在生产队的牛屋里请我们吃忆苦饭，听王大娘忆苦思甜。那红芋叶子糊糊真是太难喝了，我们几个都喝不下去，原来烧饭的饲养员六爷把点灯的煤油当豆油倒在了锅里。

我们一边掉着眼泪听王大娘诉说着苦难家史，一边捏着鼻子小口喝着难以下咽的糊糊，也不敢说难喝。后来生产队长喝了一口，才帮我们解了围。

军事拉练时，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每人都要背上被子、水壶和一杆自制的长杆大木枪。虽然不要翻越崇山峻岭，跨过长江黄河。，但漆黑的夜晚，在青纱帐里穿行，在小树林里露宿，望着黑漆漆的夜色，听着远处传来凄厉的鸦鸣，也会令人毛骨悚然，感觉风声鹤唳。

1972年的冬季，学校遵照上级精神，缩减班级，我们学校从十个高中班缩减到四个班。学校召开动员会后，各班班主任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开始动员大部分学生提前毕业。年龄大的、结过婚的、成绩差的首当其冲。说起来好笑，我们班的一个叫易安的男生，班主任赵老师动员他提前毕业，他说什么也不愿意。

赵老师就笑着说：易安，你坚持要继续读书，我考考你，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三哪一个大？易安竟答不上来，可他死活不愿意提前毕业，最后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一斑窥豹，由此一例便可知，当时学生的文化知识是怎样的良莠不齐。

1972年寒假后，高二保留了四个班，我被编排到高二（2）排。留下的同学多数是成绩好些的，年龄较小的，但也不乏照顾对象（如军烈属、干部子女）。

新的学期开始了，学校不再组织我们开批判会，走出学校学工学农。开设的课程除语、数、外、物理、化学还有农业基础知识。数学主要学习画各种零件的三视图，其次是学习函数知识，解析几何，画各种抛物线。

那时的老师，还是心有余悸的，教学中谨小慎微，唯恐说错一句话，轻易不敢批评学生。即使有的学生做的事很出格，老师也是轻描淡写地点到为止。

教我们语文的徐老师在教学《红沟人》一文后，要求我们仿写一篇作文，写一位大队支书或生产队长带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改造农田的事。

俺组的张亮想拿组长赵世俊开涮，就把《红沟人》文中的大队支部书记黄忠敬的事迹改写成：大队党支部书记赵世俊白天带领贫下中农战严寒、抗风雪深翻土地，开荒造田，虎口震裂了不叫疼，手掌磨出了老茧不叫苦。晚上，她和妻子美可观在煤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有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章……

就张亮写的这文章，评讲课上徐老师还拿来当范文读，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

同学们听着笑破了肚子，组长赵世俊羞得脸通红，下课后追着张亮骂他不是东西。是不是太搞笑啦？

1973年寒假，接上级指示，暑假毕业又改成寒假毕业。朝令夕改的教育改革方案，一下把我们推出了高中的大门。

回味中学的学习生活，感慨万千，文革十年，我们这一代人成了牺牲品。看看现在的孩子，都能在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师资雄厚的校园里安心读书，真是羡慕不已！不过，一切事情都要向前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得都挺好。偶尔回味起中学时代的生活片段，难免各种情愫一起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