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幼稚教育论文集》三篇文章看陶行知的幼儿教育设想

世界上最早的幼儿园（幼稚园）产生于欧洲。福禄培尔，蒙台梭利，是世界幼儿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的幼儿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等中国现代教育家、学前教育家对学前教育的认知与探索，离不开对于福禄培尔等的借鉴。而更为重要的，学成归国的现代教育家如陶行知等，主要还是依据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探索了具有个人特色、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形态。

陶行知认为，“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但“现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外国病、化钱病、富贵病。倡导的乡村幼稚园，“就是要改革这三种弊病”。“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在具体实施中，“必须用科学方法去试验，必须用科学方法去建设”。（《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

时至今日，中国幼儿园的“三种大病”，仿佛还没有去除。比如，重点城市中由学位紧张所反映出的“富贵病”，幼稚教育理论上的“外国病”，以及更为突出的“花钱病”。或许，进步在于近年来幼稚园的快速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儿童有机会进入幼儿园。但，众所周知的，在国家层面的不同地区、在同一地区的城乡之间、在同一社区的公私幼儿园之间，幼稚教育在中国，尚未达到普及和优质的目标。

陶行知所认为的幼稚教育的“三种大病”（外国病、化钱病、富贵病），或许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教育在思想、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问题。当然，“三种大病”，有其一，必有其二、三。而且，在陶行知那里，“三种大病”不只存在于幼稚教育中，小学教育也同样面临着如此问题。

陶行知认为，“工厂和农村是幼稚园可以发现的新大陆”，“幼稚园的下乡运动和进厂运动必须开始”。但，幼稚园要进行改造，才能真的办到乡村和工厂。首先，需要“整天整年的幼稚园”，这是由工厂及农村的劳动性质规定的。另外，幼稚园教师须“受过严谨的卫生训练”，否则“幼稚园恐怕要变成传染病的中心”。陶行知希望“大家把儿童康健当作幼稚园里面第一重要的事情”，“幼稚园教师应当做康健之神。”（《幼稚园之新大陆》）假如以此为标准，幼儿园教师大概可算半个或多半个医务人员了。而以培养幼儿园教师为目标的师范学校、师范学院、师范大学，便应有专门的医学或护理类专业的设置。

陶行知并没有就幼稚教育论幼稚教育。“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稚教育也应当普及。”幼稚教育之普及，需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改变我们的态度”。“承认幼年生活教育之重要，是普及幼稚园之出发点；承认幼稚园为全社会幼儿的教育场所，是普及正当幼稚园的出发点。第二，”改变幼稚园的办法“。陶行知认为，”我们必须向着省钱的方针谋根本改造，幼稚园才有下乡的希望，才有普及的希望“。第三，“改变训练教师的制度”。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的最大难关是教师的训练”。

陶行知看到了传统社会中徒弟制的优点和流弊，并计划将其运用到小学教育和幼稚教育的普及中。陶行知在教育事业上的得力伙伴张宗麟曾提起，其正试验着的“幼稚园的徒弟制似可推行到小学里去，并且可以解除乡村小学教员的一个大问题——生活寂寞”。这个提议，得到了陶行知的肯定，“普及小学教育及幼稚教育非徒弟制不可。”并且，“教学做合一主义便是沥清过的徒弟制”。陶行知对在普及小学与幼稚教育的徒弟制的设想，陈鹤琴亦极赞同，并“主张拿鼓楼幼稚园来试一试”，”招收徒弟来做推广幼稚师资之试验“。（《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

关于普及优质教育中的师资问题，陶行知提到，“最可有贡献而应最先训练的无过于乡村校长教员之夫人姊妹及年长的女学生”（《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另外，陶行知还创作了一首《夫妻学校歌》或《村魂歌》（其成为晓庄等乡村教育同人结婚典礼上常被唱起的一首歌），鼓励乡村师范中的男女学生们携手创办夫妻学校。不管是徒弟制还是夫妻制，其目标均是为普及教育培养师资，且各自都含有对乡村学校教师生活问题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