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篇以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是西晋杜育的荈赋

我国第一篇以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是西晋杜育的荈赋

从上古到魏晋南北朝，饮茶习俗、品茗风气尚未在社会上全面普及，一般人对茶饮的接受程度还不高。尽管汉赋盛极一时，却未见关于茶的作品存世，不可不说是种遗憾。

唐代以前的茶文化尚处于孕育期，但历数唐前的典籍，在汉代己经出现了关于茶事的记载：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东汉华佗的《食经)以及《桐君录》等书。1990年浙江湖州市博物馆在一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中，发掘出一只完整的青瓷贮茶瓮，其肩部铭刻一个醒目的“茶”字，这是民间贮茶器具的出土文物，确凿无疑地表明，汉代饮茶现象己经出现。《神农本草经》曾记载“茶生益州，三月三日采”，指出茶树原产地的益州是最早的茶区之一。

汉代饮茶之风主要集中在古巴蜀一带，“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之。”(《封氏见闻记》)，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官至谏议大夫的王褒所写的《憧约》中，在规定憧仆的任务中就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两条。“烹茶尽具”是说烧茶、泡茶的茶具要准备齐备，并洗涤干净。“武阳买茶”是说要到武阳去买茶叶，供居家饮用。在当时，自给自足的生产占主导地位，但茶叶要赶到集市上去购买，可见汉代巴蜀地区茶叶商品化己达到相当程度。但王褒的《憧约》属于广义上涉及到茶的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写茶的茶赋。

在汉代茶叶作为饮料、食物和药物，人们己经重视到了它的保健价值，如：“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神农食经》);“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桐君录》)都说明茶作为饮料之用有醒目提神的功效。古人发现茶和中草药同样可以治病，司马相如《凡将篇》中将茶与乌嚎、枯梗、贝母、菩草、芒硝等一起被列为中草药之一。“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但，作为饮品的茶的药用价值、祭祀并未分开。以茶作祭祀是茶的文化价值开始形成的萌芽表现。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有“栯一筒”和“栯筒”的竹简文和木牌文的文献。据考证梢是橙的异体字，所谓“栯一筒”和“栯筒”就是“槚一箱”、“槚箱”，这说明西汉时期就有以茶作祭的习俗了。至东汉时茶甚至被夸大为饮之能成仙得道的灵丹妙药。早期文献对茶叶效能的记载和赞誉，进一步推动了饮茶的风尚。到两晋南北朝时，茶作为祭品己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唐以前虽然己经出现了茶事的记载，茶叶商品化也己经出现，但当时饮茶风气并未全面普及，唐前的茶文化底蕴仍在沉淀中发酵。

我国第一篇以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是西晋杜育的《荈赋》。汉代著名辞赋家风起云涌，辞赋创作精彩纷呈，却未见关于茶赋的半篇佳作。

汉代饮茶风气尚未全面普及，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茶的饮用价值，药用价值、祭祀价值，而茶的精神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缺少茶文化的支持，所以茶自然不易进入汉赋文学创作中。此外汉赋未见茶赋还应追究其社会原因。汉代辞赋家如：东方朔、司马相如，他们都是统治者的属臣，必然要看统治者脸色行事，所作之赋多为歌功颂德之作。赋从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代辞赋家更多的关注恢宏的意象，极致描摹渲染，而精行简德的茶自然很难进入其创作意象。

汉代，茶文化虽积蓄着勃勃生命力却仍处孕育的时期，“俭约之茶”在时机上没有赶上汉赋兴盛的东风。“汉赋大盛而茶未盛行”这个特殊阶段也造就了汉赋未见茶赋的奇怪现象。

到魏晋时赋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两种趋势，在内容上取材“草区禽族”的咏物抒情赋增多。形式上，除个别大赋外，赋的篇幅趋于短小，基本摆脱了汉赋堆积名物词藻的不足。西晋杜育的《荈赋》正产生于这个时期。在晋朝“茶”又被称为“茗”或者“奔”，郭璞注《尔雅》有这样的记载“橙，苦茶”云：“今呼早取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杜育的《荈赋》是我国第一篇以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荈赋》第一次写到“弥谷被岗”的植茶规模，第一次写到秋茶的采掇，第一次写到陶瓷的宜茶，第一次写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这四个第一，足以使《荈赋》奠定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