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泉：《余德泉诗联自选集》与我的诗联创作
余德泉教授，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省文史馆员，中国楹联学会名誉副会长，省楹联家协会主席。
从小即爱读书与背书。由于几岁便背过《声律启蒙》，私塾一年又背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与一些朗朗上口的日用杂字之类，并记过一些民间花灯唱词，于押韵、对仗已有感知。一九五四年考入初中。初二开始体悟叙永话之五声并归纳出判别规律，加之课本有旧体诗，渐知平仄分辨，听讲王之涣《登鹳雀楼》与杜甫《客至》等诗，又知五言与七言律句之平仄格式，于是萌发写旧体诗的念头。初中阶段写过几首。高中正逢大跃进，政治运动不断，生活极苦，没心思写。一九六○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后，恩师王力先生主编之《古代汉语》，旧体诗系必修课程，诗赋词曲等均要系统学习。结合“通论”之规则介绍，读了许多相关作品，感觉特好者便背下来。学《音韵学》与《方言学》又得以从纵横两个方向全面深入了解汉语声韵调系统古今之区别与联系。加上自身爱好，每种诗体，无论讲过与否，都先弄清规则，分析范例，再仿作两三首，久而久之诸多诗体之写作渐次熟悉。即以辞赋而言，由于骚赋、汉赋与骈赋等皆下过工夫，如今着笔仍得心应手。然一入大学便逢批“人性论”，随后又不断强调阶级斗争，老师因所谓政治问题而抬不起头，同学也有因说错话或者不听话而挨批判者，创作情绪也提不起来，仿写的东西亦写过即毁。本书所收最早一首旧体诗为一九七二年所写七律《秋登岳麓山》，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之郁闷，如何保存下来，已记不清楚。改革开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坛日趋活跃，本人创作亦渐少顾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由于研究对联，一段时间，创作主要以对联为主。二○○三年出版第一部个人作品专辑《得月斋联稿》，收入对联五百七十副，诗词曲仅七十五首，可见其时状况。同年秋，二十一世纪高等院校基础性核心课教材《古代汉语》主编汤可敬先生约本人撰写“诗律”“词律”“曲律”和“联律”四章，于我诗词之创作不仅基础夯得更实，而且激发出更多的热情。后来本人能走一路写一路，诗词越写越多，与参与撰写此教材之推动不无关系。二○○九年又印出第二部个人专辑《余德泉诗联新稿》，收入对联三百二十四副，诗词二百六十六首。对联作品虽仍占多数，但诗词数量已明显上升。《余德泉诗联三稿》尚未付梓，迄今已存对联三百六十八副，诗词三百五十一首。尽管对联仍占多数，诗词数量已接近持平。
《余德泉诗联自选集》（上下册）封面。
本人写新诗亦始于初中阶段。进校不久，偶然读到郭沫若之《女神》，大开眼界。高中校图书馆虽然不大，也有些新诗著作可借。大学期间《中国文学史》当代部分有新诗内容，介绍若干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又读了不少作品。后来又受到外国诗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或长或短先后写过约二百首新诗。“文化大革命”中因忍无可忍写过一篇小说对当时所在学校一位总务主任不择手段残酷迫害老师进行揭露，在其掌权之后竟因此将本人关入“牛棚”劳动改造达八个月之久。此前见有的老师因日记被断章取义而受批判，怕被无端曲解引来灾祸，已将诗本连同若干书籍寄放于一农民家，抄家虽躲过，却被这位农民一张张扯去裹烟抽掉。当听其称赞纸张“裹烟很好”时，不免啼笑皆非。“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派到水利工地参加宣传工作也写过几首，刊在油印报上，但底稿和油印报均未留下。本书刊出之一首即《请到叙永作客吧》，写于一九六三年，还是夹在放有小孩照片之镜框内才保存下来。
