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籍作家笔下的会宁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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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差10岁过点，从1944到1967年，时间让我跟孙志诚和苏震亚俩先生有了年龄阶梯，但文学的凝聚力，让我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会宁南关孙志诚先生的家中。就是这张照片，引发了我的善思，让我想起了会宁，想起了会宁这片土地上的文人们。我与会宁作家的因缘——由一张照片引发的善思雁翎

会宁是我的故乡。在这片贫瘠的热土上，我仰首问天的父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指标：精神永远富于物质。作为我文学梦着床之地，会宁给了我太多人文的素材。作为1967年生人，我目睹了两代长者的奋斗史。以文学为把手，他们拉开了厚重的命运之门，毫无退缩地直面雄关漫道。然后，他们毅然出发，走出了个体的孤寂背影，却把文字的种子留在了身后。我就是追随者，在前行的征途上，他们是荒野里的路标，是暗夜里的明灯。

孙志诚先生近照小说：情感的胞衣生于1944年的孙志诚长我23岁，他是一名忠实的文字耕耘者，骨子里始终蕴藏着饱满的血气，对于苦难的叙事，他的小说有着史诗般的真实。用方言呈现原生态写作，他的文字读来亲切，但基调苍凉悲悯。我是1989年认识孙志诚先生的，那时，他在会宁县文化馆工作。记得，在四周封闭的馆外，有一家面馆，面价是1毛钱。从会宁南关沿着会师塔方向抵达丁字路口，文化馆就近在眼前。吃了面，推开文化馆庙门一样的大门，我就去找孙志诚先生。那时，馆里没有高楼，都是平房。夏天，老有一节没有撤掉的黑乎乎的炉筒伸出来，与白色的墙壁形成强烈反差。后来 ，我对书法布局的初识，就始于这样的场景。不过，在当时，能住如此房子的人，都是干公事者特有的身份标识，也是荣耀的载体。孙志诚先生戴着近视镜，低头伏案修改东西，头顶跟我现在一样。发现眼前的亮度减弱，他就抬头。他知道来人了。他的眼睛通过镜片的折射，竟然呈现出日食前的效果。他笑了，是那种稚气的善意的憨笑。笑是他对熟客最朴素的接待礼。寒暄，简单的。那时，他没有透露自己创作的内容。看上去，面色疲倦，加上身体憔悴，不惑之年的他有点老态。或许，是在南关修建住宅的原因，他衣衫上风尘仆仆。第二年，我收到了孙志诚先生出版的长篇小说《浑浊的祖厉河》。在文化馆，他讲述了出版的不易，从上世纪80年代初动笔，十多年来，几易其稿，期间的不易，只有付出心血者自知。这平静的讲述，也让我对自己今后创作面临的艰辛过早有了心里准备。1996年第5期《飞天》杂志上，孙志诚先生发表了中篇小说《野路》，后被1996年第8期《小说选刊》转载。在同期，我发表了短篇小说《荒山》。这是我与孙志诚先生在文字上的近距离相会。《野路》奠定了孙志诚先生在甘肃文坛上的地位。同为会宁作家的毓新在回顾会宁文学创作时，肯定地直言：《野路》不仅是孙先生创作的重大收获，也是会宁小说创作的里程碑。再次见到孙志诚先生是在景泰，那时是1997年，我在国营条山农场给一位领导当秘书。因为要写景泰提灌工程的报告文学，他和时任甘肃省作协主席的王家达来采访健在的当事人。我陪同采访了其中我熟悉的一位老革命。精神焕发，满面春风，那时的孙志诚先生沉浸在创作中，如同一位听到了锣鼓声的老戏骨，一旦站在了舞台上，身心早已融入到了艺术中去了。大约是2006年前后，退休在家的孙志诚先生有点沉闷，想出来看看外面的动静，就到了兰州来找我。我谈了自己的一些创作情况，并陪先生到兰州晨报社转了转，让他看看报纸的编排过程。因为，我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十多年，熟悉内情，就没有惊动报社赛炳文、周卫宏等几位写作的会宁老乡。外面的世界很喧嚣，也很无奈。这次散心，对先生触动很大。本想出来做点事的他还是打道回府了。他说自己正忙于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回去继续苦心完善吧。十年后的2016年2月，这部38万字的长篇小说《乡谬》正式出版发行了。这部长篇未出版之前，大约2015年夏，孙志诚先生把电子版发给我，让我把个关。我认真拜读了，这部充满了乡土气息的长篇小说再现了一个老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诠释生活的艺术功力。记得，有一次，我笑着对会宁县文联主席孙平说：“你爸在艺术上的韧性和倔劲，我俩望尘莫及。”是的，守望与执着成就了孙志诚先生在小说领地站立的位置，这是仰视才可看见的高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会宁给了孙志诚先生最原始最文学的养料。在长篇小说《乡谬》出版后，他接受了《兰州晨报》记者张海龙和周卫宏的联合采访。谈及自己大半生的写作，他如此吐露心声：我一直在本乡本土生活，我熟悉的人物和语言也都在这里。我曾把自己比做家乡干山枯岭上的一棵老杏树，虽没有丰硕累累的果实，但却耐寒耐旱，每年总要开一次花结一次果。作家的生活虽有地域性，但激扬文字，用文学来剖析人性，就能跨越局限，更宽范围地覆盖普遍的社会意义，这穿透力就是文学的魅力和价值。把本乡本土最熟悉的素材转换为艺术，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也是天职。孙志诚先生还在《飞天》杂志上发过短篇小说《等待天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写得真绝妙。我给高考的艺术生讲了六年写作课，每届必讲《等待天明》。从悬念、伏笔、巧合等故事必备的要素上，这个短篇无疑是最佳的范本。

