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头发的故事》为例 解读鲁迅：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谈到写作初衷：

说到“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样的深远的思想是被大多数人所排斥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懦弱的，天性让我们善于逃避现实，伪装太平。比如在读书年代，我们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如今想来，我们那时太年轻。人生漫漫，我们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才能由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若连文学中的惨淡都不愿去面对，那现实中的惨淡恐怕更加不敢去面对吧。

可“病苦”不去诊治，就不知道它在何处，也就不能剔除病因、得到救治。因此，任何人都应该勇敢一点，做一个如鲁迅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

今天，我就以《头发的故事》为例，向大家解读鲁迅作品的魅力所在以及现实意义。而我亦希望，我们在走进鲁迅的同时，也能强大自己的内心，敢于做现实生活中的猛士。

一、故事内容：以小见大地展现社会中的畸形现象

鲁迅曾谈到，他小说中所写的事迹大抵是出于曾听过或见过的事情，但他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

《头发的故事》便是如此写成的。1920年下半年，鲁迅受许钦文之妹因剪发而被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所拒的触动，引发了对“头发故事”和“辫子问题”的联想，便写下了这篇短文。它的情节非常简单，起因是双十节的当天“我”翻开日历，继而引出了前来拜访的N先生的牢骚。

同《狂人日记》一般，本文几乎也是某位神神叨叨的“异常人”的牢骚录或日记本，它们几乎没有复杂的人物以及情节发展，都是借着“异常人”的口表达了对当今社会中某些现象的控诉。

那么，有哪些控诉呢？

故事中的N先生在牢骚中讲了这么一个事情。某一年的双十节，北京人十分冷淡，早晨懒洋洋地踱着步子出门，懒洋洋地参与挂旗，又懒洋洋地连收旗都忘了。这样的冷漠引起了N先生的不满：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为什么N先生感到不满？源于人们事不关己的冷漠姿态。

双十节是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人们发动武昌起义的庆典。在革命中，烈士为了拯救人民，辛苦奔走了十多年，可要么被弹丸击中、失去了生命，要么在监牢里受苦刑，要么踪影全无、尸首都不知何处。

然而人们居然忘却了这个日子，忘却了烈士的牺牲，忘却了自己还处于危难中，仍然冷眼旁观世事，麻木地活着。

在我看来，这便是第一个令N先生不满的荒谬现象，救人者死了，被救者不但不感到悲痛，反而选择忘却他们，这是人性的丧失，还是人性本就是如此残酷？

N先生想不明白，因为在这样的畸形的环境中，他也无从想明白，人们的思想本就是愚昧，道理讲得再明白，人们也不会领悟。更荒谬的是，因为人们愚昧的思想，流尽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居然只改变在头发这种小事上。

N先生对“我”继续发着牢骚，随后话锋一转，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N先生在国外留学时，因为感觉不方便遂剪掉了辫子，却不想不仅留着辫子的同学厌恶他，监督还要停了他的官费，送他回国。幸好得勇士救助，监督被勇士剪了辫子逃走，因而N先生还能继续读书。

后来过了几年，N先生回国谋生，为了安宁戴上了假辫子，却不想依然被人叫骂，幸而革命有了成果，剪辫子已成规定，而不剪辫子则要被强制抓去剪掉。

只是成果是表面的，人们虽愿意剪了辫子，但人们的思想依然愚昧。这不，剪了头发的女子要么是考不进学校，要么是被学校出名。

这是多么的荒谬啊，仅仅在头发这件小事上，就要给人们带来痛苦与不幸。

其实，当今依然存在相同的畸形现象，如冷漠的姿态，很多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救助我们，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早已忘却了他们的牺牲，继续违规使用电器或者因好玩在屋内点火；又如喜欢在小事上做文章，外卖因天气原因送餐延迟就要被罚几百，结果却酿成悲剧。

而这种种都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所造成，人们从来不会因为悲痛而有所反省，仍然我行我素、麻木地活着。

