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和《半生缘》：海派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传承与差异

王安忆《长恨歌》与张爱玲《半生缘》（又名《十八春》）同为以女性情感体验为主要书写内容的爱情题材长篇小说，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显而易见。

两部作品无论是从精神实质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各自所属时代的不可替代的经典作品，好似飞入云霄的清越歌声，成为时代的绝唱。

王安忆，江苏南京人，中国当代女作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曾长时间居住于上海，有安徽插队落户的经历，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王安忆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纪实和虚构》、《长恨歌》等，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家本人还获得过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荣誉。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生于上海，祖籍河北丰润，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名门。海派作家，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为40年代上海著名女作家，创作擅长心理分析。

张爱玲于1952年赴香港，1966年定居美国，其主要作品有《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半生缘》等，作品展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前不久著名的李安导演轰动一时的电影作品《色·戒》即是以其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台湾出身的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于论文《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中，谓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他在文章中非常自然地把两位女作家联系在一起，高度评价王安忆在当代中文文坛的地位并分析了王安忆与张爱玲之间的承继关系。

我们说尽管两位与上海都结下不解之缘的女作家在许多方面确实显现出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其作品的很多方面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特质，下面我们即以《长恨歌》和《半生缘》为例，从四个方面解读作品的不同，深入分析作品差异，从而更好地了解作家，把握其作品实质。

一、人物处理方式之间的差异

通过这两部作品把两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联系起来应该说是非常容易的：

首先作品都是都市题材，描画的都是上海为主的城市生活空间；其次主人公都是生活在上海的女子，上海的生活场景描画得活灵活现。这不免让人探究作者的身世与经历：都在上海度过了童年与主要的岁月，与上海的关系密不可分。但是细细推敲，我们可以发现相似题材作品中人物处理方式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在1950年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与她以前的作品不同，因为这是张爱玲在经历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大事之后所发表的带有投石问路性质的作品。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刻画了一个被亲姐姐算计却活得无比坚强的女性形象顾曼桢，她算得上一个知识女性，纯洁、善良，渴求独立，有自己爱恋的对象沈世钧，被姐姐参与的计谋所伤害，受到姐夫凌辱后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通过努力逃脱困境后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把生下来的孩子从他的父亲身边带出来，来到了解放区。

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再次遇到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的初恋对象沈世钧时，没有哭哭啼啼，委屈得一塌糊涂，反而在叙述自己遭遇时冷静得好似在说别人的事情，和自己毫不相干似的。

这种沉着冷静、波澜不惊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而在《长恨歌》里，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国民党某要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要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

她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弄堂里的女人，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

她一直以来都脱离不了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这也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又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

我们看到，顾曼桢与王琦瑶是完全不同的上海女性，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生活中有无精神支柱：前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富足，后者追求享乐刺激、精神空虚茫然。

尽管两位作者在叙述时保持了作家应有的冷静与客观，并没有带出褒扬与否定，但是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充满了性格的复杂性：

单纯善良坚强的顾曼桢被欺辱后勇敢地面对以后的人生，只是在姐姐死后为了那个可怜的患病孩子又做出了牺牲，承担起了母亲应尽的责任，怀着原始的恐怖和不洁感与姐夫祝鸿才结婚。而离婚后因为要到东北支援建设，在朋友许叔惠家再次见到初恋情人沈世钧，而见面后两人回忆着十八年前那个夭折的恋情才知道相互间一直都还爱着对方，却又隔着时空而无奈地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顾曼桢见到原来的恋人波澜不惊的表现，一个人带着孩子辗转来到了解放区，种种人生经历都使读者阅读时为她捏把汗，最后却又对她肃然起敬。

这也是因为张爱玲努力想把这篇文章创作得不同以往，极力想把作品中的人物拔高。

《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作为上海弄堂里的普通女孩，本来可以像其他的小家碧玉一样过一种平淡充实的日子，但美丽的外貌使她的人生增加了无尽的可能性：

面对人生路途中的种种诱惑，王琦瑶像飞蛾扑火般地义无反顾，尽管她做事凡事只做一半，留有退路，内心的处世之道则带有强烈的“中庸”色彩，但她性格的随波逐流还是使得她把自己的人生支配到了一条无比复杂之路。

《长恨歌》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王安忆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作家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

