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用文字记录“时代的羞耻”

波兰诗人米沃什生于1911年，卒于2004年，两个年份表明了如下事实：他的人生故事和二十世纪的故事几乎同步。如果仅从时间上看，这自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说明了诗人的长寿——而鉴于他晚年创作的高质量，我们理应对此心怀感激——但和“二十世纪”的故事同步却意味着更多更重要的内容，而这内容的色彩是忧郁。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诗歌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影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二十世纪的恐怖与苦难如此之多。两次世界大战，戴着不同面具的极权交替上演，冷战，谎言如真理明目张胆，善恶、美丑的界限被抹去，剩下的只有麻木与死亡。当这些无可避免地降临，米沃什，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出于他认为理应坚守的道德与责任，保持清醒，并用文字记录下这一切，揭示“时代的羞耻”，因为他害怕“那些死去的孤独者，/已被世界所忘记”。

他用写作抵抗遗忘。他不想忘记、也不想人们忘记那个身怀斯拉夫血统的孩子，“他像匹死马睡在被烧毁牧场的草地上”，而那时的世界，又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啊。孩子，以及这个词背后的现实让米沃什无法像现代主义诗人那样为艺术而艺术，他必须面对客观存在的冰凉尸体和同样冰凉的哭泣，因此他见证。

他在《诗的见证》中说：

“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

他用诗歌见证了我们（人类）的狂妄、盲目、狡猾与脆弱，也用《被禁锢的头脑》这样的随笔见证了人类如何一步步被意识形态围困，滑入深渊。他用清醒的认知和洞察力，把人类遮在身上的掩饰物层层剥除，让你赤裸，让你看见自己的罪恶。而在“控诉”时，米沃什并非怀着优越感，而是对自身的观照，正如谢默斯·希尼所说，这部作品优于冷战时期各种论争著作之处在于一个事实，也即它还说：“要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还有我自己的孤独——我也会遭殃。”

借《米沃什诗集》出版的契机，我们以此专题纪念这位诗人。他用广阔的写作把逐渐流逝的现实用文字召回，目的只有一个，就像他在《献词》一诗中对诗歌的目的所做的强力声明那样：它的目的就是，而且只能是，拯救。而拯救的结果，是在这悲惨世界中挽留两个词：

这很疯狂，没有欢笑地活着，并向你们死去的人们，向本应该享受思想和肉体，歌唱和欢宴的欢乐的你们，不断重复着两个被拯救下来的词：真理和正义（米沃什《在华沙》一九四五年）

而他最终拯救的，是我们本不应迷失的头脑，及灵魂。

米沃什年表

撰文 | 赵玮婷

1911年6月30日，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考纳斯附近的谢泰伊涅。六岁前，米沃什住在母亲的家族留给他们一家的白色庭院里。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六岁的米沃什跟着父母举家离开了故乡，此后，他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所有的动荡，成为了一名时代的见证者和评述者。

米沃什的中学和大学时期是在维尔诺度过的。他大学一开始选的是人文学专业，后来转学法律。1930年，米沃什通过波兰语言文学社在《维尔诺母校》杂志上崭露头角。1931年，几个大学生创办了“扎加雷”诗社，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烧焦了半截的干树枝，米沃什是创办人之一。

1933年，米沃什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冻结时期的诗篇》。1936年，他出版了第二部灾变派的诗集《三个冬天》。米沃什的早期诗歌具有哀婉的格调，并且善于运用象征手法。

1937年，米沃什前往意大利游学，回国后依然在电台工作，但地点换到了华沙。战争打响后，米沃什主动申请去前线电台支援，却没能如愿。在国外辗转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华沙，在华沙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期间，米沃什在地下诗歌团体中非常活跃，还用笔名杨·瑟鲁奇出版了一本诗集。

华沙起义失败后。米沃什又辗转到克拉科夫近郊，住在朋友家。1945年，米沃什在克拉科夫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诗集之一《拯救》。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诗人对华沙战时的记录，以及他对战争和历史的思考。诗集中第一次出现了不带任何象征意义的用现代口语写出的组诗《世界：天真的诗》。在这些诗中，诗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未受战火纷扰的回忆中的童年。

“信念的含义就是当一个人看见

一滴露珠和一片漂浮的叶子，

便知道他们存在，而且必须存在。”——《信念》

（组诗《世界：天真的诗》）

1945到1951年，米沃什先后在波兰人民共和国驻纽约、华盛顿、巴黎大使馆任文化参赞。1951年，米沃什向法国当局申请了政治避难。第二年米沃什离开巴黎，到西南部的多尔多涅省待了几个月，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攫权》。这本书的波兰语版本直到1955年才作为耶日·盖德罗伊茨主编的“文化图书馆”丛书的第九卷问世，在此之后出版的《伊萨谷》是这个系列的第十卷。《被禁锢的头脑》也是在那前后创作的。

