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军备竞赛”中的虎爸虎妈
曾经，小孩子并没有那么多学习的压力，父母的要求是晚饭前到家即可，至于和谁一起玩，玩什么，他们不管。一帮小屁孩在一起的时候，成绩好的并不一定就受待见，街上玩耍的孩子有另外一套游戏规则，有时候决定谁是孩子王比拼的是拳头。父亲的教诲也很简单：“别挑衅，对人要公平，但是如果别人打你，你可别怂，打回去！”
以上这段话里描述的场景，中国70后、80后可能会有强烈的共鸣。不过，这里描述的不是中国，而是1970年代的北意大利。《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的作者之一耶鲁大学的齐利博蒂教授就在意大利北部的公立学校系统内接受教育，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在当地执政，特别强调平等和公平的价值观。因为中东石油危机的冲击，当时的意大利实施工资与通胀挂钩的政策，但政府的通胀补贴并不是按照工资多少成比例发放，穷人的通胀补贴相对更高，降低了贫富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无论家境穷还是富，大多数孩子都上公立学校，学校之间的差别也不大。恰恰是这种环境造就了小孩教育散养的状态。齐利博蒂回忆起那段时间总有些怀旧的情感，甚至在街上和孩子打架的经历在事后想来也让他觉得其实是在学习如何面对和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挫折和冲突，这样草根学习的经验对于当代人却成了无从品尝的奢侈品。
1980年代欧美主流政策的改变，尤其是里根与撒切尔所推崇的新保守主义（一般可以最简单地总结为小政府、大市场）加剧了各方面的不平等，也为教育的不平等和虎爸虎妈或者说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parenting）的出现，种下了种子。虎爸虎妈特指那些从小就为孩子的成长做出非常详细的规划，在孩子的培养上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一心想把他们培养进入名校的父母。
问题是，虎爸虎妈所倡导的“军备竞赛”式的教育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虎爸虎妈的产生
为什么在美国和中国虎爸虎妈那么流行？
如果从经济学视角去分析，至少有两个外部环境的维度可以考虑：社会平等程度和社会流动性的程度。新保守主义，推动了很多国家不平等的加剧，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受教育程度不同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在1980年代之后，接受高等教育乃至硕士博士教育所带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的红利越来越高，促使了全球对密集式教育的追捧。
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过去四十年，美国变得日趋不平等，从富人到中产，都在为下一代焦虑，美国当代人第一次有感觉可能他们的孩子日子过得没有父母好。实际上，恰如描绘美国锈带产业工人没落生活的《简斯维尔》一书中所提到的，当代美国人如果没有上过大学，想要像父辈那样靠劳动过上中产的生活已经希望渺茫了。
此外，美国顶尖高等教育的选择机制塑造了虎爸虎妈的行为，并且有可能加剧这种不平等。常春藤大学要求的是高中课程成绩优秀，标准考试（SAT）高分，同时要有着丰富的课外活动（要么是才艺体育，要么是创造性、创业、或者社会公益活动）。这种要求让家长对孩子的包装愈演愈烈，直至引发了今年春天美国包装造假进名校的丑闻。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也把曾经很平均的社会打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和美国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在收入和职业发展上也大幅领先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高考的独木桥，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鸡血文化”，经济学家称之为标杆竞争，考试变成了零和游戏的淘汰赛。问题是，给孩子塞进去的知识，有多少是实用的？有多少是纯粹为了在竞争中超过对手？或者说，为了跨过一次考试而付出的努力，有多少是能帮孩子的未来加分的？有多少是浪费？
但并非所有国家的父母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在一个比较平等，而且社会流动性，也就是竞争性不是那么激烈的国家，比如北欧的瑞典，家长教育孩子就会比较超脱，比较自由，给孩子更多自由生长的空间。有一次齐利博蒂去瑞典朋友家拜访，家里6岁的孩子粗鲁地说：聊天声音小点，妨碍我看电视了。家长尴尬地一笑，建议客人到另一间屋里聊天，别打扰孩子看电视。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瑞典家长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给孩子充分自由成长的环境，让他们能自己去发现，而贫富差距相对平均和竞争并不激烈的环境也保证了教育程度的高下并不会带来太多收入的差距。
芬兰是另一个例子。二战后，芬兰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彻底的经济转型，从一个只有农林业相关产业的贫穷国家转变成了工业、高端加工业和设计都很领先的发达国家。芬兰转型背后一个很大的推手就是加强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而芬兰的经验则是大力培养教师。芬兰给予教师有竞争力的工资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通过教师岗位的激烈竞争培养出好的教师。
从实际效果看，瑞典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的孩子虽然学习轻松，但是非常有团队精神，创造力也很强。
在比较平等，但是社会流动性比较强，也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家，比如瑞士，家长还是会有比较强的动力去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机会。瑞士在孩子12岁时有一次重要的考试，筛选出20%的孩子走研究路线，未来能上大学。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跨入20%的名单，瑞士家长也会费劲脑汁，花钱请私教，甚至休假来帮助孩子过“独木桥”。但因为社会比较平等，父母的焦虑感并没有那么深。