毓新在自己作品《绿如蓝》研讨会上在会宁小说圈，相对交往深的还有毓新，一位我的同龄人。毓新叫张明，如同我的笔名一样，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本名。他先当老师，后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其人文雅内敛，但他的小说极具爆破力。1997年第8期《飞天》刊发了他的中篇小说《羊腥》，同年被《小说月报》第10期转载。这是毓新的成名作。甘肃著名作家张存学是《羊腥》的责任编辑，他坦言：“毓新可贵的地方在于，他让牧羊生活的细微之处散发出的这种踏实和恬静的美感，上升到了颇具诗性的意境”。我是在《小说月报》上读的。作为农民的儿子，作品中饱含的浓郁乡愁和文字里弥漫的朴素真情，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熟悉的感动。后来，我在一篇评论中表达了我的立场：“《羊腥》是一篇注定充满着血味的小说。这血流淌着母性的温存，流淌着天伦的大爱，流淌着一个作家悲悯的浓情。这是毓新为写作铺开的一张人性大网，滤掉的是轻浮的构思，留下的是厚重的生活”。我与毓新见面于2005年左右，尽管之前早闻其名。记得，一次回到故乡县城，经不住几位文友的撺掇，不胜酒力的我喝得眼冒金花，是同样戴着眼镜的毓新把我扶到宾馆的。朦胧中，我用醉眼看到了他的真诚。那天，酒醒后的我读了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女儿谣》，这是我系统阅读毓新作品的开始。从此，我俩通过文字交往，建立了君子友谊。长篇小说《绿如蓝》是毓新的巅峰之作。这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发行的26万字长篇，随后被入选为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2012年9月28日，甘肃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等几家知名机构联合为毓新在兰州主办了《绿如蓝》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当时，会上许多学院派评论家生硬照搬国内外名著，机械教条地指出书中细节上的不足。熟悉毓新写作语境的我对此强调：“毓新是精心培育了一颗土豆，原本就不是树上的苹果，任何的着色都是对事物本身的伤害。”这不是我对老乡的袒护，不是。从艺术的本真出发，我反对任何眼拙的食客。诚然，作为甘肃重量级的一部反映校园生活及中学教育的作品，我为毓新取得的成功由衷高兴。毓新还在《飞天》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小说《穿缃红衣服的八奶奶》，写得荡气回肠，整部小说酣畅淋漓，充满着生动的气象。这气象横穿了人欲的天空，如同雨后苍穹的一弯彩虹，让人性有了起伏的亮色，也有了回味的冲动。作为长期从事电视编导的人，我特别欣赏毓新给于作品的镜头美感及色彩的迷离。我一直有个迫切的想法，就是把这部小说视屏化，让文字内聚的人性尽情地艺术释放。对于毓新的文学成就，长期扎根会宁，并且一直为会宁宣传代言的常琦彪直言：毓新是会宁文学的一面旗帜。

女作家唐丽丽言之有理，事实胜于雄辩。在我相识和接触过的会宁写小说的作家中，还有张启业。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事，后来再无见面。年轻一代中，女作家唐丽丽的笔法前卫辛辣，切入社会弊端的文字尖锐锋利，显然是会宁籍作家承上启下进入文学大道的接力人物。2015年12月，她的长篇小说《零下九十度》出版时，我欣然作序《伤花怒放》。会宁的主色是红色，一座纪念塔就是明证。在这片承载过新中国奠基人脚印的大地上，永远储藏着情感的富矿。作为诞生在此的会宁作家，他们始终昂首在文字方格里，如同铅字，执着虔诚地大写着自身谦逊的人格与高尚的尊严。作为会宁游子，二十岁离开故土，三十年来，我客居异地。如今，在兰州已经真正生活二十年了。记住乡愁，在流逝的岁月中，无论春夏，还是秋冬，我唯一没有丢弃的本职工作就是写作，还有自豪的一点，就是跟所有身在会宁或走出会宁的作家一样，会宁是我们写作的情感胞衣，这是命定的基因。

