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们这一代的真实表达者
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
——蒋方舟
01
蒋方舟出生之时，被妈妈很嫌弃地看了一眼，就放在一旁了。
原因是长得丑，妈妈本来想生一个‘蒋美丽’，不成想生了个‘蒋方舟’。
7岁开始写作，也是因为“不漂亮”：琴棋书画，样样不会，长得又难看，恐怕只有写作这条路了。
后来的蒋方舟调侃地说：母亲当时的心态是“狗急跳墙”。
为了让蒋方舟发自内心地认可并重视写作这件事，母亲放出的招式是：法律规定，小孩7岁就要开始写书，否则会被警察抓进监狱。
蒋方舟信了很久，经常听到警笛呼啸，就会躲在被子里颤抖。
蒋方舟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讨好“父亲上帝”的世界里，父亲对她少有的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几乎全部是以威胁恐吓为形式的。
父亲发明了一种恶作剧的施暴方法，高高扬起他的巴掌，低头瞪着她，做出要掌捆的姿势，刹那间蒲扇式的手掌扇下来，结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击，在蒋方舟耳边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
她吓得一抖，父亲却大笑不已。
父亲每一次扬起巴掌，蒋方舟都会瑟瑟发抖，这种不确定的恐惧源自于父亲作为生活大boss的权威。
直至多年以后，才与父亲相逢一笑泯恩仇。
02
7岁开始写作，9岁就出书了，刚开始写《打开天窗》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候才开始教拼音和笔划，所以蒋方舟还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是边写书边识字。在写作过程中，不识字自然是最大的写作困难，蒋方舟基本全靠查字典。
第一篇文章400字，写了七、八个小时，很吃力，照着字典一个一个查出来，再一个一个画出来，场面挺魔幻的。
蒋方舟戏称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小时候不舍得花钱，母亲每天早上给两块钱吃早饭，她就从来都不花，装在包里。
但是早上还是饿，小学又长身体，所以蒋方舟就在教室的地上捡东西吃：同学有什么吃剩的零食，什么尺子、橡皮，都在嘴里嗦一嗦。
不过她舍不得花钱不是为了攒钱，而只是为了展示给母亲，“你看我多乖。”
当蒋方舟已经写了六七十篇散文之后，母亲觉得女儿“写得和同龄人不一样”，已经足够出一本书，便联系出版社为蒋方舟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打开天窗》。
当时母亲将蒋方舟的文章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向全国几十家出版社邮寄，几十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唯有一家答应出版。
9岁的蒋方舟与同龄人相比，她身材显得略为矮小，而眼睛却很大。她随妈妈一起去出版社编辑室签合同时东张西望，故作老成但难掩稚态的神色。
后来这部作品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从此蒋方舟声名鹊起，被誉为“天才少女”。
蒋方舟出第一本书时，对文学并没有什么研究的父亲，才意识到女儿成了个小作家。他拿出一千块钱买了一张毛毯送给为女儿出书的编辑，以答谢对方的帮助。
一千块的毛毯二十年前的时候应该算是很贵了，她的第一本书稿费是八百块。
03
2008年，湖北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雪灾，天寒地冻，交通瘫痪。
蒋方舟正在武汉读高三，学校里的电线杆被雪压倒，地上一层厚冰永远化不了。宿舍在晚上十一点后就停电，电暖气电热毯用不了。
冻得难受的蒋方舟每晚勉强睡一个小时，后来实在受不了，便向学校请假回家。
父亲从老家襄樊来接女儿。坐火车到武汉，再换成公交车，以往一小时的车程开了四个小时，还没到学校公车司机就放弃了前进。
父亲只好寻找出租车继续走，但是很多司机考虑到危险都拒绝了。在冰天雪地里等了几个小时后，才哀求到一个司机愿意带他到学校。
当蒋方舟看到父亲的时候，觉得他冻得小了两圈。
后来，父亲送她去北京上大学。
方舟问父亲：“北京怎么样？”父亲回答：“北京好大哇。”她又问：“学校怎么样？”父亲说：“大学好大哇。”
“好大”，成为父亲对一切他所不熟悉事情的形容，蒋方舟又惊又急地意识到：外物都大了，父亲自然就小了。
母亲是一寸寸变老的，父亲是瞬间变老的。
孩子的生命被父亲惩罚，父亲的生命被岁月惩罚。都是输家，那就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
斗争了整个童年的敌人，自己缴了械。
04
2008年的地震没有挡住高考。
考完第一场语文的蒋方舟一出考场就蒙了，一群记者都在问：“你考得怎么样啊？”
当她在人群中非常艰难地找到父亲，记者又群涌至他们吃饭的小饭馆，拍他们点的菜，酸辣土豆丝之类，并用质疑的眼神问父亲：“你确定这样真的有营养吗？”
考完之后，下着大雨的天气，媒体又将一束鲜花给父亲，让他递给方舟，并作出胜利击掌的样子，好供他们拍照。
而母亲早已被记者挤到一边，倒在泥坑的水洼里。蒋方舟很疑惑，为什么要这样？
这促使她在高考完的第二天去了受灾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北川。
到达之前，她试图为自己找很多高尚的目的，是做志愿者、是发放物资，当她真正到达灾区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仅仅是做一件改变自己的事情。
到达北川的时候，遇难者的尸体基本上被清理干净了，但还是留下一些小孩的书包、小孩的胳膊。广场边有一个“万人坑”，大多数遇难者的尸体都集中在这里，并用水泥地封上了，地上放着一个收音机，里面传来佛教音乐，在超度这些已经故去的亡灵。