日本则是一个比较例外的例子。一方面，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小，社会流动性也并不是那么大；另一方面，东亚重视教育的传统让日本的高考竞争激烈。在日本，虽然考试压力很重，但父母对孩子更放手，很强调孩子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与虎爸虎妈的过分呵护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独立性的强调让日本的家长更放手让孩子去做事情，期待孩子能够负责任，从很小开始就能够照顾自己、打扫教室、参与劳动，而不是被呵护的状态。日本的例子也凸显，经济学只能部分解释不同国家教育体制的不同。
虎爸虎妈错了吗
虎爸虎妈的出现，是经济和社会改变的产物，也是社会进化的自然产物。恰恰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让一些人先时而动。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平等的社会契约被新保守主义打破，富人认为动用经济资源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未来变得再正常不过。不平等意味着有些人在下一代的教育上能动用比一般人更多的资源，比如投入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很早就为未来设定明确的目标，并按照这一目标做出的周密规划。而社会流动性加剧也让他们更清楚，不投资教育，孩子不仅不可能前进，还可能沉沦。
对虎爸虎妈的评判因此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虎爸虎妈的流行，是否加剧了教育军备竞赛中的零和游戏？第二、虎爸虎妈的教育军备竞赛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圈层化？第三、虎爸虎妈所秉持的教育理念本身，对于孩子适应未来是否有益？
教育的军备竞赛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是优质的学校资源不多，学区房的爆炒，进入好的公立学校和知名的私立学校的竞争，从“幼升小”的阶段就开始了。另一方面，学习的压力日益增大，各种补习班纷至沓来，让孩子能够比学校的进度更快去学习课本的知识，花更多时间练习准备考试。前者是供求关系的变化跟不上教育军备竞赛的要求，后者再次凸显考试的指挥棒作用。两者都指向了教育的负的外部性，即在优良的教育资源仍然有限的情况下，虎爸虎妈军备竞赛的结果必然制造出人为的瓶颈，每个家庭都深陷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和时间，只为了在社会阶梯上向上爬，甚至只是为了确保不沉沦。这当然是极大的浪费。
虎爸虎妈行为的本身也会加剧社会的圈层化，因为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需要投入的资源和时间都是贫穷阶层所越来越难以支付的，只要看一看学区房不断上涨的房价就知道了。未来的危险是阶层的固化会因为教育的不平等而加剧，贫困人家的孩子出头的机会会更少，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会更少。
虎爸虎妈的教育理念，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虎爸虎妈对孩子的过度呵护也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虎爸虎妈的孩子已经很少会有机会在街上和不同阶层的孩子打交道了，他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一样，学习和社会生活都被安排地井井有条。但除了学习和才艺之外，他们可能与外部的世界接触有限，也不容易应对未来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父母对学习选择的包办，也让这些孩子可能没有太多机会对未来做出选择。“不让孩子落后在起跑线上”成了多数人信奉的教条，成了人人都追逐的目标。希望孩子能最快的进步，希望他们更早地发现自己的专业，钻研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领域因为快人一步而比别人都强。问题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孩子的心智还在塑造的阶段，让孩子能够涉猎更广的领域，而不是过早专注于某个领域，有助于他们在成年之后找到明确的发展方向。比别人快一点，有时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怎么做才能停止消耗战的军备竞赛呢？还是得从供给方入手，对教育加大投入，创建出更多好的教育机构，让教育资源的分布更平均。比如，在中国，优秀的大学仍然是稀缺资源。欧洲在这一点就做的不错，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大学教学水平都很平均，而且学费也并不贵，甚至一些国家大学免学费，让许多学生在高中阶段不用花费多少时间在“军备竞赛”上。
北欧的瑞典和芬兰与美国的教育体制就有着显著的区别。孩子需要积累很多课外活动的履历才能进入好学校，这种美国大学的择校标准，在北欧人看来就很难理解，当然这也与两国有着平均分布的丰厚高等教育资源有关。
恰恰因为入学的竞争并不激烈，北欧虽然也有选拔孩子的考试，却能更贴近现实。比如芬兰也有类似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的会考，但更专注于考察学生的成熟度和处理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比如最近的一次会考考察的题目就涵盖很多现实问题：如果失业了该怎么办？如何看待别人节食的举动？如何分析体育运动中的种族问题？谈一谈年轻人的性观念，等等。
当然，如果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恰恰是中美在教育孩子上的竞争愈演愈烈，而且都基本围绕同一个范式，他们越成功，就意味着如果大环境做出巨大的改变，比如未来职场、未来工作需求发生巨大变化时，已经精益求精的培养机制就可能面临重新洗牌。
或许新技术给教育和职场带来的巨大变化，才能真正让虎爸虎妈转变，让“因材施教”从理想变为现实。
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
