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县孔庙的来历
孔庙碑文正面
近日去人民东路的孔庙，孔庙广场前有一块小碑，正面的文字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孔庙”，背面文字是“天台孔庙始建年代不详，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迁于今址，清顺治、康熙、嘉庆年间曾重建，现在仅存大成殿、明伦堂。大成殿为天台城内现存规格最高、体量最大的古建筑。”这些碑刻文字，与我记忆中的天台孔庙历史不同，于是产生了考证一番的想法。
孔庙碑文背面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时开始推行儒家学说，但这时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一种兼收并蓄、包容多样、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翌年，哀公于孔子旧宅立庙守茔，是为孔子立庙之始。礼记上说：“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后汉崇儒，立学必庙祀孔子，魏正始至隋大业间皆尊孔子为先圣。唐初曾改尊周公为先圣，配以孔子，后复升孔子为罢周公。所以孔庙又有先圣庙之称。
中央官学之内建置孔庙，始于北魏孝文帝之际。地方官学之内建置孔庙，始于北齐文宣帝时代。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官学普建孔庙，则要到唐太宗以后。
从唐代以后，除曲阜孔庙以外，孔庙不但成为学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学校的中心地；释奠之礼是国家大典，属于中祀；教师的地位，透过孔子庙制而神圣化；教育理想也透过孔子庙制而具体化。
天台有县，起始于“兴平四年”，时东吴孙策在会稽郡立始平县，为天台县的前身（出宋施宿《会稽志》）。至南齐时，吴兴盐官人顾欢，“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出《南齐书》），是为天台有教育的开始。顾欢前期学儒，后入道教，他的教学属于民间性质，不可能有孔庙。据《晋书》记载推断，当时始丰县（包括现在的天台县和仙居县）的户数是两千户左右，人口也就一万人左右。《旧唐书》第40卷，记载了台州的行政区域和人口。“旧领县二：临海、始丰。户6583，口35383。”这是台州行政区域最小的时候，这个时候，临海的户数应该在四千多户，人口在两万多人；始丰（天台）户数应该在两千多户，人口在一万多人。
天台孔庙起于何时？唐睿宗《申劝礼俗敕》：“先圣庙及州县学，即令修理。”皇帝下令，天台县肯定也会建“先圣庙”，况且睿宗知道天台，曾派司马承祯的哥哥承祎来过天台，天台不会不建。
宋《嘉定赤城志》记载，天台先圣庙“旧在县西南四十步”，也就是现在的劳动路和中山路交界一带，同时也说明此前就有先圣庙了。皇祐中，县令石牧之将孔庙移到“县东南二百步”，“即庙建学”。“在县东南二百步”与现在的孔庙到县堂的距离基本相合（宋朝时沿用唐朝时的度量衡，五尺为一步，根据出土文物，唐一尺相当于现在的30厘米左右。一步，要求双脚都前进一步，指的是现在的2步，大约是1.5米。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跬是现在的一步，步是现在的两步）。《万姓统谱》记载，“石牧之，字圣咨，庆历进士，姿韵沈雅，嗜读书，试秘书省校书郎，补新城尉，移天台令，有能名，改著作佐郎，九迁至朝议大夫，最后知温州。”
《嘉定赤城志》中有“陈密《学襄记》”，其中的作者和文章名称都是错误的。查内容相同的文章才知，文章的作者叫陈襄，文章的题目叫《天台县孔子庙记》。陈襄的文集《古灵集》里有这篇文章，从他的另一篇文章《天台山习养瀑记》可知，他和石牧之是朋友，当时任台州仙居县令。据四库全书《古灵集》提要，“陈襄字述古，侯官人，古灵其所居村名也，庆历二年登进士第，解褐授浦城尉，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天台县孔子庙记》全文如下：
孔子，圣人之大备者也。使得百里之国，以为政于天下，虽尧舜不可及巳。为天子者，不以有已，听命以治其天下。为诸侯者，不以有已，听命以治其国，则必期月而为东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来，天下郡县始立孔子庙，追尊王爵，春秋释奠，天子以下，皆执弟子礼，世以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岂其然耶？生而有盛徳于民，死以祭礼报之，如曰“尊用”，其道则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至于今，宜黜浮伪、尚忠实。百物或有失职者，宜正名。王泽或有壅滞者，宜任大臣。逺近官政或有冗滥者，宜能官，人贤者以政，不贤者以禄。教或有未至者，宜兴学校。隆师儒礼或有未修者，宜教民冠。婚丧祭乐或有未作者，宜考五声十二律。放郑卫豪杰或有未出者，宜拔贤才、举逸民。鳏寡孤独或有未养者，宜弛力舍禁，授田以制，取财以节。民之蠧或有未去者，宜黜佛老戎狄。民之患或有未备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必先于此数者，夫能立庙以守。其祭祀尚无得礼者，而况于用乎？天台县有孔子庙不修，县令石牧之始至，嵗十月，相县之城南隅，大作新庙。屋总六十有二楹。先树正殿，塑孔子南向。