苏震亚先生近照诗歌：精神的底稿生于1955年的苏震亚先生长我12岁，在写作路径上，他是一位多面手。虽然在报告文学、评论、小说和剧本等领域都有成就，但本质是一名优秀的诗人。会宁多诗人。上世纪八十代初，我交往和熟悉的有武志元先生与何智龙先生。那时，我在会宁二中读书，武志元先生在校隔壁的会宁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他的诗《雄鸡》早在《飞天》1982年1月号发表。因为要穿越同一条狭窄的泥泞之路，已有笔名雁翎的我就认识了他。祖厉河畔，共同的文学情怀孕育了我们最生动的理想追求。后来，我在兰州一家报社当编辑部主任的阶段，去了一次会宁。文友盛情招呼，武志元先生坐主位，相谈甚欢。那时，他在会宁县委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当初壮怀激烈的碰杯场景还是深留脑海。何智龙先生给我当过老师，批改过我的作文。2009年6月3日，由会宁电视台王富葙拍摄的纪录片《黄土魂》在会宁召开研讨会，我受邀参加。该片的主题曲是何智龙先生写的。短短几句，摄人魂魄。何老师眼睛小，但聚光，有深邃的远望洞察力。看见我，他笑了，是那种会意的笑，笑中浓缩着往事。我俩来了个熊抱，我的后背至今都能感受到他大手传递过来的正能量。我跟苏震亚先生最熟，交往最密切。用家乡话讲，他是我的堂老师。上初中的时候，他就见过我。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见证我成长与成才的老师。我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收到的第一份退稿信是他给我写的。那时，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还是高三的一名学生，他在白银市文联办的期刊《白银文艺》编辑部工作。一天下午，体育课结束了，我心血来潮，就撕了一页作文本上的方格纸，用反面不受限制地写了一首哲理诗。不长，就四五行。当时，我觉得挺壮观的，绝对是拿大诗人的派头完成的。不久，在一个傍晚，我就收到了苏震亚先生托我老乡郭剑锋带来的退稿信。在我的老家散岔村，早期从事文学创作的有三人，除了我跟隋唐，另一个就是郭剑锋。在教室门口，上晚自习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推得非常憔悴修长。因为没有信封，只是简单折叠，郭剑锋大概先于我知道内情了。不，托付之前，苏震亚先生已经向郭剑锋告诉了一切。郭剑锋是懂我的，在偏僻的小山村，我俩都有过文学梦，都有过以文改变命运的追求。倒是多年后，苏震亚先生为此遗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理解他善意的良苦用心。只是，时间如白驹过隙，如今，我记不得当年的诗了，那怕其中的一句。其实，在退稿信之前，我只知苏震亚先生的名，未见过其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才在白银市委统办大楼门口见到。1991年3月，他的第一本诗集《望远方》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是在路过靖远小憩时，在街边设的邮政报厅买的，绝对自费。我在白银待的时间只有五年光景。这期间，苏震亚是《白银文艺》副主编。在当时文学还散发着迷人气息的年代，我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与散文。在白银，我也熟知了会宁籍诗人何定昌，见面，我俩打招呼用表情，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白银对我而言，既是文学发芽之地，也是追求写作梦想的平台。经过高中执笔，加上在白银的加工修改，我45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村梦》脱稿了，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这部小说的出版，我没有任何经验。那时，没有电子版。因为苏震亚先生是写诗的，我就把厚厚5大本书稿交给了白银市文联一位老编辑，他翻阅了开头部分和结尾，听了我整体的构思，觉得不错，让留下来通读。没多久，苏震亚先生也见了书稿，特意建议我寻求更好的编辑出版渠道。但我没有采纳。这样，大约过了半年。一日，苏震亚先生打电话告知，负责审读我书稿的老编辑出了意外的事故，已经驾鹤西去。但我的书稿，只在办公桌上有一本，其余四本没有找到。那是一个深秋，暮云低垂。我已经在景泰工作。文章憎命达。心痛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底稿在迁居时丢失了。抄在方格纸上的书稿是唯一的底稿了。这是我精神的底稿，是我青春时壮怀激烈的理想表白，是我改变命运走上文学大道的通行证，是我向自己无悔的追求写下的誓言啊。空白。我在电话中，听到了苏震亚先生长长的叹息。心照不宣，他一定在秋雨的滴答声里也听到了我同样孤独无助的叹息。一个试图用文字装饰梦的缪斯虔诚者，终于向无情的事实低头了。从此，我开始从短篇小说写起，从零开始，继续我小说的创作。2004年，我的第一部23万字的长篇小说《最后的瞭望》脱稿了。出版社编辑审稿后，认为题材既然是反映都市类报社女记者工作生活的，不如改为《护垫》有卖点，能吸引人的眼球。我同意了。12月，长篇小说《护垫》正式出版。我第一时间把书邮寄给了苏震亚先生。他看完，当即决定，在《白银文艺》封二上登作者照片宣传，内页发时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家达的序言《趁黑出城》，自己写了万字评论《捂久了的石头与精神化的伤疤》，系统分析了小说的特色。我写了一篇一万六千多字的散文《泥泞的迁徙》。这篇散文，是在苏震亚先生的启发下写的，也由此完成了我从文字到文学的蝶变。2005年6月14日下午，在甘肃经济日报社总编王博业的支持下。在省上著名诗人、评论家吴辰旭先生的召集下，我的长篇小说研讨会在甘肃经济日报社举行,省内30多位著名作家、学者、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会上，甘肃省文联秘书长王登渤和苏震亚先生做了重点发言。

