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初到黄州》）

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在《湖州谢表》中有这样几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场轩然大波就此掀起。

御史台的何正臣，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借此诋毁新法。舒亶等又罗织苏轼许多诗句，如《山村五绝》之三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之四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说前者是在讥谤盐法太苛，后者是讽刺百姓得了青苗钱，农村少年便到城市中来耗费的事件。《塔前古桧》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王珪便说“有不臣之意”，意思是暗喻神宗不赏识苏轼，因而只能求之于地下的蛰龙，“非不臣而何？”这却连神宗也无法相信了。其他还有许多，不再列举，但从指控者引述的这许多诗篇来看，似苏诗当时已印成册子。

苏轼这些诗的内容，可以分为四类：一、确是针对新法的，例如谢表中的“难以追陪新进”，其中有对这些新进之士虚骄之气看不顺眼的地方，也有他个人的偏见。二、只是文士对时政的一般不满。三、横加罗织，故入人罪，如上引的“蛰龙”。四、如《秋日牡丹》：“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指控者说他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苏轼自己则说原是在杭州僧寺中和陈襄而作。但像这样的诗，写在政潮波动时候，难免使人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下意识中难保没有讽喻执政之意，也只能疑以存疑了。

接着，就由御史台派皇甫僎往湖州拘捕。到了官署，两个狱卒便将他缚住，立即出城登舟。“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孔平仲《孔氏谈苑》）宋无太守，习惯上仍称知府，知州为太守，知州为一郡之长，古人或比之于诸侯，湖州又是大州，而朝廷却以鸡犬待之。

由于朝廷中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所以入狱后狱卒问苏轼，属于五代的祖先中有无誓书铁券？意思是，若有铁券，尚可免于一死。这只是对死刑犯才这样问，非死罪的只问三代。

但因神宗本不想杀苏轼，太皇太后曹氏又在病危时叮嘱神宗要宽赦苏轼。张方平、范镇都是退职的大臣，并因诗案而被列入名单，却冒险上疏营救。这时王安石也已退职在金陵，他也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王安石毕竟不愧为王安石。后来苏轼在《次荆公韵四绝》中曾有“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

据周紫芝《诗谳》引《元城先生语录》，当时有人问刘安世，应当用什么最有效的理由去说动神宗，安世答道：“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所谓士大夫，其中就有不少的“读书种子”。不管神宗动机如何，却说明在这类关系到士大夫生死安危的重大案件上，如果君主措施得当，就可以避免枉滥，防止极端；苏轼因而也能保全余生，以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责授官则例不得签署公事。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因汉代御史府的柏树上，曾有乌鸦数千来栖息，后世也称御史台为乌台。

黄州辖黄冈（治所）、黄陂、麻城三县，当时户口不满一万。但地连云梦，城倚大江，从王禹偁“黄冈之地多竹”和“远吞山光，平挹江濑”（《黄冈竹楼记》）这些描写上，犹可想见这地方的风土特色，不失为逐客安身之地。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梅花二首》）到了黄州，苏轼确是谨慎多了。他在《答秦太虚书》中就说：“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可见他还是有牢骚的。由于闲散无聊，便去抄写《金刚经》，还常到城南安国寺焚香默坐，以求“自新之方”。在《安国寺浴》中他曾说：“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他在黄州城门的东坡，曾经亲自垦辟耕作。

他的东坡之号，即由此而来。他在《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中说：“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苏轼曾入值史馆，这时听说朝廷已将史馆撤废，第二句即指其事。即是说，他对前途已经绝望，只想终老于东坡了。

但他的所谓“不复作文字”，当是指易遭违忌之作，他的笔还是不曾停过，而且写出不少好诗，如《南堂》的“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东坡》的“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都很能表现境随笔成的苏诗本色，纪昀所谓“兴象自然”。又如《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是以美人之入睡比喻花之萎缩。古人诗中常有夜阑持烛赏花之作，如白居易《惜牡丹花》的“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李商隐《花下醉》的“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元丰七年，他逢赦南归。次年五月，他经过扬州，作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三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诗和王维《既蒙宥罪……》中的“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是同一心情。但因为这一年三月，适值神宗逝世，到了哲宗元祐六年（1091），侍御史贾易便指控苏轼此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是在“怨诽先帝”。这样的罗织，也真使人大吃一惊，苏轼何至于丧心病狂到这样地步。他在听到神宗逝世后，曾作挽词三首，其中“病马空嘶枥，枯萎已泫霜。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这种悲痛的感情也是真实而深切的，因为他知道神宗很爱其才并有起用之意，神宗生前御札中即有“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语。据苏轼的《辩谤札子》说，写此诗的动机，实因在扬州见百姓父老十数人在笑语，“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指刚即位的哲宗，时年十岁）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看到淮浙间年成很好，因作此诗。这话该是可信的，后来总算平安无事，主要又是靠了一位太皇太后高氏的力量。

贾易初任侍御史时，曾上书说：“天下大势可畏者五，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故以非为是，以黑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宋史》本传说他“老生常谈”，但话还是说得对的，只是一经和他诬陷苏轼事相参照，同样令人有“可畏”之感。他由此也为士论所薄，出知宣州。

赵翼在《瓯北诗话》卷五中，却批评苏轼此诗写得太不考虑，其说倒不为无见：“此何时而作此诗耶？”又说：“然如咏桧而及地下之蛰龙，当遏密（指皇帝逝世）之后而有花鸟欣然之语，亦太不检矣。”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说：“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他们都是后于苏轼六七百年的人，从历史和现实中知道的“转喉触讳”的故事更多了，故而有此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