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9分《我们与恶的距离》团队再出神作
去年，一部《我们与恶的距离》收获好评无数，它不仅拉开了"台剧新时代"的序幕，更让观众直呼台剧站起来了。
记得当时这部剧的制作人林昱伶说：“虽然没有因为这部剧赚到钱，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电视台赚到钱了，让他们对市场重拾信心。”
而今年兑现了这种“信心”的作品便是又一部来自大慕影艺的《做工的人》，真正的现实主义题材，同一批制作团队，仍旧强悍的佳作信念感和质量把控。
导演（也是编剧）郑芬芬改编了作家林立青的同名畅销书《做工的人》，他们选择了台南市一处正在兴建的29层大楼作为实景进行拍摄，为了不出事故，剧组每天上工前都要烧香，冒着风险力求真实性。
做工的人（2020）
导演: 郑芬芬
主演: 李铭顺 / 柯叔元 / 游安顺 / 苗可丽 / 薛仕凌 / 更多...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首播: 2020-05-10(中国台湾)
集数: 6
单集片长: 60分钟
豆瓣 ：8.9
一个女导演搭配一部“阳刚气”过载的剧本，这样的组合模式其实非常少见，光看剧名的话，其实观众有可能担心这是部“悲情、煽情、滥情”的低分水货，甚至有着消费工人群体的嫌疑。
但《做工的人》是笑中带泪的，它用细腻又荒诞的形式把小人物的生活放大，而且，竟然可以让社畜们完完全全感同身受。
因为从头到尾，它都替我们喊出了内心的声音，那就是“想要发财！想做有钱人！”，用片中阿祈（李铭顺饰演）的话来说，那就是“砰一下就变有钱了”，实属雷劈式发财。
这是李铭顺是第一次演工人，他在现场跟真正的工人相处在一起的，而且故意不维持身材，工人们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比如工地便当，他每次都吃个精光。
但他所饰演的阿祈可算是个可恨又可怜的人，他为了发财，几乎散尽家财。
都干过啥蠢事儿呢？比如看见人家佛像的功德箱赚钱快，就拉工友下水投钱买泰国佛像，结果人家是个印尼人，根本不是泰国人。
向儿子借钱，在家里偷钱，一偷偷一圈……连供奉的鬼神都不放过。
阿祈从弟弟阿钦那儿诈钱，压地契，借高利贷，每天忙着做白日梦，连工地的工作也不做，最后还要阿钦帮他深夜上工。
他就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不会发财的人，但真的执着至死，一毛钱没见赚，就已经开始幻想买飞机了。
后来捡到一只鳄鱼，他又开始动脑筋，而且居然是要把鳄鱼养肥然后做鳄鱼皮包赚大钱，这脑回路，怕不是弱智……
然后为了拿肉喂鳄鱼，把自己家冰箱里的肉全部偷光，而这时她老婆正在一个人伺候他住院的瘫痪老爹呢，回家想给儿子做一顿有肉的菜，结果连肉渣都没找到。
嫁给这样的一个甩手掌柜，如果不是每次都有弟弟阿钦帮衬，这个家估计早就散了。
和阿祈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死党昌叔。
昌叔也需要钱，一样想发财，因为他想让女儿毫无顾虑地读书。
但昌叔肯吃苦，工地的活不够还要接别的活，而且搞这些事情只拿自己的私房钱，绝不会动家里那份钱。
关键是脾气好怕老婆，犯了错就哄老婆开心，总而言之是个还算负责的男人。
但就是昌叔这么靠谱儿的人也陪着阿祈胡闹，他们捡了个浴缸藏在施工大楼里偷偷养这条恶霸。
而且我真是非常喜欢这个镜头，一根绳索牵着鳄鱼，野生动物被简单的规则驯服。
阿祈也说，这只鳄鱼就像他们做工的人，无论身处哪里，总要向外跑，总要抵抗，总是不服。
鳄鱼既是他们的化身，也是他们对财富旺盛欲望的隐喻。
但这种抵抗的确没有方向，最后鳄鱼深夜跳楼摔死了，梦又醒了一次。
可偏巧不巧，阿全挖出了一只古董花瓶，一番端详之后，放在车里做了存钱罐。
这玩意儿被阿祈发现之后就了不得了，毕竟他看见石头都觉得能发财。
恰巧吃饭的时候电视播着鉴宝节目，阿祈一拍大腿，得！哥儿几个这下真的要发财了！
上了节目，这玩意儿被作戏的伪专家鉴定值60万，正当兄弟几个以为要发财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进来，原作者自己揭露，这是他的学生作品。
赝品是要打碎的！一锤子下去，别说古董了，这下阿全连存钱罐都没了。
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唏嘘，当主持人试探着问阿全做吊车司机是不是挖出过很多宝贝的时候，阿全说，他挖出过“死人骨头、蟒蛇、棺材、未爆弹、断手、改造枪支、保险箱……”
没错，这就是真实的地下世界。
青年演员薛仕凌为饰演阿全也付出了很大努力，他说自己做演员的初衷就是要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所以必须珍惜。
比如为了符合角色要求，他开始大吃槟榔，吃到口腔黏膜受损，其中有场大戏，他连吃了六包槟榔，后来被工作人员强行制止了。
他饰演的年轻吊车司机阿全真的是血气方刚，干活有的是力气，做了兄弟就一定会两肋插刀。
他有辆破车，本想慢慢攒钱换一辆好车，不过因为违章和工作失误，赚的钱都被罚掉了。
工人怎么会有好车呢？工人怎么会有时间悠闲地开车呢？工人又哪儿来的钱给一辆破车上保险呢？
所以正如警察所说，像这些“底层人士”，一切真的只能靠神明保佑，因为体制本身不能提供任何保障。
阿全有一个“女神”，他的理想就是攒钱买一个名牌包包追她做女朋友，但是几次大钱都没有赚到，另一个男人送了女神一个名牌包包，女神就和他结婚了。
新来的“女神”对阿全说，那个男人只不过车子的窗子比他大一点，方方面面都比他好一点。
但其实这部剧里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阿祈的弟弟阿钦了。
昌嫂看得透彻，他和哥哥一个天一个地，一个总往好处想，一个总往坏处想，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阿钦这个角色非常像中年版的小北，血性隐忍，骨子里又非常善良。
哥哥败家需要钱，他每次来看父亲就把钱偷偷塞在枕头下面，最后全被他哥拿光。
阿钦不想让他哥哥动自己家里的钱，毕竟妻子要过日子，孩子还要考学。