二、结构形式上的不同表现

茅盾在《漫谈文艺创作》一文中说到：

“结构指全篇的架子。……匀称指架子的局部美和整体美，换言之，即架子的整体和局部应当动静交错，疏密相间，看上去既浑然一气，而又有曲折。平衡指架子的各部分各有其独立性而不相妨碍，非但不相妨碍而且互相呼应，相得益彰。有机性指整个架子中的任何部分，不论大小，都是不可缺少的，少了任何一个，便损伤了整体美，好比自然界中的有机整体，砍掉它的任何小部分，便使这有机整体成为畸形的怪物。”

王安忆《长恨歌》作为小说而言，其艺术结构是颇具个性的，作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组成形式十分特别。从篇章结构来看，共分为三部，每部又细化为章、节，十分具有现代小说的零散、新潮风格。

《长恨歌》的结构形式给人感觉是娓娓道来式的画卷展开，从王琦瑶作为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小姑娘写起，写她如何在好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当选为上海小姐，写她当选为“三小姐”之后人生之路跌宕起伏的顺理成章，写她卸下了舞台上的繁花似锦之后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尴尬，写她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应该说作家王安忆以其高度的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而精准。

而从情节和篇章的组织方式来看，小说细部的篇与篇之间既具有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那种无机叙述结构的部分特点，能保持相互独立；同时又彼此有机相关，如同地图上的条条脉络，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时间与空间并行的活的“浮世绘”般的卷轴。

总的来说，《长恨歌》的结构方式复杂多变，常见的纵式结构、横式结构、复式结构、三迭式结构、包孕式结构等几乎无不包含，布局匀称平衡。

《半生缘》共十八章，二十四万字，这部作品侧重于表现人与时代这种命定的结构关系，以繁复多端和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来表现时代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人生的酸甜苦辣无穷无尽。

这部作品中，细节的刻画与画面的色彩是张爱玲更为突出的地方。个人认为在结构方式上，《半生缘》不敌《长恨歌》。

《半生缘》的结构方式很像民间说书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明线暗线交错行进的形式，以顾、沈二人的人生故事各自展开，最后在两人的邂逅中交汇在一起。

三、作品叙述视角的不同

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世俗的。一个没有世俗心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好小说的。

王安忆曾经说过：“从现实中汲取写作的材料，这抓住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要领，那就是世俗心。”张爱玲与王安忆都是有世俗心的作家，但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叙述视角又有极大的不同。

我们都知道，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塑造艺术形象，必须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前后内容如何过渡和照应，情节、场面如何处理，环境如何布置，各个部分如何安排，如何处理浓墨重彩重点描绘，何处只要轻描淡写粗线条勾勒，哪里该张，哪里该驰，开头和结尾如何呼应等。按这个标准衡量，张爱玲《半生缘》与王安忆《长恨歌》显然不同。

相比较，张爱玲小说更擅长把笔墨集中到细处，围绕一个或几个点进行重彩的工画，展现给读者的往往是某种人生的截面，尤其擅长对人物心理进行挖掘式刻画。《半生缘》即是如此。

而王安忆的《长恨歌》做的最多的事情却是“铺排”，好比骈文一样，较少挖掘，深度挖掘几乎没有，但描线的工作却下了狠工夫，有评论家把她这种手笔命名为“浮雕式”叙述，虽然从笔法上看用刀不深，但却使文字具有一种情节的流动性。

另外，王安忆作品表现的往往是最平凡的小人物，最不起眼的普通人生；张爱玲则是下意识地在普通人的人生里寻找传奇。

四、作家语言风格的不同

王安忆曾经表达自己对于创作的看法，她说自己创作的作品理想模式是小说的诗学理想，总结起来就是写作时：

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上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所以王安忆的小说几乎一直是在进行探索，语言风格多变，每篇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长恨歌》里的语言读起来令读者感觉洋洋洒洒十分过瘾。

而张爱玲的作品语言则是一看就知道是其特有的风格，总的来说，古今一体、中西合璧是张爱玲小说语言的特点。她的语言具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处处透漏出浓郁的《红楼梦》风。她的语言具有市井小说的色彩，不仅随处可见现代中国通俗小说影响的痕迹，带有通俗小说的平铺直叙的特征，而且还兼有老舍语言的通俗、幽默、暗含哲理。

读者常常感到张爱玲作品里的声音有些机警平静而悠扬，使我们的心灵内外散开；还有一些语言苍凉冷漠，悲哀与嘲笑巧妙地融合；另外文字风格常常给人以怪异变形的强烈印象，色彩对比鲜明，表现作品里人物的癫狂、窒息与崩溃，语言文字感觉直钻进读者的心里去。

-END-

我是“十里荷塘秋水长”，用文字记录和分享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