前排左起：王博业、苏震亚、梁胜明、叶舟、吴辰旭、杨文林、赵燕翼、王家达、张明廉、陈德宏、许维、雁翎、柏原、牛正寰、王媛、郭浚卿、马步升。后排左起：马云、张永胜、王豋渤、刘森、杨光祖、吴保刚、张存学、才旺瑙乳、师克强、高凯、张弛、董洪、牛庆国自我到兰州从事媒体工作后，我与苏震亚先生交往非常频繁。2007年一个夏日，苏震亚先生打电话，说我的书稿找到了，在文联搬家时，他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铁皮柜中找到了缺的四本长篇小说《山村梦》。十多年时间过去了。背着我丢失的书稿，他乘车赶到了兰州。我在盘旋路接他时，看见他鬓角的发白了。掏出书稿，纸页已经颜色发黄。那一刻，我眼睛模糊……文学比文字虽多两点，但一点是血，一点是泪。苏震亚先生是一位勤奋的诗人，至今保持着充沛的创作激情，他已出版了多部著作，如今，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事业的阵地上，他依然伫立风中。在甘肃诗群里，他是优秀的吟唱者，在会宁诗人中，他是杰出的旗手。

诗人周志权生活和工作在会宁的诗人中，我熟悉的还有周志权，现在担任会宁县作协主席。跟我熟悉的著名诗人牛庆国一样，周志权也是写黄土地上农事和旱情的诗人。周志权的语言资源来自泥土，来自乡村，因而有浓郁的原生态味道，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稚气，也无那些扭捏粉饰的匠气。2009年5月，周志权出版了他的诗集《刻的方式》。这之前，他专程到兰州来找我，希望我能作序。这是会宁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我欣然答应。2008年8月25日，我写了《短歌长吟》的序，肯定了他的执着。是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诗歌开始淡然的年代，一个诗人打开了诗意的闸门，仍用自己的行动真诚地演绎着生活之外的乐章，演绎着自己心灵的那份真诚和旷达，周志权的努力难能可贵。从会宁相识的诗人中，还有杜永胜、范昌义和陶耀文以及远在新疆的刘春娥。陶耀文是个怪才，爱一行，就能钻精，钻透了，就从另一面消失了。所以，开始写诗歌，中途写散文，最后出现在了宣纸上。现在，他的艺术气象在书法上逶迤磅礴。刘春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编发过她的一组诗。后来，他去了新疆，取笔名平平，追逐自己心目中神圣的博格达峰去了。2014年，她出版了诗集《爱情岛》，我写了序言《穿越世俗的歌者》。诗歌诞生于贫瘠的生活。在会宁，雄浑的黄土蕴育出了天底下最苍凉的诗歌。它的苍凉缺少草原的辽阔，也缺少荒漠的深沉，更缺乏雪域的宁静，但这就是诗歌需要的土壤和气候，这是一茬茬高于物质的庄稼。会宁多诗人，尤其是新的年轻一代诗群正在簇拥成势，许多未曾见面的后生正用青春的壮志指点着诗歌的图腾，这是我非常欣喜的壮观。他们是续写诗歌精神的传人。会宁，一个多么安静淡然的名字，这名字是所有会宁诗人共有的笔名。这方生长杂粮的热土，也是我们所有俯身创作的会宁文人精神的底稿！2018年5月于兰州耕读居

还是特留恋初次怀揣梦想写作的那段日子，那样的单纯，眼里有远方，心中有诗。虽贫困，但始终挺着脊梁，感觉精神是那样的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