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四贤之李侗：道南第三代 薪火相传的传播者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号延平先生，两宋之际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24岁时师从罗从彦，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师从罗从彦，好静坐，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史李侗传》）。退居山田四十余年，终身不仕，授徒讲学，答问不倦。他与朱熹的父亲朱松同门师友，朱松十分推重他。朱熹听从父训，24岁拜李侗为师；在他的指导下，朱熹完成了“逃禅归儒”， 成为理学集大成者，终为一代宗师。

他虽然身处在山野，但内心却系挂天下，伤时忧国，认为当世之弊在“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要求“人主当于此留意”。孝宗隆兴元年（1163），病逝，终年七十一岁。其一生中主要担任了三个角色：“道南一脉”薪火相传的传播者，两宋以来的“内圣”思想的先驱者，朱熹理学构建的引导者，确立了宋代儒学发展趋势引路人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承师志静心潜学

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以儒学起家”，受家学熏陶，自幼机敏聪慧，勤奋好学，闻名乡里。步入青少年后，李侗吟诗作赋，性情豪放，对当朝的政治腐败和无能感到失望，人生理想抱负产生了消极避世的疑惑。他当他的性格与思想上处在极度不协调时，决心另寻解决办法。公元1116年，李侗二十四岁，闻得郡人罗从彦在杨时处学得二程不传之秘，便慕名拜访罗从彦，欲执拜师礼。他投书罗从彦说：“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住以生心者，特相与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坋，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踪义路有依倚处。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学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诸此。非自愚则欺也。’众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暂引此以为入道之门也。“（《李延平集》卷四，《李先生行状》）

拜罗从彦为师后，他觉得找到了真正的“入道之门”，罗从彦赞许他“向道甚锐” “趋向大抵近正”。通过静心潜学，他极大地发展了罗从彦的思想，为后来成为朱熹的老师，打下良好的基础。他继承和创新了杨时、罗从彦的“求中未发”的思想，提出“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内圣”修养的学说，拓展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

（一）“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师从豫章先生期间，他学了新儒学，思想逐渐成熟，言论、行为皆以先生为楷模，深得“静中观理”的功夫。他以为“静坐“就是为了”澄心“，“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着力，可见端绪。” （《宋元学案》卷三十九）；他还强调：“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自退听矣。久久用力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也” （《宋元学案》卷三十九）。

“默坐澄心”是李侗颇具特色的“内圣”修养路径，他认为儒家之静不是道家“无为而静”，儒家是在静中格物致知，动中有静，静中不滞。他还注意在静中潜学，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静中思，罗从彦教育李侗道：“学道以思为主。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作睿，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佛家一切反是。”李侗从中得到启发，以静养心，在静中思考，思考通于微密，一心向圣。二是静中琢磨之功，他于静中琢磨，一改往日豪迈、喜饮酒的性格，化转为一位深沉蕴藉而又超凡脱俗的学者，连走路仪态都显得委蛇慢步、随顺顺应，雍容自得。三是力戒只求文字，他认为学习不能只求文字，或只是强记硬诵，以资诵说，这样容易步入玩物丧志，需“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

虽然李侗从拙朴、好静坐、不喜著书、作文，但是在他的片言只语中，已然构建自己的学说特点。他认为“体认天理”学说的终极追求应该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人与天理一体”的崇高境界。后来，他的学生朱熹也体会到了这个境界，朱熹的祭李侗文中写道“体用混圆，隐显昭融”。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御笔题“静中取像”四字赐予李氏家祠。

（二）拓展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天地万物本源是理，即“理一”，这个万物之理分之却又各不相同，称为“分殊”，解决了“理不患其不一”的问题。对“理一分殊”进行了独特的阐发，主要观点为：“理”贯穿一切事物的始终。太极即是理，理是太极，两者融为一体，理是统治一切万物的本原，把“太极”与“理”紧密联系起来。处理好“理一分殊”与“仁义”的相互关联的关系。伦理道德观念是“天理”之体观，仁自始至终存于事物一切发展过程中，并为人所固有，强调“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

李侗“理一分殊”和体用相联系的思想，被学生朱熹接受。朱熹在此基础上，从体用范畴上，对“理一分殊”作了更为广泛、精致的阐发；在吸收李侗的“太极”思想的基础上，把“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分析。 李侗“理一分殊”思想着眼于“知”的基础上，从伦理意义上进行阐述，开拓了朱熹的思维，成为后来者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重要、直接的来源。

二、居山田追求真谛

李侗一生生活在皇权更替频繁、外族大举入侵的时代，政治格局的动荡不安、当权者昏聩无能，政治黑暗，地主、官僚大举收刮民财，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一片乱象。处于这种环境的他，陷入了沉痛的反思，思考人生活的真正意义、人应如何生存等有关生命真谛的一些问题，他在拜谒罗从彦的书中说道：“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乞乞为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所作，闻见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宋史》卷四二八）在拜谒书中，他已表明自己不为“利禄之学”，也绝不肯与奸臣佞贼同流合污，他只愿意学道以追求儒学的真谛。他从学罗从彦后，“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李延平集》），一生未科考，未出仕。罗从彦不仕，李侗亦不为官；罗从彦筑室山中，李侗亦屏居山田；罗从彦“严毅清苦”，李侗亦“箪瓢屡空，始然自适”；“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亦静坐”。从中不难看出，李侗深受老师的“不求人知，安贫乐道”的精神感召，敬其师而效其行。

