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镜》这部古印度诗歌理论著作 为何对藏族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诗镜》是古印度时期的一部梵语著作，由生活在7世纪的宫廷诗人、文学评论家檀丁撰写。公元7世纪，出现过一个统一北印度大部分城邦的王朝“戒日王朝”。由于戒日王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农业和工商业得以出现繁荣局面，居民的生活较为安乐平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檀丁撰写了《诗镜》这部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

在《诗镜》一书中，檀丁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并加以完善，主要探讨了诗歌的修辞和风格问题。自成书以来，《诗镜》便成为文人学者的写作指南。公元13世纪初，藏族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把《诗镜》由梵文翻译为藏文，并推介给西藏上层文人，在此后的岁月里，经过几代藏族学者的再创作，从而成为藏民族的重要美学理论著作，对藏族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诗镜》还成为《大藏经·丹珠儿》“声明”（语言、文字、音韵方面的学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诗镜》的译介过程

13世纪初期，博学多才的藏族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率先把檀丁的《诗镜》以译述的方式介绍到西藏。

萨班·贡嘎坚赞不仅是一位佛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在系统地学习《诗镜》中的文学理论之后，便根据书中的理论加以实际运用，进行诗歌创作。但是，贡嘎坚赞并没有对《诗镜》进行完整的翻译。

从藏历第五饶迥火牛年(公元1277年)开始，在藏族译师雄敦·多吉坚赞和印度学者拉卡弥迦罗的共同努力下，《诗镜》终于在萨迦寺被全部译成藏文。之后，雄敦·多吉坚赞又将《诗镜》传授给洛卓丹巴。洛卓丹巴是当时闻名遐迩的译师，他在讲学过程中又将《诗镜》内容传授给自己的弟子。由此，《诗镜》对藏族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逐渐扩大。

藏族学者布顿·仁钦珠首次编订藏文大藏经《丹珠尔》时，将以藏文转写的《诗镜》原文和藏文译文都收录进来。这标志着藏族学者对《诗镜》的学习、阐释和再创作的历程由此开始，《诗镜》也正式成为藏族文学创作的理论指导。

藏族学者对《诗镜》的再创作方式，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藏族学者对原文进行注释，在注释的过程中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增补一些内容，有时也会选用一些名家诗歌作为范例。这种方法比较常见，所以《诗镜》便逐渐民族化，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藏族本民族的诗学理论体系。

第二，藏族学者并不按照《诗镜》的诗例来进行研究，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理论部分，用自己的理解，进行诗歌创作。这种再写作方式，只吸收《诗镜》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将原著的诗例进行简化，这样一来，人们学习《诗镜》的理论也就更为容易，这有利于《诗镜》在藏族本土进行传播。

自从《诗镜》被翻译介绍到西藏之后，藏族学者对其进行的理论探索就从未停止过，他们从中汲取理论养料，而藏族本土的诗歌创作也从此开始。

（二）《诗境》对诗歌理论的探讨

《诗镜》分为三个章节，计有656小节。藏族学者对《诗镜》的注释代表性作品，主要有15世纪仁蚌巴的《诗注无畏狮子吼》、17世纪罗桑嘉措的《诗镜释难·妙音欢歌》等。现代藏族僧侣学者才旦夏茸、东嘎·洛桑赤烈、赛仓·洛桑白丹，根据《诗镜》共同撰写了《诗学概论》、《诗学明鉴》、《诗学修辞明鉴》等著作。

《诗镜》把文章体裁分为诗歌、散文以及诗文合体这三大类，其中，对于诗歌的修辞和风格问题，则是《诗镜》一书的重点论述内容。檀丁在《诗镜》里指出，优秀的诗歌需要华丽优美的语言、丰富的修辞，以及动听和谐的韵律，并且还要充满情感。

檀丁的这一理论，让创作者们树立起这样一种创作意识：只有具备优美的辞藻、丰富的修辞，自己的诗歌作品，才能得到认同，并且永远流传下去。檀丁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形式，对于文学作品的流传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对文学作品的内容（意义）、形式（形体）和修辞（修饰），进行了简略的论述，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没有阐明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诗镜》一书中，檀丁把诗歌的修饰分为35种，在每种之下又细分出若干类别。一些常见的修辞种类，诸如“比喻修饰细分为32类，形象修饰又分为20类”等，檀丁之所以要做如此精细的划分和讲解，是因为希望创作者在写作诗文时，懂得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修辞手法。

