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以后 主要使用蒙 汉两种文字书写

下行文，“札付”是中书省、御史台、行省、行台使用的下行文；“咨付”是中书省向行省行文所使用的文书，《续文献通考职官二》载：“凡都省移文于行省，以咨付付之。”

“今故臊”用于品级略高的门对不相统属的品级稍低的術门行文，如三品行文四、五品，四品行文六、七品，五晶行文六品以下，六品行文八、九品，七品行文九品，都使用今故牒。

“指挥”用于品级相差较大，又不相统属的门，三品行文六品以下，四品行文八、九品，都平行文中，“咨文”，始于宋，沿用至清，元朝中央品级较高用指挥的衡门相互行文都用客。“关”，唐宋时的平行文，元因之，用于诸司自相质问，“平臊”用于品级相同或相近而不相统属的衙门，四、五品之间，六、七品之间，八、九品之间，往复行文都用平碟。

元朝文书早期主要使用畏元儿字，世祖以后，主要使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官府文移多使用汉字；皇帝的诏旨宣敕、廷庙议政记录以及省、台重要文书都使用蒙古新字，在用汉文颁布时，再翻译成汉文。在现存的元朝文献中，有许多从蒙古语原文翻译成的汉语公文，句法乖戾，语言郦俚，十分费解，被称之为汉文硬译公牍，或元代白话文牍。

此类文牍数量较大，元代中央决策性文件多半采用这种文体。《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记》、南台备要）、《元史》、《经世大典》等现存史籍中都有收录。政府一般公文基本上都用文言文，但也夹杂着一些硬译的蒙古语词汇，也有一些公文使用口语，较通俗易懂。

元朝公文的书写也有其特点，一是多用简笔字和俗字，有些简笔字与现今通用的规范简体字相同，如：无、听、礼、归、权、与、号、双、马等等；二是多用赵孟的字体，兼用行、草及仿宋体，元代不但士大夫意学赵书，一般文人也摹仿，都以赵体字为美，附为风雅；三是公文很少有避讳，蒙古、色目习俗俚陋，礼制观念淡薄，文书避讳不严，仅仅限于全用御名、庙讳。

仁宗延祐元年十一月规定：“今拟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延祐三年八月又规定：“表章格式，除御名庙讳必合回避，其余字样似难定拟。”元朝诸帝御名全为蒙古文音译，译成汉字后，字数较多，所以不易犯讳。

史载元世祖至元三年，礼部制有《表章回避字样》，所避共160余字，据陈垣考证，并非为元人规制，“必沿自金人”，“元初，诸帝不习汉文，安知有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