米沃什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当局推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不满。他在盖德罗伊茨主编的《文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的文章，里面解释了他为什么要选择移民。米沃什的出走自然遭到了波兰文坛的强烈抨击。波兰作协将他视作叛徒，不仅他的作品无法在国内发表，甚至连他的名字都被禁止出现。

1960年，米沃什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赴美国教授斯拉夫文学。在美国教书的日子带给米沃什巨大的满足感。近二十年内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他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深入到政治、哲学、历史、文化各个方面。在美国，他还编写了波兰文学史教材，将波兰的文学介绍给西方。1973年，米沃什的第一部英文诗选Selected Poems出版。

198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切·米沃什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写道：“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米沃什获奖的这个时间很特别，当年团结工会在波兰走上历史舞台，一场席卷东欧的变革正在酝酿。因此也有人把这个奖的授予看作是来自西方的某种支持。也正是因为获得诺奖，米沃什得以重新回到波兰读者的视野，诗集《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在波兰出版。此后他开始频繁地有机会回国。英国剑桥大学也邀请他去讲授斯拉夫文学。1986年，米沃什的第一任妻子雅尼娜过世。1993年米沃什和第二任妻子卡罗尔一起搬回克拉科夫居住。米沃什说，之所以选择克拉科夫，是因为他觉得克拉科夫和维尔诺很像。克拉科夫的冬天很冷，米沃什有时选择回加州过冬。

回国后，米沃什在海外时创作的作品陆续在国内出版。这段时间诗人的创作产量是惊人的，并且每一本书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98年米沃什凭借《路边狗》一书获得了波兰的文学大奖尼刻（NIKE）奖。2004年，诗人在爱人卡罗尔去世两年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米沃什诗集》，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林洪亮/杨德友/赵刚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始终以人性的光辉，观照人类的苦难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不能入诗的东西，他都放进诗歌

林洪亮，波兰文学翻译家

新京报：米沃什的诗歌有哪些特点？

林洪亮：米沃什的一生经历很复杂，有悲有喜，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诗歌里有反映，诗歌涉及的主题很多。还有就是他的诗歌不是完全幻想的，而是和实际（现实）联系得比较紧，和他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联系得比较紧。如果说“现实主义”也不完全是，他的写作手法各种各样，包括先锋派、抽象派等，都有。

他诗歌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的很多诗歌是自由的，没有韵律，看起来像散文一样。有些不能入诗的东西，他都放进去。

新京报：他前期和中后期的诗歌，你认为在风格上有哪些变化？

林洪亮：米沃什早期的诗歌，应该说还是比较明快。到后来，他出去（离开波兰）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更多，形式、题材等都有变化。到了晚年，特别是回到波兰以后，米沃什的生活稳定，心情也比较平静，写的诗歌也不像过去那样（激烈），生死、哲学的问题也在他的诗歌中出现了。

新京报：米沃什对“东欧经验”的文学化处理，中国诗人有哪些可以借鉴的？

林洪亮：鲁迅曾在文章中谈到，中国的情况和东欧的这些民族有很多的相似性。二战的时候，他们反抗德国法西斯，我们反抗日本。战后的情况也有相似性。所以，我们和他们的交流比较多，他们和中国建交也是比较早的。说到借鉴，他的思想也不能完全照搬，因为我们的诗人很多还是生活在国内，没有离开，所以是不同的。他的诗歌技巧可以很好地借鉴。

语言从来不是束缚米沃什创作的牢笼

赵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新京报：米沃什表示自己不喜欢“纯诗”，对现代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也不赞同，如何理解他这一思想？

赵刚：“为艺术而艺术”由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森于1818年在其著作《关于真善美》中第一次使用，之后被部分现代主义文学家和艺术家奉为圭臬，主张艺术摈弃除美学功能以外的一切实用主义功能，即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同时去除艺术被赋予的社会教化、政治宣示等功能。

这一思潮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波兰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诗歌方面，所谓的“纯诗”，也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更加注意格律的精雕细琢，辞藻的唯美精致，同时杜绝诗人主观价值观的表达。

从米沃什的创作看，他显然与这种观点格格不入。诗人毕生的创作，始终以一种人性的光辉，观照人类社会的苦难，追求传统道德体系的重建。对米沃什来说，形式从来是服务于内容的，语言也从来不是束缚他创作的牢笼，而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他从不会玩弄华美精致的辞藻，甚至不惜使用平淡冗长的句式，表达深刻复杂的思想。

