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我不是个好学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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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寻梦者，他自认幸运：一到纽约，就有美国画廊老板找他签约。这家叫瓦里芬德利的画廊位于曼哈顿五十七街，陈丹青成为第一个和画廊合作的中国人。

几年后，由于厌倦重复西藏主题，陈丹青不再走画廊路线。他说，英语不佳，从未成为在纽约的困境，因为整个艺术界只看作品，从不计较作者的英语。英语的重要性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必须在美国上学深造，一是必须在美国公司上班谋生。“我是自由职业者，从未遭遇语言问题的障碍。”“到国外，英语不是学习问题，不是考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你要接电话，要购物，要交税，要去各种机构办事，你非得会说英文。在美国呆久了，大部分受过普通教育的人，生活会话都不错。但我不会说这是学习英语的结果，而是切切实实的生存的需要。”

1988年，陈丹青的夫人和女儿来美团聚。之前，他担心孩子如何入学，结果美国入学规矩简单到“只需要一个信封”，证明你是学校附近的常住居民，任何族裔的孩子立马可以上学。语言问题怎么办？“我女儿来时8岁半，读到小学三年级，能写几百字的中文作文。但半年后她就忘了中文，天天看美国电视，和任何美国人交谈，很快就变成美国孩子了。”此后，陈丹青就以女儿的经历劝那些移民美国的家长，他们“半年后根本不用操心孩子的英语水平这事，每个孩子满嘴英语，非常快”。在美国18年，陈丹青目击移民美国的各国孩子越来越多，美国为了这些孩子，包括大量非法移民，不断扩建中小学：“我都不知道美国师资怎么跟得上，在美国，上学是天赋人权，哪家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是犯法的。”

至今，陈丹青坦承“从未融入美国社会”——他说，他连中国社会也未“融入”——他读中文《世界日报》，读中文书，听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我连中文都没学过、没学好，所以从未焦虑自己英文不好。”毕竟，艺术超越语言，他表达自己，并不深受英文的困扰。他认为，一定程度的英语会话足够与人沟通，交友，甚至深谈：“人与人的交流，人表达观点情感，还看你的语言能力，而不一定是外语能力。‘语言天分’和‘外语程度’是两回事，许多精通外语的人，说话木讷笨拙，更说不出有趣的、有深度的话。”

2000年，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导。当年报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5名入围，但因外语不过关全部落榜。为陈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校方特意让五位考生转以“访问学者”名义入学。然而一年后，5名“学者”再次因为英语分不过线离开清华；同年，二十多名投考陈丹青画室硕士生的考生无一人通过英语和政治考试。“我完全疯了！”陈丹青回忆道，“这还不如‘文革’后我上学那会儿啊！”当年年底，他在上海《艺术世界》专栏上以四千多字长文“痛骂”艺术教育的英语考试制度，题为《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这是国内第一篇痛陈英语考试制荒谬而误人的文章，立即被不少大学生复印放大后，贴在校园里。“19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甚至亲自到上海教育局力争，并和教育部交涉，恳请对业务人员的英语考核适度放宽，让他们以后再补，那时也还有通融的余地。”陈丹青说。“我回来后，不可能了，完全不能通融，跟律法一样严厉。所有教员为之困扰20多年，居然没人叫一声，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硬杠杠，休想动。”2002年，青岛女孩吴雯投考陈丹青的研究生，专业第一，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她花整年时间在京租房，日日专攻英语和政治，翌年再考，英语仍差一分，被断然拒绝。2004年，吴雯去伦敦自费留学，毫无悬念考入当地艺术学院研究生，之后两年给陈丹青的电邮全是英文，“远远超过我的英文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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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底，当三位本科生决定报考他的研究生后，他辛辣地写道：“弃置画笔，春夏秋冬专攻外语和政治，预备投考研究生，此乃当今所有文艺壮丁的青春修行。我预祝他们成功，等着他们失败。”就这样，仅仅因为英语考试，陈丹青4年没招到一个研究生。2004年10月，他向校方清华提出辞呈，迅即引发全社会对于英语考试和英语教育的大规模质疑。“我观察他们怎么教英文，发现一切的一切只为考试。我父亲和孙复初教授启发了我：英语教学越规范，越可怕。灵活的、有智慧的、能够带来热情的、曾经非常有效的英语教学，消失很久了，一切让位给考试。被英语考试毁灭的不仅是落榜学生，而是首先毁灭了英语教育本身！这样的制度让你痛恨英语，因为最后，你学来那点可怜的英语，全部还给考试。”尽管任教期间，陈丹青不停地“疯狂叫嚣”，但体制却毫无回应。

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学生的态度，辞职两年后，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请他参加一期辩论“英语四、六级该不该废除”。好几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学坚决支持考试制，称高校应该“培养人民的艺术家”，而非招“民间艺人”，这样“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才能更加崛起”。陈丹青说他当时气得无法开口说话，最后只能委婉地说：“这是社论语言，不是年轻人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