他从一介儒生转化为一代宿儒，心性经历了漫长艰苦的历练。在修身养性，尊圣贤之言时，他对理学饱含深情，走上以教化为己任的道隐之路。他得罗从彦真传，“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李先生行状》）由原来年轻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回”，变成了一个规行矩步的道学家，前后可谓判若两人，这无疑是受罗从彦要求守道的严谨学风和高洁的人格气质所影响。

他一生没有做过官，“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但他忧世之心从未减弱，反而慷慨激昂、针砭时弊。在《延平答问》李侗写给朱熹的信中，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他对时局的忧患与关切，积极赞同朱熹上奏封事议论政事，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愿望。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我国古代儒者最高的要求，在中国文化史上，能真正远离官场的喧嚣，躬耕田亩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李侗躬行算得上一例。他四十余年如一日，从事传道授业工作，对社会人心的教化，深受当地老百姓和地方官的敬仰和尊崇，后人常以“冰壶秋月” “静中取外貌”来赞誉他的品格和气节。在乡野的治道中，他实现了自己“以教化治国”的理想。

三、传道紫阳开密钥

李侗成就了朱熹，朱熹成就了程朱理学。李侗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朱熹一生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继“圣人绝学”，不求功名利禄，退居山里，终身不仕，谢绝世故40余年，过着教书育人清苦简朴的生活。在他61岁那年，收到了朱熹这个得意门生，成为“开紫阳之道脉，传先圣之正绪”的导师。

朱熹的父亲朱松，与他均受业于罗从彦。朱松对深为敬重他的品德高尚、学问渊博。朱熹十四岁时，朱松逝世前夕，要朱熹从李侗学。在朱熹二十四岁时，朱熹到同安当主薄，从崇安赴同安上任的途中，尊从父志，顺道来南平求教于李侗门下，得李侗启发，开启了“逃禅归儒”学问生涯。此后，朱熹曾先后六次到南平，五次受教于李侗，从学李侗习得道南的全部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终成一代宗师。那么，李侗如何启发并造就朱熹的学问成就呢？简单的说，一是当面授予，二是信函往来。

（一）直指其误，促其逃禅归儒。朱熹父亲逝后，侨寓建阳，他涉猎广泛，佛、道、儒无所不学，早年尤其恋禅，就连他中进士的文章都与禅有关。朱熹初见李侗时，海阔天空地谈了许多“禅道”的学说，李侗不以为然，直言说：“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迹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理会，便自见得”， “默坐澄心”就是要他细读经学，去儒家经典中求义。当时，朱熹心存不悦，对李侗的话“尚有所疑”，但在任职期间，还是反复思考了李侗教诲，认为逐渐认同李侗“默坐澄心”主张，决定在经典中求义，推见实理，开启”逃禅归儒“实践，同安任满后，朱熹正式拜李侗为师，专注于二程理学。

（二）面授指教，使其渐入佳境。绍兴三十年（1160年）入冬后，朱熹居西林院数月，朝夕接受李侗的面授与指教。绍兴三十二年春（1162年），李侗寓居建安（现建瓯）主簿信甫处，朱熹又专门上门求教，数月后陪同李侗回延平，他说：师尊讨论《周易》时，就感到“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济事”。他还说：“每一见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自从拜李侗为师后，朱熹开始脚踏实地地研读儒家经典，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越读心理越亮堂，眼前豁然开朗。

（三）书信答问，让其吸取精华。李侗传授朱熹的学问，有一大部分是通过书信形式传授的。据粗略统计，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六月起，到隆兴元年（1163年）七月，六年间李侗答朱熹的书信多达二十四封，约一万六千余言。答问内容广泛，涉及《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乃至“召问所宜言者”等等。其内容的精华部分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在“日用人生上融会”；二是要静心理解古圣经之义；三是要在“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尤其是“理一分殊”是朱熹哲学形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朱熹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认为理和气不能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恪守“三纲五常”的规范。尤其要指出的，李侗给朱熹的最后一封信，是他谢世前两个多月写成的，时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这是李侗回复朱熹“召问所宜言者”的信，既可以说明朱熹对李侗的崇拜和信任，也可说明李侗“冰壶岁月”的品格和高尚的爱国情怀，此书几乎被《宋史》全文引用。

朱熹逝世后，宋理宗赵昀推崇朱熹，追封为微国公，下旨从祀孔庙，并把朱熹注释的儒家典籍作为学子们必读课本，从元代开始，朱熹的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标准答案，到了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朱熹被列入“十哲”，成为继孔孟后的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