她忍不住在脑海中想一个画面，万千生灵将耳朵贴在水泥地上，用那一点点音乐作为超度的慰藉。
一个老奶奶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颤巍巍地寻找自己已经去世的女儿。
人影、废墟在眼前不停地晃动，蒋方舟这一天没有吃饭，在生命面前，人是那么渺小，高考的时候觉得高考是最重要的，可是在生命转瞬即逝时，什么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北川的时候，蒋方舟看到很多80后的志愿者，这种志愿举动自然是出于善良，她也想是不是不乏另一种可能：他们想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留下存在感。
我们这一代不像50后、60后，他们有建国的记忆、战争的记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记忆、思想解放的记忆、80年代政治开明的记忆、百花齐放的记忆。
他们经历了很多大的历史事件，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
这一趟北川之行，成为蒋方舟特殊的成人礼，它教给了她关于人生的事，关于命运的事，以及这一代面对历史时应该是什么面貌。
05
去清华报到的第一天，蒋方舟背着一个山一样的大包。
“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失望的哀嚎”，大多数人会说“原来你就是蒋方舟”，也有个别人会详细描述观感“没事儿，还挺壮实的，比我想象的结实”。
进入清华之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认为清华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人人都将自己在清华当作一项荣誉，理所当然地认为清华学子就是全国最牛的学生。
一开始蒋方舟也认为必然是这样的，都进入清华了，还想怎么样呢？要么治国，要么当文化部长，要么当优秀的工程师。
但后来，她开始发现清华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周围的同学和高中同学没什么差别，考虑的依旧是学分、社团学生会职位、怎么泡到漂亮学妹等等。
蒋方舟所在的新闻系也会告诉学生你们毕业了进入的要么是‘红心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要么是‘黑心媒体’南方周末，从一开始学校就会告诉学生应该进入红心媒体，应该成为喉舌、社会的栋梁。
但是并没有说，如果不想这样做该怎么办？
而大家在进入学校的一刹那都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这是让她觉得最为失望的地方。
在讲当代中国的一节课中，老师讲及北川现在建设有多么好、恢复是多么好。蒋方舟站起来以自己亲眼看见的反驳老师失实的地方，可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获得掌声，周围的同学反而以你赶紧坐下来吧这样的眼神看着她。
当老师终于让她坐下了，周围同学全部松了一口气。
蒋方舟才意识到原来并没有人想听她发表这样的观点，这让她度过了一段特别迷茫的时期。
周围同学都非常忙，他们知道自己要考高分、学雅思、要学开车，积极开展社团活动各种各样的事，而蒋方舟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陷入非常迷茫的状态。
不太想去上课，晚上看书写作，每天都睡不着、每天都失眠，凌晨四点钟去自动贩卖机买所有的油炸花生，10袋左右。
直到后来她认识了清华的老教师何兆武，他在西南联大时室友是汪曾祺，老师是沈从文、闻一多等。
何兆武老师在大学换了五六次专业，听一门课不喜欢就换了。
蒋方舟很喜欢汪曾祺，所以问何兆武老师汪曾祺在大学时是什么样子的呀？
没想到竟得到这样的回答：“汪曾祺在大学的时候天天逃课，晚上就拿一本书在坟地里看。”
那天下午，在清华的老教师楼里，蒋方舟听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因为老师不同意用国民党教育部发的教科书，也不同意用他们的考试标准，所以教育部就不给拨教育资金，老师就带着学生一起去抗议。
回忆起那段日子，说那是一段谁也不用怕的日子。
那个下午，蒋方舟沉浸在对过去大学的向往之中，她恢复了很大的信心，原来汪曾祺也天天逃课，原来老师和学生可以是那样的关系。
虽然她所经历的清华不是理想中的大学，但她可以选择活成理想中的样子。
每天去上课的时候包里放两三本书，到晚上放学时就看完了，也开始帮杂志社写东西，采访或开会。
后来毕业之时，班主任在评语上写：你用了一样的时间完成别人两倍或者三倍时间都完成不了的事情。
可活的和别人不一样，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蒋方舟写了一封信，陈述对学校的很多不满意见，遭到学校很多反对的声音，写联名信要求开除她的声音。
她多么希望当时有一个或者两个人会认为虽然你不一样，但你仍然可以存在。
06
蒋方舟害怕自己在成长中变得狭隘，尤其是局限在性别、经验或者是小圈子的世界里。
因此，读书成了让自我更广阔的方式。每天三四小时的阅读，是蒋方舟自小养成的习惯。
她有记忆的阅读启蒙是在小学，当时妈妈是中学老师。小学放学很早，4点左右蒋方舟就能回家，她会跑到妈妈的学校，在图书馆找本书，边看边等妈妈。
她不经意接触到三毛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就一口气把三毛的书看了个遍。她那时看书很快，一天能看完一本，坐在回家的单车后座上也在看，妈妈担心她弄坏眼睛，一边骑车一边问“是不是在看书”，她假装答“没有、没有、没有”。
到了七八岁，蒋方舟开始在街边书摊上买那种盗版书全集，王朔、金庸全集，一套套搬回家，以及一些日本轻小说。
