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直是个关系社会 看美国学者怎么看待中国的各种复杂关系的

对于中国人的行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历史学家为说明中国政治弱点而提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旧社会是份分 高低或主从关系而组成的。人们之间，上下关系多于横向关系。儒家的五常关系中只有朋友之间是横向的关系。养育孩子就强调权威。幼子常受溺爱，但对他的管教也比较严。他不是去自立，而是变得依靠别人。相互依存中渐渐有了主从间的上下关系。结果一个青年，当处于依赖地位时，就被训练成一种附庸角色，一旦处于权威地位则摆出权威角色的样子来。到后来一个人如处于权威地位，而不以权威行事，对作附的人不发号施令，勒令听话，他的权威地位就会减弱。

这种类型的关系辗转影响到个人重视私人关系，不但是对上级或下级，即使对身份相同的朋友，都可以同时变为有用的人。当安全或保密依靠这类关系时，个人就不能去单独负责。影响所及，就产生相互对等行为的必要。对一个朋友、上级或下级，送个礼物或做了什么好事，就产生对等的义务，也许不在同时，而是将来要办到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对特定的人都有特别关系，而不是别的人也共同遵守原则的人事圈子。每当一个人在个人关系和抽象原则之间不能兼顾，必须择一而行时，他只得选择个人关系。

上级的典型作风是独断专行。当然这特别指的是旧政权的官场，因为那时官吏身分属于最高阶层。加上知识分子一向把体力劳动看作禁区，这便意味着旧式官吏不应获取技术知识，更不要知道机械手艺，只应安于做通人，一切技术事项都是由下属处理。

在官吏阶层，文字的训练和经书的研读产生了精美的文赎，有时须用工楷誊录，但不讲求实行与否。官场书写和传阅文件，却只期望别人执行他们的计划。计划也许是根据可悲的无知做出的，可是还得传达公布。官僚更关切于他们自己派系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实行中的各种方式程序，而不顾在公众中实施的情况。一个属员典型地不对一个上司加以批评，以免上司的威信受到损害。

由此可见，西方意味的腐化，就铸在中国的实体中。官府享受的特权之一，就是一个官吏应该靠做官发财。这同中国收敛田赋的古老习惯是一致的。所有收税的官员只需完成定额，超过定额部分划归他们的腰包或机关。所以一个官吏只要适当完成了定额，在职务中怎样肥了自己，就没有人追究谴责。此外，官吏的福利靠的是他的上司和他私人关系圈子里的人，他自然没有兴趣考虑他的下属和他的圈子以外人们的福利。

由此可见，在这种政治类型中，忠于原则的派系是例外。派系之存在基于个人关系，而其目的是提高权威人物和派系中依靠他的那些人的权力。派系之争，不属于意识形态，而是非常个人的。

结果之一是在下属和官吏层下面人民群众中产生消极被动状态。权威人物不应、也不能加以侵犯，因此冲突不可能通过互相讨论或妥协来解决，除了村一级的少数体面人物之外。批评会危害权威，所以不可能加以容忍。这样，民族的统一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的多样化会使它受到危害。

解说中国政治，还有一点要继续说说。因为旧中国是多靠伦理、少靠法律治理的，所以伦理方面意见一致是把事情捏在一起的必要的凝固剂。在旧基础上的中国政府的成功，必须有体现在一种正统意识形态中的公众道德观和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的领导地位的尊崇信念。

这个理论关联到近代的地方政府。到1900年左右，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皇帝与大臣（广泛些说，在皇帝与上层士大夫，包括在职与不在职的官吏、省和通都大邑中的高层人士以及大地主家族）之间体现得非常明显。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地方上与农村和产业有渊源的上层士大夫同低级士大夫（在初级科举考试中有功名的，有的是“捐”出来的大商人）之间。低级士大夫利用他们的身份在处理当地事务时是普通百姓的上级，并监管许多公务如修理墙垣、寺庙，管理渡口和江河堰坝，必要时实行救灾、放贩，以及在上层士大夫指示之下进行的类似的管理活动。总之，上层士大夫有较高的官吏身份和权柄，以下层士大夫的保护人和监督人身份活动，下层士大夫则以普通百姓上级的身份处理农村中的公共事务。在理想的构图中，伦理义务和相互负责的连续统一体，从头到底贯串在社会中。

这种旧秩序在近代社会的破裂，开始于“现代化”过程从城市到农村缓慢而又具有破坏性地发展之时。上层士大夫搬到现代化的城市里住的时候，就把田产交给他们的管家替他们收租纳税，他们只在城里遥控。这个趋势就在上层和下层士大夫之间造成一种断裂，渐渐让后者为所欲为，给他们机会腐化和盘剥农民。到了20世纪，特别自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地方绅士变成村里的强人和恶霸，他们凭借权势，勒索敲诈。他们的横征暴敛反转过来使他们与普通百姓越来越疏远。低级士绅本来是维护和承认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依附的，现在变得无法无天，只求自己富裕。加世纪以来税捐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这就导致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和建筑在它上面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新的组织形式必然要出现。

关于中国人的动机和行为还有其他解说。上面这种理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当然它也不能代替所有揭示出来的已知事实。

现在我们的叙说就要按照各方面的演进程序进行下去了。首先，20世纪初的中国，新事物和旧制度之间、人口和贸易的增长同政府与学历制度裹步不前之间的紧张形势变得日趋严重。

其次，由来已久的内优外患的影响导致19世纪末期保守的王朝政府和外国通商口岸的特权势力同时并存的局面。

第三，帝国主义时代在19世纪如年代达到高峰后，改革和革命的运动开始互相竞争和交叉进行。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与价值观念和体制相对缓慢的社会变化两者之间竟争起来。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标志着探索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进程。

第四，这些努力之间，发生着此起彼落的现象。物质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在技艺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现在1911一1913年、1923-1928年和1946-1949年三次革命斗争中。这个斗争在人民共和国(1949-1985年）仍在进行着。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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