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反面是冷漠而不是仇恨 读《朗读者》文章之四

当一个人的心灵猝然承受剧烈打击的时候，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是疼痛？是愤怒？还是悲伤？其实这些都不是，而是麻木。这是心灵面对重大情绪冲击时的一种防御机制，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否认。承认事实的存在，但不愿意去感受事实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然而，麻木是否真的能保护我们，还是会导致更大的伤害呢？

继续来听米夏与汉娜的故事。

当汉娜毫无征兆的凭空消失之后，等米夏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八年之后。

当时米夏已经是大学里的一名法律系的学生，他的教授的研究课题是纳粹历史和审判程序。这门课就像是在清理过去，那段历史已经被蒙上了一层尘埃，研究的意义就像是用力把窗户打开，让能够卷起尘埃的风吹进来。

为了获得研究课题的第一手材料，米夏和他的同学们经常需要去参加一些关于纳粹战犯的庭审。这样的庭审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距离战争和纳粹的罪恶并没有过去多久，甚至米夏的一些同学的父母就被卷入过这场战争之中，有些人的父亲曾经是纳粹党卫军的军官，有几位在纳粹的司法部和行政部门任职，有一位同学的叔叔甚至是与内政部长共事的高级官员。这不只是一场对战犯的审判，几乎可以说是对整个父辈那一代人的审判。

而米夏再次遇到汉娜就是在这样的庭审之上。庭审在另一个城市，从大学开车过去要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天是一个星期四，米夏一组同学轻松愉快、情绪高涨的沿着山路在盛开的果树下行驶，他们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听众，还是去为清理历史的工作做一份贡献。

米夏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在庭审上重新见到了汉娜，她坐在被告席上，背对着观众。一开始米夏并没有认出她，直到听到了她的名字：汉娜·史密芝。仓促间，米夏还是辨认出了她的形体，她的头，她的脖颈，宽阔的后背和有力的手臂。她站在那儿，挺着胸，纹丝不动，米夏认出了她，但此时的米夏却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汉娜曾经告诉过米夏，她在西门子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去当了兵。而她今天被审判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兵的那段生涯。原来，她是被招聘去了纳粹的党卫军，成为了集中营的一名女守卫。

证据中显示，西门子给汉娜提供了升职的机会，让她做女工的领班，但她却拒绝了，而选择了去党卫队工作，这让人觉得这是汉娜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这给人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汉娜在奥斯维辛做过一年的女守卫，之后被调离到附近的一所小集中营，后来又从那里押送一群女囚。战争结束之后，她经常更换居住地，她在米夏的家乡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虽然经常在不同城市居住，但她并没有逃跑的嫌疑，因为每次更换居住地，她都去警察局主动登记和注销户籍，一直使用真实姓名。

这场审判持续了好几周，米夏一次都没有错过，教授对此表示赞赏，但其它同学都对此感到奇怪。审判中，汉娜只有一次向观众席看了看，其它时间她几乎都看着法庭的长椅，她显得很傲慢，与其它被告从不交谈，也几乎不和自己的辩护律师说话。法庭休息的时候，其它人都会聚在一起说话，只有汉娜始终独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米夏因此可以久久地看着她的背影，她的样子看起来紧张而僵硬，但有时候，一绺头发会从发夹中掉出来，卷曲着垂在脖颈上，在穿堂风中来回飘摆。有时汉娜穿一件连衣裙，领口很大，可以看到左肩上的一块胎记，这使米夏想起他曾经如何拨开汉娜的头发，去亲吻那块脖颈，然而记忆只是记忆，米夏想起这些的时候，觉得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就像完全麻木了一样。

也许，正是这种麻木不仁保护了米夏，否则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这种麻木让人能够保持一个与事实的客观距离，让自己的心灵不受到巨大冲击。其实麻木的不只是米夏，还有法官和陪审团。在审判的最初，陪审团们听到那些可怕的事实时，他们会显出震惊或强做镇定的样子，有时讲述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后来人们的表情就趋于正常了，甚至审判过程太久时，他们会不耐烦地叹气。

这种麻木又何尝不是出现在集中营的囚犯和看守们身上呢？不然，这些囚犯要如何一个月接一个月的活下来，如何适应自己，如何对新来囚犯的惊恐冷眼旁观呢？人们学会了用麻木不仁来对待杀人和死亡，所有幸存者留下的文字材料中都记载了这种麻木不仁，它削弱了生命的作用，使不法行为肆无忌惮，用毒气杀人和焚烧人都成了家常便饭，他们把令人震惊的罪恶当作日常生活接受下来，那种冷漠无情就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了酒一样，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变成了化石。

在第二周，法庭宣读的起诉书里，米夏知道了汉娜的罪名。她和其它四名被告都是奥斯维辛附近一个小集中营的女看守，这个小集中营里有个弹药工厂，里面使用女囚犯来做工，来为纳粹提供战争物资。这些女看守被控告两项罪名，一是她们会每月从这些女囚中挑选约60人送去奥斯维辛处死，每月也有相同数目的女工被送进来。而第二项罪名则是因为，在一个遭到轰炸的夜晚，警卫队和女看守们把几百名女囚关在一个村子的教堂里，有一枚炸弹刚好击中了教堂，引起大火，看守们完全可以把门打开，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导致那些关在教堂里的妇女儿童都被烧死了。

本来大火中不可能有任何人幸存，但还是有一对母女活了下来，后来那位女儿写了一本关于集中营的书，并在美国出版。于是警察找到了当时的五名看守，而且还找到了当时村子里的证人，这位女儿也专程来到了德国参加审判。

时隔八年，在法庭这个意料之外的地方，米夏又见到了汉娜，这一次他们早已不再是恋人，汉娜作为纳粹战犯被送到了被告席上，而米夏坐在观众席中。作为一位历史的研究和清理者，也作为被告曾经的恋人，这注定是米夏此生要上的最重要的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