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不是个好学生”
画家陈丹青并未料想到“英语”会对他构成困扰;自从8年前他从清华大学辞职后,几乎不再谈论“英语考试”话题。不过,作为“炮轰”英语考试制度的第一人,他至今仍对应试教育感到绝望:“十多年了,讲了根本没用嘛,巍然不动。”
“英语”对少年时代的陈丹青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的父亲一辈,不少人精通外语。在广东老家上高中时,他的父亲已经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和英语教学。1947年陈家老父考入上海海关学院,教授清一色是英美人,包括当时还很年轻的费正清。学校课程全部英文,“我父亲的高中英文程度就能考入洋人在上海办的大学”。“上海是殖民地,1949年前,很多佣人都会讲英文,不跟外国人接触的市民也喜欢胡诌英文。为什么?因为很多上海口语夹杂英文,没受过教育的市井之徒也能讲几句英文。”陈丹青以他的老师之一、连环画大师贺友直为例,“他1949年前是个苦孩子,做过学徒、当过国民党兵,1949年后政府培养他画连环画,今年90多岁了,随口讲很多英文短句,就是上海街巷听来的。那时说洋话是风气,是时髦,有种优越感——‘我会讲几句英文’。”
2005年陈丹青批判英语考试制度被公开后,清华大学退休老教授孙复初站在他一边。孙教授与陈父同龄,他也说,1940年的中学生,初中可读英文小说、唱英文歌,高中就用英文写信、写作,“相当数量的学生口语也很好”。孙在建国后主持编写《英汉科学技术词典》出版发行数十年,是很多科技人员必备的工具书之一。“我父亲和孙复初教授的回忆是相同的,他们说,到了大学还要严考英语,民国没这事儿!”陈丹青说,“当年你能进大学,就假定英语的读、写、听,已经过关,今后只是对专业口,深造提高的问题了。”到了陈丹青这代“50后”读小学时,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官方文献记载明确了1964年教育部将“第一外语”从俄语转换英语,但陈丹青完全不知道:“1964年跟苏联整个儿闹翻了,可是1966年‘文革’爆发,所有外语教育都停止了”。
1966年陈丹青小学毕业,此后再没受过正规教育。“文革”初始,小孩们因为学校关闭、不用上课而雀跃。“大家瞎混到1967年,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我们按指定区域,一律免考,就近入学。入学后,语文数学课本一律没有,英语教材只有几页油印本,上了几课就下乡下厂了。”他们学的几句英语,无非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有趣的是,艺术研究生的教学依旧与英语没有交集:“那时学院有个天真的预想:这批研究生可能被公派赴法留学,于是美院请来外语学院法语老师,专为研究生开设小班,学了半年多。其实当年国家太穷,哪会公派,现在我只记得几个单词了。”
陈丹青就读美院的同期,“英语热”在社会上迅速升温。1982年陈丹青出国前,“英语角”是北上广等大都市的公园一景:“天天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英语好的老先生,成天对口语,风雨无阻。不过对我完全没有影响,我已考上研究生,一心只想画画。”两年后,27岁的陈丹青完成《西藏组画》,震动美术界和文艺界。留校任教一年后,他自费去纽约留学。但“英语”仍未成为他的焦虑,只在出国前半年靠当时流行的大众教材《英语900句》,突击学习会话。到纽约后,陈丹青在唐人街一家华人开办的英语学校上过半年课,“上得很不认真”。他说:“我不是个好学生。“
wlpt
“但我在语言上不是特别笨,一两年内就能对付口语,四五年后,大概单独讲演半个钟头也可以,再后来,能和当地艺术家谈些带点专业用语的对话,但单词很少。我的问题是听和写、讲,今天也还可以,大约相当美国初中生水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