只要哥哥伸手要钱，他不多过问也拿给他，反正这份钱他哥坑蒙拐骗也是要拿到的，所以还不如坑在他身上。
他有个稳定的性伴侣，是个妓女，他们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相依靠的关系。
她有个女儿叫小玉，小玉的脚受了伤，阿钦买了所有型号的鞋子，就是想让小玉在便利店打工的时候能舒适一点。
但阿钦身上的苦痛气息太厚重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时失败的情感经历。
他23岁和女友相爱，女友妈妈不想让女儿嫁给一个铁工，便提出了高额嫁妆想让他知难而退，但那时做铁工还蛮赚钱，所以阿钦爸爸拿给他200万去提亲，但他还是被拒绝了，女友妈妈立刻带着女儿出国，从此再无踪迹。
为什么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女友为什么会通过消失来避开他？
阿钦开始堕落，他憎恨自己，变得非常自卑，不回家、不工作、进局子，混黑帮、被设局、挨砍刀……他爸爸在外面跪着求他回家。
阿钦人近中年才开始浪子回头，女友回到了这个地方，嫁给了餐厅老板，但因为在情感上的挫败，这件事儿就成了他心里的死结。
他会去前女友丈夫开的餐厅里叫老板娘拿菜单来，然后点最贵的菜出气。
阿钦并不是没有再去相亲，“无法给别人带来幸福”就像强置在他身上的一个诅咒，让他丝毫没有组建家庭的欲望，但他明明又期盼家庭的幸福，就连哥哥家的拌嘴日常也能让阿钦在角落里嘴角翘起。
前女友这时已有孕在身，但她仍然提出让阿钦做自己女儿的干爸。
阿钦没什么文化，字非常丑，但前女友还是希望他为自己的女儿写一封信。
而且是以干爸的身份去写。
前女友为他罗列了一系列成为干爸需要做的事情，阿钦几乎颤抖着写下这些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他很久没有体验过了。
虽然他们再不可能在一起，却仍可以与对方一起规划未来，前女友选择用这种方式保护阿钦。
而片中另一个像极了阿钦的孩子就是哥哥阿祈的儿子小杰，但他浑身洋溢着阳光气息，没有丝毫被生活磨砺的苦涩滋味。
他和舅舅阿钦出现在便利店帮小玉的妈妈送汤食，阿钦谎称自己是小玉的舅舅，此时还和小玉陌生的小杰亲切地叫她表妹。
小杰喜欢上了小玉，便要保护小玉，有同学挖苦她妈妈是妓女，小杰就和他们划清界限。
他会背着小玉跑到她妈妈面前，认真地对她说“阿姨请放心，我会把小玉送回家”，给予了小玉和她妈妈很少享受过的尊重。
虽然阿祈是这部剧里最不值得同情的角色，但他毕竟是个遭受剥削的人，他焦急地想要发财，其实是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机会不多了。
这种机会其实就是“生命的机会、健康的机会”。
阿祈的身体非常不好，但这是身为一个工人的宿命，也是太多“何不食肉糜”之人无法理解的困境。
“你可以注意饮食啊！加强锻炼啊！买营养品滋补一下啊！减轻一下工作压力啊！买保险啊！攒钱啊！”
上面的这些，身为工人是做不到的，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做到的。
工人们的力气、生命和健康就像一个倒置的沙漏，花光就会死，连尸体也会被医院榨干最后一滴油水。
“阿祈，你的钱很好赚啊！”这样的挖苦他不是听不懂。
而在第一集就被钢筋插了大腿的蚬仔，因为没钱治病已经变成了败血症。
没有工钱，没有赔偿，害怕报警还不敢去大医院治疗，私人医疗机构不交钱就不给治病，这时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家庭总是不堪一击。
那些别人眼里看起来没有威胁的事情，在他们那儿都是致命的，只要遭遇了一件，人生就像多米诺骨牌，全部坍塌只需要不到一分钟。
制作人林昱伶也说，她在看这部书之前觉得那个世界好像离她很遥远。
这本书在 2017 年推出时非常轰动，里面的角色也出彩，但改编却是一条漫长的路，因为身为创作者必须要收缩自己的“批判情怀”，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利用被剥削阶级的遭遇进行虚伪的自我感动和自我忏悔。
创作团队并没有要做一个帮工人控诉社会不公的戏，所以才选择了回归人物和情感，他们希望这社会更善良温暖，希望观众看到这群“不完美之人”身上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持这种成功学论调去批判某些毫无选择的“堕落”。
但这是堕落吗？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谁活得都用力，就连做发财的白日梦，都无比用力。
而且哪怕是阿祈也在剧中说他是幸运的一代，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付得起首付还得上贷款，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小杰，这些都不可能了。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竟然和他们如此类似，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不同痛感的剥削，任何比惨和笑话谁活得更卑微的行为，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齐格蒙特·鲍曼曾在书中写道：
“指责穷人们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困境，给他们添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困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最后的一项任务。”
而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里的穷人没有特指“做工的人”，可能说的正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