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时代雕版 印刷春秋。浅说“古文瑰宝”中 唐宋印刷术的传承

引言：

人类文化的演变，根源在于文字的传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字拥有群体极少，因为抄写效率的限制，文化的传播大大减弱，以至于过去许多历史成为谜题。直到唐代，才继承了前人在“印刷”技术上的成就，正式发明雕版印刷术，它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文化传播的能力，为唐宋的文化繁荣作了巨大的铺垫。甚至在宋代庆历年的活字印刷术面世后，雕版印刷术都仍旧充当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刷出版文书的“主要手段”，可想雕版印刷术对北宋文人阶级的影响深远无比。而在现代，《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以及雕印版《金刚经》的再度现世，清晰地反映了雕版印刷术在过去岁月中，古人们在文化传播的制作中所蕴含的智慧精华。

印刷成型：宗教与技术的糅合（一）

著名的雕印版《金刚经》是如今考察古代印刷术的重要文物，其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唐懿宗咸通九年时的雕印产物。比起大多数出土但没有明确时间的文物，《金刚经》有着很明显的时间标注，对于历史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而《金刚经》的整体构造和艺术性，也完全说明了在唐咸通年时，雕版印刷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无论是古经文字还是首卷中的释迦牟尼讲经画像，其中的纹路细腻，可以看出原版雕功的精妙，再配合上严谨的复刷，最后落成这幅完美的作品。

《金刚经》最早出土于敦煌，其所出土之地，又与古代传统佛教的传播有着很重要的关联。根据现如今所记载的大多数文献来看，唐代印刷术的快速发展，根源就是在于对“佛教”文化的快速传播。如《僧园逸录》里就曾有对贞观年间，社会上佛教传播情况的记载：“玄奘以回峰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驼无馀”。这里所描写的“印”，便是指唐代早期的印刷术，而且“五驼无馀”，也说明了当时民间对佛教的一种热爱，印刷术的出现既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佛教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印刷术的发展。《金刚经》有八页内容，第一“纸”刻画的就是佛教在为信徒们讲道的内容，其中信徒的身份各类不一，有尊贵的国主和臣子，因为有一般地位的普通信众，自第一纸后，其余的便是金刚经的经文内容，从开篇到经文的展现，《金刚经》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幻想性在其中，有着完整的叙事逻辑。

《金刚经》的版面很长，通过将经文完全拼接起来，长度可达十六米，里面的内容详尽，字间距对称合理，字体形态亦是板正，呈现的条理感很顺畅，可见唐代在印刷的制作过程中，排版的周密性。咸通九年版的《金刚经》，卷末有标志性落款，其中一句是：“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这代表着，是一位文人主持了这一“本”金刚经的印刷赠送给父母，这代表了在唐代懿宗朝时的民间，依旧保存了从太宗朝到玄宗朝，仍然旺盛的佛教习礼的信仰习惯，而“普施”（普遍施与）二字，更代表着佛文化在民间的普及程度。

《金刚经》背后的“印刷”发展背景

一、成熟根源：唐代佛教的“复活”需要

唐代佛教的全面化，是继隋朝大力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其中贞观年玄奘的一系列宗教传播活动就是最好的见证。在隋唐以前，北周武帝就曾掀起大型的“灭佛事件”，史称“建德灭佛”，与佛教一同被清洗的还有道教：“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这就导致了民间的佛教宗教艺术几乎毁于一旦，而到了隋朝，隋统治者就为此大力重新再“造佛”，复辟经文和贤像，以继续沿用佛教来成为国家主要的宗教，如隋文帝曾下令：“赦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到了李唐一代，佛教的“复活”速度更是随着社会的稳定而加快，因此逐渐令“印刷术”正式成型，不得不说，印刷术最早的目的根源，就在于佛教文化的“复活”。

二、需求推动：佛教文化普世宣传

有唐一代，与佛有关从而被大肆普及天下的事物有二，一是茶，二则就是文化制作的源头，雕版印刷。唐代自李世民时，国家版图持续扩大，而为了迅速教化所掌控地区的社会，有效的宗教宣传则是很重要。因此，佛教的复活和传播，是从李世民时代全面开始的，而随着李世民将佛教和统治结合的应用，让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都沿用之，直到唐代末期，都仍然是主流的宗教文化。除此之外，佛教的传播范围，更是到达唐朝人所能去到之地，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曾在南朝鲜发现一套《陀罗尼经》的印刷产物，这即代表着，中原的印刷技术或者印刷产物已经传播到了南朝鲜，跨度之大，让人惊叹。

三、成为主流：兴唐经五代

雕版印刷术与盛唐文化是有着不可分割的互相作用关系的。例如李杜诗篇之流，更是被加以印刷传送，才因此在唐代经历过安史之乱，唐末黄巢起义，大量的唐代硕果才得以保存。而在五代之际，战乱也同样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因为政权的不断更替，文化瑰宝反而在战争中不断被摧毁，许许多多的文人便带着印刷技术走出战乱区域，而后稳定下来，重塑文化，大量印制唐代文书，所以五代的乱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侧面促进了印刷术的地域铺垫，更为其文化动机打下了一定的“需求基础”。也正是这段时间的高度传播，才使宋代雕版印刷术普及化，即便面对“活字印刷”，都不曾改变雕版印刷的地位。