新京报：1960年前往美国，米沃什远离祖国和读者，这对米沃什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赵刚：对于像米沃什这样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强烈的历史感的诗人来说，因为某种原因离开自己的故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幸运。这使他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和一个虽非他者，却可旁观的视角，可以比较从容地观察、反思其所归属的文化圈。诗人身处发达国家的美国，可以对中欧、东欧地区古老而跌宕起伏的历史，美丽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文化进行近乎于静思者的深入思考，其产生的作品也自然，从而具有独特的魅力。

新京报：在晚年，米沃什对宗教的思考越来越多。宗教在他的人生和诗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赵刚：米沃什是一位复杂的诗人，这种复杂性同样体现在他对于宗教的态度上。而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复杂性也正体现了诗人思想的活跃和深刻。一些时候，诗人对上帝的恩惠心怀感恩；另一些时候，诗人又对上帝目睹人世间的苦难却充耳不闻感到难以释怀。然而像大多数波兰人一样，宗教对于米沃什来说，始终是某种精神上的支撑和情感上的寄托，尽管有时候他们也对这支撑和寄托本身产生怀疑和不解。

新京报：欧阳江河说米沃什的诗中有一种“含混”，在翻译时，如何处理这种“含混”？

赵刚：米沃什和很多同时代的波兰诗人一样，创作的大部分是哲学诗，他们是在用诗歌的语言和形式，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又源于他们对人类苦难、人性弱点的深刻剖析。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阅读西方式的哲学思考本身就已经非常令人如堕五里雾中，更何况这种思考是用诗歌的形式，用极度凝练的语言，用大胆而发散式的手法，用极尽伪装的文化符号进行深度包装。中国读者阅读时困难重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翻译过程中，我主要考虑的是尽可能呈现米沃什诗歌的原貌。我个人以为，即便是在诗歌这种允许翻译者拥有更大翻译自由的领域，忠实原文也仍然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忠实原文，才能较好地展现原作者的语言特点，才能让译入语的特点不至于干扰原文的风格。对于诗歌翻译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观点，我个人是持谨慎态度的。毕竟，对于中文和波兰文这两种承载力同样丰富的语言来说，实现语言的对等互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行的。

米沃什随笔和小说的翻译仍然不足

李以亮，诗人、翻译家

新京报：相较于诗歌，米沃什的回忆录等随笔文章似乎更受读者欢迎，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以亮：首先我不是太确信这个说法是否确定，毕竟没有什么统计学的依据吧？如果真是这样（在中国读者这里），我猜想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汉语对米沃什诗歌作品的翻译一直相当不够，可数的那些翻译一是多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译文精当的也不多，应该是影响其接受、受欢迎程度的因素。另一方面来说，回忆录性质的随笔，在翻译里损失不多，理解起来也更为方便，没有诗歌那么难以理解。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米沃什的随笔、散文以及小说，在汉语里翻译仍然是不足的。

新京报：米沃什在《路边狗》中说，“诗人是成人世界里的孩子”，应如何理解这句话？

李以亮：他说“诗人是成人世界里的孩子”，固然有着“诗人是经验世界里保持天真个性的人”这层意思，但是，我以为最好不要理解成保持一般意义上的“童心”，因为这是对他本意的严重缩减。对于二十世纪的经验，仅仅一点“童心”，显然是远远不能记录、见证、反思它的。以米沃什巨大的才智、深广的阅历以及宏大的视野，尚且自认为不足以表现这段历史的复杂、残酷和丰富，说“诗人是成人世界里的孩子”，我以为更多的，他只是强调了成人世界（经验）和孩子（天真）的二元对立，事实上，米沃什不是仅仅站在经验或者天真一边的，他是经验的诗人，也是狂喜的诗人，在他的诗学词典里，他是既不排除经验、历史、真实、记忆，也不排除天真、想象、雄辩、神话的。

新京报：米沃什多次表示，诗歌是对遗忘的对抗。他也在诗歌中多次进行“故土追忆”，这种“追忆”在你看来，对米沃什意味着什么？表现了他怎样的思想？

李以亮：“故土追忆”不仅是他特有的写作资源，他的情怀所系，他的自传性长篇散文《故土》还有一个副题，就是“对自我限定的寻求”，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形塑他的身份的那些因素，无论个人经历、还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必然是内外界都驱使他需要理清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清理过程中，米沃什表现出这样的努力：既要求得民族性的独立，又反对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广泛流行于波兰境内外的各种民族主义的狭隘倾向，既要维护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性，又要克服本民族性里的某些缺陷

（比如大而无当、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这是波兰性之中缺乏形而上维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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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玮婷，张进

编辑

：安安；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