左右十哲，曾子自余弟子六十有一人，与诸儒传经者二十有一人，皆图诸壁间，皆以其所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轲、荀卿、扬雄、韩愈氏服儒服焉。中树讲堂，图古之儒服、礼乐之器于其两壁。后又设学舍，师生讲习，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东房，周围门廊环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笾豆簠簋樽罍爼爵之属。十二月庙成，明年春秋释奠，入而行礼，生徒与事。品物如制，像图尊严，笾豆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观化。先兹邑民不识儒学，又故庙湫隘，与民杂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闻觉始有学者。嗟乎！石君可谓有志矣，区区小邑，而能为孔子立庙，制度以礼、春秋以时祀之，俾民不忘。是巳无愧于心。如其欲用孔子，则天也，非力之所能及也。天其不欲以斯道觉斯民也，则其巳矣乎；如欲以斯道觉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
根据《古灵集》中记载的陈襄履历，《天台县孔子庙记》写于皇祐元年（1049）。由上述记载可知，1049年10月，石牧之就看中了现在孔庙这块地方，建新庙立学舍，“为屋总六十有二楹”，楹是古代计算房屋的单位，一说一列为一楹，一说一间为一楹。此处应该是造房屋62间，这在当时也是十分的不易。1049年12月庙学建成，第二年春天就开始招生。南宋以来天台人才辈出，石牧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嘉定赤城志》在记天台的先圣庙时，本身就有矛盾。前面说“天台县先圣庙在县东南二百步，旧在县西南四十步，皇祐中，令石牧之即庙建学，后三徙至今地。”意思就是说石牧之在旧地建先圣庙。接着，《嘉定赤城志》引用“陈密《学襄记》”，“县令石牧之始至，岁十月相县之东南隅，大作新庙”。这种错误不是认真考证，往往很难发现。陈襄在文中写道，“先兹邑民不识儒学，又故庙湫隘，与民杂居，侮慢不尊。”这里交代了石牧之要把孔庙从西南移到东南的原因，因为原来的孔庙又小又破，还与民房杂居，有庙无学，也不适合办学，所以才移到新地方。
《嘉定赤城志》还记载：县学刚修成的时候，天台县的学子参加朝廷选拔考试大多失利。绍兴二年(1132年)以后，天台县的举子多有中榜，此时距县学建立已经八十多年。这也说明，古代要培养一个举人或者进士是多么的不容易。
《嘉定赤城志》还记载：淳熙（1174—1189）中，令赵公植作廊庑斋庐。嘉泰二年(1202)，令丁大荣重新之。嘉定元年(1208)，令詹阜民创明伦堂，上为尊经阁。十一年（1218），丞陈逵重建大成殿。以下为清《浙江通志》上的内容。《赤城新志》记载：元至元丙子（1276）燬于寇，尹张徳进、刘庆相继修复，至正末（1368）再燬。《台州府志》记载：明洪武（1368—1398）中，令邓林因旧址新之。成化二十二年（1486）燬，令王凯更建。《嘉靖浙江通志》记载：嘉靖八年（1529）复燬，十二年（1533）令周振扬重建。《天台县志》记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推官刘启元徙城南，至二十三年（1595）张宏代继任，始落成焉，二十六年（1598）火，惟存庙庑，张宏代重建。国朝顺治十六年（1659），知县陈献可重建。康熙十六年（1677），敎谕邹楷、训导徐徳恂增修，敎谕杨王治重葺。雍正七年（1729），知县张若震重修。
上述记载中，“万历二十一年推官刘启元徙城南”，与宋陈襄所记“相县之城南隅大作新庙”相比，是同一个方位，是整体迁移还是只迁移大成殿？与原址的距离，与县治的距离等都没有交代。明朝的推官是各府的佐贰官，除顺天府、应天府的推官为从六品，其它府的推官为正七品。推官衙门称为“理刑馆”，这“理刑”二字，表示推官的职掌。明代于洪武三年（1370）始在各府设推官一员，这是因监察御史郑沂的奏请。郑沂奏言“各府宜设推官一员，专掌刑名，不预他政，庶责有所归，而人无冤抑”，获得明太祖的批准（见《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辛已”条）。所以，明代对推官职掌一般都说是“专掌刑名”，或说“理刑名”。所谓“专掌”，即“不预他政”。在官场严格的制度面前，一个台州府的推官，跑到天台县来，表示要把天台县的庙学迁移一下，这无论怎么说，都有悖常理。此后，看到了2017年天台新闻网上的一篇文章《天台孔庙：读书人心中的圣地》，作者闲云，他在文章中写道：“明万历二十二年，南门为水冲击，城门倒塌，推官刘启元，移南门于孔庙之前。”我不知道闲云先生这一段历史记载的出处，但他的文章让我明白了原来是移县城南门，而不是《浙江通志》中记载的移孔庙。两相比较，还是闲云先生的说法比较可靠。
清《浙江通志》还记载，在孔庙的西边，有一个练习射箭的射圃，孔庙还设有名宦祠（祀石牧之以下三十八人），乡贤祠（祀顾欢以下三十六人）。还有社学四所（一在桃花街、一在小田巷、一在平头潭、一在东岳庙）。
综上所述，天台县现存的孔庙，是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10月，县令石牧之所建，同年12月建成。至于天台孔庙的起始年代，应该是唐睿宗时期，但没有找到相关的历史记载。天台孔庙开始时是有庙无学，北宋县令石牧之是天台规模化办学的创始人。石牧之是天台隔壁的新昌人，我们应该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