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聊斋志异》艺术创作的影响 值得一看涨知识

《聊斋志异》不仅汲取了古代文言小说中的创作精华，还对古典史籍进行概括和总结，使得作者形成一套属于自身的写作风格。以花妖狐媚为写作题材加上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叙事结构，从而使得古典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达到巅峰。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构建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前提条件，对《聊斋志异》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够达到古代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在与同时期其它作者的小说进行比较后发现，在创作策略上有很大差异，一改以往小说采用的现实主义，采用浪漫主义色彩的写作手法。早在很久以前出现的志怪小说其突出表现为“明神道之不诬，证报应之不爽，言长生之可求”。在之后的小说创作过程中有很大因素是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其道教色彩浓厚。而当时的创作者把文言小说创作当作是日常消遣娱乐的一种方式，没有对古典文言小说充分重视，但是小说中充满的浪漫主义色彩，满足当时社会文化需求。例如：庄子、司马迁等，阅读他们的作品后都不难发现其作品中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蒲松龄的这一特点就更突显。作为古代文言小说巅峰之作的《聊斋志异》集众家之所长抓住当时社会的文化诉求，对其进行大胆创新，使得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源头还要归功于当时的道教文化，因为很大程度上借鉴其思维和道教题材。例如：《神女》中米生与神女相爱，透露出患难见真情，之后发展到成为夫妇，但终究是人神结合，作者蒲松龄通过时真时幻的艺术创作手法，同时也是考验二人情感，其实洛神之女也就是当时道教神仙的化身。《聊斋志异》浪漫主义手法随处可见，这种艺术手法相比现实主义手法具有很大的优势，而蒲松龄也恰好利用这个实现自身创作目的。从《王十》、《刘姓》等作品中可以看出，蒲松龄巧妙借助神仙道化来突显自身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现实社会中黑暗进行揭露，对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加以赞扬。无论是惩治坏人还是有情人最终能够相守都是作者的幻想，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蒲松龄通过手中的笔将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通过道教精神，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惩恶扬善都成为现实，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百姓的文化诉求，这也是《聊斋志异》得到老百姓认可和喜爱的重要理由所在。

从整体出发，在《聊斋志异》中最具代表形象的是那花妖狐媚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是最能代表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法。在分析花妖狐媚过程中发现，这些都与道教中信仰神仙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在《聊斋志异》不乏有道教神仙形象，有的由神仙变为凡人历经艰难险阻最后回归神仙之位，有的修炼道术最后晋升为神仙等。《聊斋志异》中对道教神仙独特的形象塑造，虽然与作者最具特色的花妖狐媚存在差距，但是其各有各的特色，只是所体现内容不一样而已。当然在《聊斋志异》中大多数刻画的是神仙形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简单的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道教神人，另一种则是得道仙人。例如在：道教神人刻画的神仙大多具有人的性格但是同时也具备着神拥有的特征。如：雷神、雨神、阎罗王等人物形象，有的只是从侧面出发但是还是较为完整的将人物形象展现出来。例如：《雷曹》中写到雷神反映一位知恩图报的人物形象，一饭之恩使得雷神对乐云鹤透露身份。再有在《刘姓》中讲述到阎罗王本是职掌阴曹地府的，但是文章中却要其掌管阳间事物，以此来处理阳间现实社会中那些不平等遭遇。换一种方式来说如果没有将道教神仙文化融入作者的笔下，其形象塑造不会取得如此效果，更难达到感染人的目的。再有道教仙人形象的塑造，例如：《崂山道士》《道士》、《单道士》这些在民众心中高高在上的仙人形象，却喜欢来游历人间，对人间之事产生兴趣，有时救人于为难、有时斩妖除魔、有的仙女甚至贪恋凡尘与人间男子结合。总之在作者的笔下每位仙人都有不同的形象，不由让人产生敬意。他们惩恶扬善、救治百姓，总而言之，他们的行为与民众意愿不谋而合，因此受到民众喜爱是必定的趋势。

《聊斋志异》的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大部分理由是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塑造，符合民众的文化诉求，与其中优美的写作手法也有着紧密联系。小说本身的作用在于“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程度的虚构故事”，而《聊斋志异》中就具备着这样的形式特点，它具有中国散文的精华，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而《聊斋志异》中散文文笔的体现又有一部分体现在对环境描写。《聊斋志异》中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描写仙界环境，使得民众神往；再有的是将人物所处的环境刻画的犹如仙境一般，蒲松龄浓厚的创造力得以展现出来。例如：在《婴宁》这一章中，首先对其居住环境用大量地文笔进行描写，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世俗的烦扰和人心的险恶，为后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具有道教色彩。再如：在《西湖主》中描写到这是一个近似于世外桃源的地方，从而使得民众充满无限神往之情。有时候突出描写的环境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与神仙形象两者相互映衬，往往给人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