十岁出头，她开始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看米兰·昆德拉以及尼采等人的哲学著作。
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她并不能完整地理解《悲剧的诞生》和《偶像的黄昏》到底在讲些什么，但里面的字句仍对她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蒋方舟有着很强的求知欲，看完纳博科夫国内出版的所有作品，其中有本在大学的讲课记录叫《俄罗斯文学讲稿》，里面提到了很多俄罗斯作家。于是顺着这条线，她又把俄罗斯作者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很快又延伸到东欧作家，东欧作家又延伸到政治变化。
蒋方舟在她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的随心所欲。
在处女作《打开天窗》中写：当我激动着心，颤抖着手，走进了会议室。啊，神圣！啊，庄严！啊，空荡！啊，干净！我这个离十八岁还有八年的孩子，竟有些不知所措、措手不及、手足无措了。
从语文老师的角度看，这段话满是毛病：“激动着心，颤抖着手”，是不规范的；四个“啊”，啊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连用三个意思近似的成语，累叠重复。
但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引用这段话的时候说：“写得太漂亮了。”认为孩子对词语的吸收能力很强，在抒情手段不够的时候，能够创作性地使用这些词，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到最畅快的程度。
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友顺这样称赞蒋方舟，“忽然发现努力多年才稍微领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轻易地掌握，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难免有些让人沮丧。”
07
少女时期的蒋方舟在看《百年孤独》《红与黑》《复活》，而现在热衷于怎么画眉毛、怎么穿衣服，迟来的青春期在她体内复活了。
第一次有自己的衣服，是12岁，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红色夹克，大概穿了三年，直到袖口已经磨破了，然后才被淘汰。
三年就穿那一件，审美在少女时期被完全屏蔽。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被剥夺性别的，13岁开始发育时，她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妈妈大喊一声你在干什么，赶紧下来。
她受到惊吓，整个人从凳子上摔下来，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蒋方舟不符合我们心目中对于神的想象，却特别像一个活的最真实的人。
内心缺什么便补什么，但她不会刻意找一个好的姿态去模仿，去学习，而是顺应着自己的内心，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好了。
就好似她所写的：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性格率真直来直去的蒋方舟，在圆桌派上与徐静蕾的仙气相比，让很多女权主义者口诛笔伐。
可她说的话却不带任何修饰与站队，她表达了真实的自我观点，虽然可能与现行的女权主义相悖，可是有多少不太漂亮的大龄女性，难道就真的没有面临过被挑选吗？
与小龙女的不食人间烟火相比，她更像黄蓉的古灵精怪，并不是美的出尘，但却活的真实可爱。
你可以不喜欢她，但你欣赏她。
08
《东京一年》新书发布会结束后，作为嘉宾的陈丹青走到屋外抽烟，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发呆的蒋方舟，说：“虽然外界已经很重视你了，但你还是被轻视了。”
在《东京一年》中写：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
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她记录这一代成长中最隐秘的心事与反抗，她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不满与看法，她不愿被同化，也一直保持着自我。
她真切做到了我们这一代的真实记录者。
《新京报》曾写：9岁时，有人问她将来要做什么，她昂起头，说要做个大师，然后热泪盈眶。28岁的她却像个孩子，经常走着走着路就奔跑起来，毫无缘故地在公众场合大声唱歌，和人拍照时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比出V的手势，笑容和神态依然是八九岁的样子。
她长成了一个无比真诚并让我们欣赏赞叹的姑娘。
有人在她演讲时说：“你是我最想见到的还活着的作家。”
蒋方舟曾坦言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对社会的洞察和批判。
蒋方舟关注时事热点，关注社会新闻，热衷于思考批判，为许多社会问题频频发声：
章文事件、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声援弱势群体。她不仅仅是喊口号，更多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到那些受害群体，北京公寓被清退时，蒋方舟四处询问具体消息，想为他们提供短期酒店免费住宿中转。
她的每一次挺身而出都在践行新闻传播的本质：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