书中所收之“序”与“记”本在散文而非韵文之列，但因“序”一般都在诗前，且为诗而作，如《滕王阁序》然，而“记”的数量不多且较常用，也就没有完全删去。
儿时背过的《声律启蒙》乃本人最早之启蒙读物。大学期间读《楹联丛话》等书，又得再度启蒙。由于上文所述原因，仍然未写对联作品。一九七九年年底，本人开始将对联作为一个学科进行研究。次年春即在《长沙晚报》连载第一篇文章。作品此前亦有一些，但因没想过将来会出什么作品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仅存一副婚联。三十年来，本人对对联之方方面面作了系统探索，先后出版过《对联纵横谈》《中国长联三百三》《对联通》《对联格律对联谱》《古今绝妙对联汇赏》《余教授教对联》《余德泉对联文论》等著作。在研究过程中，本人找到了先贤们使用概率最高亦最具科学性之马蹄韵法则并整理发表。二十年来，尽管有过一些不同意见，然自本人总结倡导马蹄韵以来，连同被我相继命名之朱氏规则与李氏规则等，均在讨论中逐渐得到推广。不仅联友创作自觉遵守者日益增多，诸多征联评审以其指导进行，作品批评亦被引为重要依据。二○一○年冬自觉应对三十年之对联研究作一总结，对对联学科之经纬作一梳理，始撰《中华对联通论》。时过五载，八易其稿乃告完成。《通论》包含十六个大方面十九章七十余节，约一百万字，已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基金资助，即将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余德泉教授书法作品。
二○○○年以前主要写对联，其后则诗联并重。时至今日，除散失者外，已创作对联近一千三百副，本书选入五百六十三副；诗词六百八十余首，本书选入四百五十二首。能涵盖之类别基本涵盖。
无论诗与对联创作，本人都严格要求自己：第一，必须有感而发，绝不无病呻吟。因得生活、史迹与“江山之助”，本人诗词大都写在日常生活与参观游览途中，对联亦多有针对性。第二，必须符合规矩，唯遇到不可更改之专名之类才有例外，而这也仅属个别情形。因自己未放心者绝不拿出，为一件作品改上十次八次乃常有之事。因深知创作天外有天。本人虽对诗联规则与创作技巧很了解，但情感、灵性与思路时有不同，自然不会每件作品均达上乘。原发表过的有些又作修改，就因现在又有新的认识。
本人幼时也喜欢写字，不到十岁就用毛笔给父亲抄录医书。私塾与小学都碰到书法很好的老师，受其影响，兴趣大增。初中高中参与学校办刊，从粉笔到钢笔字均得到磨练。“大跃进”中又经常写标语，斗大之字亦能驾驭，不过亦只是比一般稍好而已，谈不上书法水平。大学开《文字学》课，从甲骨文、金文、小篆一直学下，不仅各种书体得以见识，且文字之发展脉络与六书原理等均有清楚把握，这为后来能迅速掌握诸多书体之写法打下良好的基础。毕业前夕，为写论文，本人从掌握五百四十个部首开始，将许慎《说文解字》近万个篆字全部默写下来，并从差异分类中找到题目。写出之论文还作为中文系两篇论文之一被选送参加“全校优秀论文展”。九十年代初，为教学需要，本人翻阅上百种碑帖，进一步考察中国书法源流、字体演变、结构原理、书写要求与章法特点等并写成《简明书法教程》一书，这是本人研究书法之第一部著作。由于本人隶书基础较好，既文且雅之章草乃隶书之草写，较易上手，加之章草所写之人甚少，于是又将章草列为书法主攻对象。在老伴帮助下，经过十年努力，编出厚达一千六百九十四页之《章草大典》。又三年，编出近一千页的《章草传帖》。在编纂两书特别在编列《章草大典》之《同形字一览》《近形字一览》《相同偏旁不同的写法》《不同偏旁相同的写法》诸表过程中，因不断分析比较，潜移默化，章草之书写也逐渐成熟。十余年间，本人抽空研究帛书、楚简与汗简等书体之艺术特征与书写技巧，亦颇有收获。本书所作上百幅书法插图，可见基本面貌。为作好这些插图作品，每幅字从书体选择到章法安排都费了思考。有些作品一写再写，即使小的问题亦不放过。对联书写方面，本人在拙著《中华对联通论》中指出，常式、龙门对与琴对为对联三种基本书写方式，但上下联写在一张纸上或者碰上特长款时安排又有新的发展。在书写本书对联时，除三种基本格式外，亦采用新的变式以尽量避免面目雷同。这一部分可以视为对联书写新老章法之集中展示。
（本文即余德泉教授《余德泉诗联自选集》一书的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