在这35种修辞手法中，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修辞手法。

1. 自性修饰：对某一事物进行直接描写，这种修辞手法也叫“直陈式叙述方法”，在《诗镜》中，檀丁又把自性修饰分为四类：直叙类型饰、直叙动作饰、直叙功能饰、直叙物质饰。

2. 比喻修饰：檀丁在《诗镜》中把比喻修饰分为32类。给大家举个例子：

“美女你的手掌心，

好似莲花红殷殷。”

这就是一种比喻修饰，“利用一物与另一物相似相同之处，加以比喻的方法，在两种相比喻的事物之间必须使用同、象、似、如等词加以连接。”（参见佟锦华《藏族古典文学》）

3. 形象修饰：用两种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通过比喻的手法，来描摹被喻事物的形态，使被喻事物更加形象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暗喻”。《诗镜》中把这种修辞手法分为20 个类别。

4. 音韵修饰：通过语言音韵的变化，营造出鲜明的节奏感。比如说，将字或词重叠起来，以使音韵更加和谐动听。

虽然语言形式很重要，这并不是说，只要语言华美，诗文就一定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诗文的思想内容同样也很重要。好的诗文，必然是思想内容与外在形式的和谐统一。

所以说，檀丁的《诗镜》是有一定思想局限性的。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相比于文章形式和修辞手法，诗文的内容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檀丁却并没有阐述内容的决定性作用，反而是浓墨重彩地讨论修辞的重要性，这多少有些本末倒置。

（三）《诗镜》对藏族古典文学创作的影响

檀丁的《诗镜》传到西藏之后，经过几代文人和学者的译介、研究和推广，成为指导西藏上层文人创作诗歌的理论性著述。

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译述《诗镜》时，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原本，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檀丁的重视，但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却看到檀丁的疏漏，并提出了个人的一些见解。此后，藏族学者就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藏族学者们对《诗镜》中的创作理论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激发了更多文人的创作热情，他们一边对《诗镜》进行积极探讨，一边埋头进行创作，并直接推动了一种新的诗体——“年阿体”诗歌的诞生。

16世纪初期，藏族学者素喀瓦·洛卓杰布在关于《诗镜》的论著中，率先提出诗文内容、体裁与修饰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诗文的内容好比是人的生命，而“体裁”就是人的躯体，修饰手法则是点缀人身的装饰品。可见，素喀瓦·洛卓杰布努力地纠正檀丁在《诗镜》中那些有失偏颇的观点。

尽管从后代学者的角度来看，檀丁的《诗镜》中的许多理论不尽完善，甚至有许多理论站不住脚，但是，《诗镜》对藏族文学的发展，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诗镜》传入西藏之前，藏族的文学创作还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而《诗镜》不仅给藏族本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也使藏族文人学者萌发了文学意识，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一些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法，对客观事物进行更为深入地描写。

自从《诗镜》被译介到西藏之后，便推动了新的文学思潮出现，上层文人的文风也与此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点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诗镜》传入西藏之后出现的诗歌作品，其艺术风格与以往的诗歌作品迥然不同。“年阿体”诗歌的出现，丰富了藏族古典诗歌的表现体裁，它风靡文坛百年而不衰。

17世纪的藏族上层学者阿旺洛桑嘉措，就采用“年阿体”撰写过散韵结合的历史文学著作《西藏王臣史》，还有才仁旺杰撰写的长篇小说《旋奴达美》，以及传记文学作品《颇罗鼐传》、《噶伦传》等，也是在《诗镜》影响下创作出来的文学瑰宝。

【结语】

檀丁作为古印度宫廷诗人、文学家，他不只留下了《诗镜》这部文学理论著作，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十公子传》。但是，对印度古代文学以及西藏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当属《诗镜》。尽管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檀丁《诗镜》中的部分理论尚不完善，可《诗镜》是檀丁对历代文学前辈们的著作进行研究之后写成的，可见，它属于诗歌创作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诗镜》自从传入西藏之后，就受到上层文人的重视，历代的文人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在这些文人学者进行创作实践的过程中，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年阿体”逐渐形成，并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