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中学兼课活动简介

作家汪曾祺回忆说，“联大同学在中学兼课的很多”（《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他就曾“在南英中学教一班国文”。

为什么去兼课呢，或者兼课有什么社会影响呢？汪曾祺回忆，“云南人对联大学生很好，我们对云南、对昆明也很有感情。我们为云南做了一些什么事，留下一点什么？ ”他在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列出了三点。其中，“比较明显的、普遍的影响是在教育方面。联大学生在中学兼课的很多，连闻一多先生都在中学教过国文，这对昆明中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关于兼课，何兆武在《上学记》 中也做了记录：“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

何兆武还记录：“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 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这点出了西南联大学生及教师在中学兼课，是一种群体现象。兼课的发生，缓解了学生们的生计压力，也迎合了当地中学对教师的需求。

关于此，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写道：“很多人的家在沦陷区，供给就断了，家里就没有联系了。有些人在昆明教书，开始当家庭教师，他们戏称是“误人子弟”。那些人家的子弟不好教，而且也与联大这些穷学生不对胃口，于是干脆到中学里去教书了。还有一些联大的学生到了县份上，他们一教呢，不可能又跑回来啊，起码要一学期、一学年。这样也就把自己在大学的时间拉长了。那时候，昆明有几个中学就是联大师生创办的，像朱光亚在的天祥中学，王力办的越秀中学。”。

来自豆瓣网友“夏日冰点”

闻一多的学生赵宝煦说：“那个时候的教授，靠工资是吃不饱的。所以很多人就在教中学。大学教授也教中学，我们学生也教中学。”联大学生王希季说：“联大打工那是非常普遍、非常正常，几乎每家商店里面都有联大学生。恐怕所有中学学校的教员，有的全部是联大学生，有的是部分联大学生。”

“大到了昆明之后，由于联大的学生往往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着，不得不到校外工作。昆明的就业范围是有限的。但随着抗日战争这个大形势的振动，各个地方势力也感觉需要人才才能赶上形势。抗战不久，各个地方办教育的形式也大大小小地多了起来。有些地方大力发展教育，办的中学能扩展到一些小的县份。在这种情况下，联大学生为了自己解决求学的需要，相当多的人开始下乡，就成为县城和城镇中学老师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这些人到了地方，开始使云南的教育在教学的深度上大大改进。”改进的一大表现，就是“随后每座县城至少都有一所中学，有条件的还有一所高中，学生就能到昆明来考大学了。联大后期云南籍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地方教育马上就打开一种新的局面了”（《联大学生办教育》，）。

从个人角度来看，到中学兼课，是一种缓解经济紧张状况，支持自己求学与生活的选择。当然，选择还有多种。但当老师们亦兼课中学的时候，能与自己的老师供职于同一所中学，不啻为师生难得机缘。此外，当联大学生开始在当地办起中学的时候，由联大同学担任教师职务，又成为大学仁他们服务与改造社会的一种尝试。

从社会方面来看，联大带给云南社会的，不只是自由的风气和青春的活力，更有实实在在的知识的交流与位育。联大学生在当地社会的广泛兼课，乃至联合同学创办中学，给当地文教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如上所述，联大后期云南籍学生的增加便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