有很多人说鲁迅善用文章单独指骂某人，其实不然，我们只是从鲁迅作品中窥见了自己的劣根性罢了。

二、叙事方式：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

《头发的故事》同《狂人日记》一般，也是在形式上就让人耳目一新。有人从文体上对它予以否定，说鲁迅的小说不像小说。

鲁迅是这样回答的：“我写作是为了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至于采用什么写作手法，只要‘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就行了。”

的确如此，如《头发的故事》中，虽然是N先生的牢骚录，但在开头精心设计了“我”的存在，这样就形成了“我”与“余”（即N先生）两个对立的叙述者，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

如N先生来拜访“我”发牢骚时，“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的：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就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所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随着N先生牢骚越来越多，“我”脸色越来越僵硬，一副不愿意听的表情，N先生便住了嘴，准备告辞。

在这里，“我”是看客，看着N先生的表演，作者也是看客，看着“我”与N先生的表演，读者呢？也是看客，看着作者、“我”、N先生的三人表演。

随着情节的展开，作者看到了第一重“看与被看模式”，读者看到了根据作者所叙述的第二重“看与被看模式”。

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既揭示了中国人最典型的劣根性——看客心态，给出了让我们跳出看客心态的方法——多个视点观看。

我们总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却不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逐渐被看客所同化，若是不时刻提醒自己，就会一不小心加入其中。

在当今社会，这种看客心态在网络中越来越严重。每每出现一则新闻，人们就会立刻在评论处发表自己的看法，丝毫不去追问真相，只对自己所见给予评论，正是因为这样，网上往往都会陷入情绪不可控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源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问题——视角单一，同时也源于媒介对信息的创造性——根据自己喜好有取舍地筛选信息。

电影学上有个这样的理论：一个镜头的形式，即一个题材如何被拍摄下来，这个才是其真正的传达给观众的内容，这个内容不一定与现实中该题材给人的印象相同。

也就是说，确切的信息均被媒介所决定。我们总以为自己所见便是真实，可是通过媒介得到的信心，本身便是经过媒介再次创造的，因此，眼见不一定为实。文学作品也一样，文字作为一个媒介，它能决定内容是如何表现的。

正如我们看《头发的故事》一般，N先生是如“我”所描述的那般不通世俗、宛若狂人吗？

并不是，鲁迅为了避免内容的扭曲，或者说想要向读者传达更真实的内容，它一般都是创造多个叙述者，即叙述者看人物，作者看叙述和人物，读者看作者、叙述者和人物。

在这样的多重视点下，我们跳出了他们两者的“看与被看的模式”，我们在不断质疑中，引发了更深远的思考，N先生其实是一位有热血、清醒的人，而导致N先生不通世俗的原因是由于畸形的社会环境，才会让N先生显得格格不入。

这便是鲁迅写文的用意，他希望我们能对任何事物都持有质疑、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才是拯救人们思想愚昧的良药。

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在《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回归了正常，他戴上帽子，对“我”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这个结局和《狂人日记》也是同一种模式，狂人在发狂了几年后，回归了正常，去了某个地方当官员。N先生在发完牢骚后，也忘却了纪念。

这两篇文章的结局都是在高潮处回归了寂静，走向了绝望。这是不是代表着鲁迅内心的绝望呢？

其实不然，在鲁迅的大多数的作品中，他都是使用了这样的手法。

从艺术上来谈，这样的结局使人意味深长，引发深思：是选择保持绝望，还是选择付出行动、找回希望？鲁迅把这个问题丢给了读者，这样一种给予读者创造性的结局是鲁迅作品的魅力所在。

从思想上来谈，这样的结局正是表达了人世间最根本的问题：人都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也是充满矛盾的，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世上的所有事情都有两面，而从历史上看，文明总是破坏了又修补，修补了又破坏这样循环随着时间发展。

这样的思想便表明了鲁迅的乐观。未来永远都存在，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

在《一生太平凡：鲁迅自述》中，鲁迅说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的确是悲观的，但他亦仍保留着对生活的一点乐观，他通过惨淡的结局在警示我们，若不正视矛盾，直面人生的惨淡，那我们的路就只能是绝望了。

而这乐观却能如星星之火一般，在未来燎原。

致敬鲁迅先生的乐观，期盼未来希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