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报·数字报》刊发我校教授理论文章

“黔学”建构亟需彰显贵州文化主体性

作者：杨经华

近年来，随着贵州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作为“彰显‘贵州文化’根基”的黔学逐渐成为热点。黔学的历史、定义、范畴以及建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得到了充分、深入的阐述。然在实践中，黔学在凝聚认同，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依然不够。为此，近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政在社科联调研时特别指出，要加强黔学研究，对“黔学”概念要有更加清晰的定位，理论和逻辑框架要进行再思考、再提炼，研究历史，更要关注当下，推动黔学文化体系的建构，为贵州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黔学”作为“贵州之学”，是“从古至今与黔地、黔人相关”的学术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称。黔学要能在时代赋予的使命中担当大任，则必须对贵州文化主体性进行深入思考。

贵州文化“主体性”一直是近年激烈讨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贵州的“主体性”一直被“通道”遮蔽，造成贵州经济文化长期被边缘化的历史与现实。自“苗疆走廊”概念提出后，学者主张藉此建构贵州文化新的“主体性”内涵：汉文化与民族文化在相互影响与水乳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声部合奏。纠正以往对贵州文化“主体认同”的偏差成为当下要务。

长期以来，贵州文化主体一直有意无意中被选择性遮蔽。黔学的发展历程中，古典黔学更多的是对汉文化精英的彰显，对当时占人口多数的少数民族视而不见。而近年来多彩贵州形象的构建中，“原生态文化”“民族风情”“古夜郎文化”的提出，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当下占多数的汉族群体视而不见。多彩贵州风的节目呈现几乎全以民族文化为主体，舞台在向外传播过程中无形中传递了错误信号：民族文化替代了整体贵州文化。

黔学之生成发展，必然脱离不了“黔人”群体。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贵州既是连接西南与中原、边缘与中心的“通道”，同时也是四大族系激烈碰撞的交汇之地。随着汉人不断南迁，黔地上的人群主体从明清时期的“夷多汉少”，发展到“汉多夷少”。人口群体的结构变动，决定了黔学创造主体独有的复杂特质。

古典黔学对贵州民族主体一直是贬抑的。从司马迁对“夜郎王”的嘲讽开始，由于儒家华夏中心观及泛道德论的影响，历代学者总有抬高“大传统”(中原儒家文化)而贬低“小传统”(边地民族文化)的心理症结。对贵州地域的历史描写大多为“文明人”(我)对“野蛮人”(非我)居高临下的观察心态。正是书写立场的差异与偏见，才有了黔学“魏晋之后，传薪乏人”的片面判断。

古典黔学的建构中，从首次提出黔学的清贵州学政翁同书，到本土大儒莫友芝，其定义的黔学乃国学的延伸，以经学、义理、小学等儒学体系为根本；文化主体上则为汉人群体。在时人眼中，当时占人口多数的非汉族是不具有主体性的。清嘉庆间甘肃武威人张澍到玉屏任知县，友人劝他“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道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革紫姜，其俗则鸱张鼠伏；官斯土者往往鄙夷之，顾旦夕即去，若陋不可居者”。在这种背景下，要探讨古典黔学的贵州文化主体性认同，显然是不可能的。

张新民先生为此提出黔学要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解释体系。他认为边陲少数民族文化也内含一套自己的价值、意义系统，有独特的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的解释模式和概念词汇。尽管它们多数以集体记忆的方式代代口传，并无完整的典籍系统，但仍有着丰富的可供转化的内在资源和植根于实践之中的生活创造内容。在现代黔学体系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得到确立和彰显。有学者主张，除了传统黔学之外，更应高度肯定民族如苗族文化在中华古史重建方面的巨大潜力。苗族史诗《亚鲁王》内含大量的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突破性进程中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主要线索，是史前中华巫教文化系统的集大成之作，是自王国维以来重建古史之梦最为鲜活的资料。

尽管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被纳入了现代黔学范畴，但现实中，历史以来积淀的贬低边地民族的话语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从豫章书院的《黔学概述》到“黔学三宝”，依然沿袭的是古典黔学体系。即使是承认民族之文化价值，但隔膜依然存在。如学者定义黔学为“黔地经学、小学及其条贯于文、史、哲并艺术之精神，合以民俗风物”。尽管“民俗风物”得以肯定，但在其表述中不过是“侗苗以擅歌吹鼓舞，布依多识本草名物，水族以传虫鱼蝌蚪，土家沿尚节物风情”。这种对民族文化体系的简单想象，遮蔽了其千百年来绵长深厚的人文传统。当前黔学的书写模式，依然是尹珍、王阳明、莫友芝等一直到近现代的“汉学”精英为主体。民族之古歌等在其体系中似乎仅为点缀。这也是黔学难以获得“黔人”尤其是广大民族群体认同的根本原因。

黔学要构建贵州文化之“精神高地”，为“多彩贵州”注入新的文化灵魂，必须彰显贵州文化的主体性。如果黔学仅仅局限于“汉学”或者精英之学，必然难以扛起凝聚黔人文化认同的历史大任。葛兆光先生提醒我们，精英和经典与现实是有距离的，“支持着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只是思想，常常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精英的人写的经典著作”。建构黔学，不能只将目光投向那些在历史中如星月闪耀的文化巨擘，同时也要投向那潜藏在冰山之下、被历史过滤的具有鲜活个性的普通群体。我们不否认精英与经典，但历史以来，被外界视为畏途、充满了“蛊毒”想象的“烟瘴之地”的贵州，指引人们心灵世界的未必是那些高文典籍，而是连绵不绝、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性智慧。

建构黔学，必须改变当下的书写视角，重新发掘大小传统的一切资源。且不说盈千上万的彝文献里载录的古代文明；也且不论隐藏在神秘水书背后的文化密码；就是那些人们想象中“歌吹鼓舞”的苗侗社会，同样涵养着连绵厚重的文化资源。传系于侗族口传文献中的侗款制度一度被认为是“能够挑战西方民族制度的活化石”。三省坡下侗族歌师吴宏庙对神圣款约的敬畏与赴死，曾与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并列，践约着对法治教化的渴求。这些种种长期以来被传统书写观念所遮蔽、而在历史中维系黔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中的文化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

马克思曾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类的实践创造历史。哲学的任务是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黔学建构必然离不开能动地创造了贵州文化的实践主体。黔学的复兴，必然要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激发人的主体能动性，为支撑贵州经济社会之发展提供相应的解释系统。

建构黔学，实质上也是为我们建构安顿心灵的家园。只有正确理解贵州文化的主体性，彰显贵州文化的创造主体，正确认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黔中大地上交往交流交融中创造的文明史，对那些在历史书写中一直被遮蔽的“小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发掘整理、研究与高扬，我们才能真正建构凝聚千百年来一直生活或者曾经生活于斯土的“黔人”，才能获得当下“黔人”的文化认同，真正提高文化自信，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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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贵州民族报·数字报

编辑 | 关富丹

审核 | 关富丹

责编 | 陈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