沧海遗珠：墨上传承的印刷文化（二）

在1944年，于四川成都出土的唐代墓穴中，发现一副《陀罗尼经》，经过其文卷上的时间记载，这幅瑰宝大致是公元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公元757年之后），大致对应的唐代皇帝是唐肃宗。这也意味着，这幅《陀罗尼经》，或许要比《金刚经》的制作更早上大约一个世纪，这为雕版印刷在唐代的演变生长，提供了很重要的文物考证。而在1978年，在江苏的一处古迹佛塔中，又发现了《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这幅咒经图中，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咸平四年杭州赵宗霸雕”。

不得不说的是，佛教作为“雕版印刷”的代表作品的主要对象，贯穿了数个世纪的文人环境。而这些光阴岁月中，必然不止佛教文化被大力宣传，相对应的其他关于文字的形式，也同样广泛流传。因为隋唐兴起的“科举之制”，代表着文化垂直入民间，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印刷术的存在，保证了拥有文化的群体的广泛，只需要一样作品放在民间，便激起“可燎原的星星火焰”。因此，佛教文化既是主流，也是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思想动力工具，对于后来的宋代统治者而言，这样的风气更是利于社会发展的。这种现象的意义是深远的，他所形成的最大效用，即是代表着统治者不再对文化的大肆传播进行遏制，可以说唐代统治者的决心，有效地保证了文化的薪火传承，承认了“教化天下”这一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

雕版印刷术对宋代的影响和帮助

一、雕版印刷成为活字印刷的技术基础

活字印刷术可以说是雕版印刷术的“循环利用补充环节”，毕昇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省时省力，灵活排版的工作，活字印刷最大程度解决了雕版印刷在制作前一系列复杂的雕刻和制版。虽说因为宋代文人对于“雕版”的制作仍然保持严肃的态度，因此“容错率”高的活字印刷，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大量普及。但在北宋末期之后，活字印刷的优势显现，高效率更是促进了文化的再次高度传播，因此到了现代，宋代“民间”文学大量被保存下来，这就是印刷文化的一次进步体现。

二、推动学院的教资供给

宋代的科举是腾飞的时刻，北宋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的沿用是全面且合理的。自宋太宗起，就显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而在宋仁宗时期，庆历新政中对科举的辅助，令民间多了许多“私人书院”，这是民间教育的根本，例如著名的岳麓书院，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而雕版印刷术的存在，则是为文化的下沉提供了技术动力，文化资源不再是“高度稀缺”的东西，学院机构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虽难以媲美“国子监”，但比起不成熟的教育，却是要完善许多，保证了基础教育的正常进行，这个时期，孩童的上学年龄也大大减少，北宋中期，几乎八岁的孩子都会去私塾读书，而学习的内容就包括了北宋早期的《百家姓》，这就代表着文化作品传播广泛有着极高的时间效率。

三、为寒门学子提供上升的基础

宋代可以说是寒门出头的时代，有宋一代，南北加起来，科举取士人数高达十一万之巨，比起唐代六千之数，要多了更多。其中宋代的寒门学子的大量崛起，才致使这一繁荣的诞生。宋仁宗庆历年后，对寒门士子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太学出现，寒门有了与“贵勋”竞争的资本，而到了宋神宗的熙宁变法的深度扶持，寒门士子在学习的资源上再次获得飞跃般的提升，他们才有了一定的能力成为人中上人。而在这个漫长且有趣的过程中，雕版印刷术起到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也象征着，繁荣源于传播，传播源于效率。

经历春秋：孕育数个纪元的成长（三）

古代关于印刷术的成型历史，是众说纷纭的。但从客观且辩证的历史角度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印刷”技术，本就是一种智慧的积累。印刷术是文化的载体，是纸与字的融合，从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社会文化的传播便有了轻盈的工具，这时候人们对于文学的摘录，仍旧是倾向于手抄，这个过程还伴随着文化的逐渐普及，才慢慢进入“工具”印刷的时代。

印刷术的雏形大致是诞生于“南北朝”时期，那时民间已经有人学会用方便的“字版”量产文字，这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如《南齐书》中所记载的，在公元485年，民间有一位龚圣人：“不须笔，吹纸便成字”。而这位龚圣人的工具则是“玉印玉板”，着就代表着硬物印刷的雏形已经在民间存在，这也代表着古人的智慧。那么自此起，诸多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民间记事，都对印刷术的存在有着描写，直到隋唐时期，印刷术才开始成为“正史”所记录的有力工具，所以唐代雕版印刷的最终成功，不是依靠某个能人的突然灵光，其本身就来源于深厚底蕴的历史传承。

而这份传承，经过数百个春秋，几个纪元时代，径直而来，从而构建我们不朽的文化，成为那些古风岁月中，捧起书来，都要觉得庆幸的诗怀夜晚。

结语：

文化“工具”自古以来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雕版印刷是古代“潮流”技术的第一次大成，而它也标志着文化的工具正式具象化，士大夫阶级不再是传播文化的唯一手段，这让后世全面文化开放，游牧民族汉化提供了巨大的技术动力。

参考文献：《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印刷史》《宋会要》《唐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