未来的学习，有两点因素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终身学习成为必须；二则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会极大地改变学习的方式，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两点因素都特别强调需要为教育更新一套操作系统。
原因很简单，现有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很适应工业社会，目的是为工厂提供合格的标准化工人，为工人配备足够的知识储备，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集体的概念，培养听指挥守纪律的行为守则。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型，必然需要对工业时代建成的一系列体制进行改革，教育也不例外。
后工业时代，对适应重复劳动的工人的需求会骤减，而对探索未来未知领域的人才需求会激增。教育因此需要从适应工业时代批量规模化生产的模式，转型到专注于个性发展，发掘个体的不同，创建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环境。
推动这一转变的第一抓手是老师角色的巨大转换。
首先，教师需要不再把学习视为一种信息的输入，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培养创造性、协作性和应对挑战的活动。《爱、金钱、孩子》把教育系统大致分成两种组织模式：纵向组织的与横向组织。纵向组织像传统的一对多的教学模式，老师授课，学生记录；在横向组织的教育系统中，老师的角色则更像是小组讨论的组织者，甚至教室的编排也会因此发生变化，把横平竖直一排一排的桌椅排列成环形。
未来学生的挑战，已经不再是知识的积累，在既有知识领域，机器的存储能力无以伦比。教育赋予人最重要的能力应该是在复杂未知环境中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创造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显然，横向组织的教育形式更能激发创造性和协作力。
教师角色的第二大改变，是应该为知识提供背景，尽可能使课程内容与学生的世界建立起相关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套用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的观察，教师需要做的，也是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从单向地教授知识，变成创造环境让学生能更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增强参与感。
例如，在语文教学中，有创造性的老师会让孩子用当下熟悉的社交媒体工具去还原名著里的场景。在讲解莎士比亚名著的时候，一些美国老师就会鼓励学生重新创造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些剧目，让主角用推特（Twitter）互通讯息。这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的兴趣点，给他们提供“新瓶装旧酒”的机会。想像一下语文老师鼓励学生把《茶馆》中人物的对白变成微信对话或者朋友圈发文，一定既好玩，又有趣。
在技术颠覆的时代，教师的角色非但不会被取代，反而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人与人的亲和力，老师作为学生的领路人，无从替代。整个社会因此需要去思考，未来要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如何给予教师更多的尊重与更多的激励。
技术同样将在这一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线学习的兴起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个性化算法都让“定制化”学习变成可能，也让新时代的教育创新者探索更多可能。
第一种可能性是按照每个人学习的进度制定教学计划，甚至打破原有按年龄的分班制，让进度相同的学生在一起上课。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利用算法梳理出基础课程中所有的知识点，帮助学生按照适合自己的路径掌握知识点，查缺补漏。
不过，个性化学习在现阶段的推广仍然有一个问题亟待厘清。个性化学习到底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掌握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所有知识点，从而更有效率地“刷题”，让他们能更好去应对无法改变的“一考定终身”？还是真正在整个教育体系内引入个性化学习，利用技术帮助每个学生更好去体验学习的过程，发掘他的好奇心，找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点？让每个人都有个性化发展的机会？
如果是前者，那么个性化学习将会成为军备竞赛中的一种全新武器。如果是后者，则需要对整个教育体系做全面的调整，涉及的不仅是班级的组成，还包括学生能力的评价，以及如何帮助更多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入场券。
学生的考核体制是下一个需要作出巨大调整的领域。《平均的终结》一书中就提出，工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泰勒主义，即用标准化的流程和标准化的测试来衡量结果。向个性化学习转型，首先就需要打破平均，打破希望用平均来衡量差异巨大的每个人。
对于中国而言，教育作为一个体制的转型，也需要顺应中国经济大转型的需求。
中国经济正面临从追赶型的经济体向引领创新的经济体的改变。追赶型的经济体，因为有前人成功的例子，胜出的关键，或者说能在很短时间内实施赶超的关键，是纪律、效率和勤奋。引领创新的经济体则不同，恰恰因为不再有前人成功的案例，环境无法为任何选择给出明确的反馈，新一代人需要有探索精神，需要对失败有所包容，并学会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也需要有能力应对复杂环境，解决复杂问题。这些都需要下一代人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性，以及在此之上的创造性。
技术加速推动变革的未来，会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的复杂议题，虎爸虎妈模式所制造出来的孩子，恰恰因为对达成既定目标的不断优化，反而有同质性和缺乏多元的短板。就好像四十年前“散养”的教育环境无法重来，虎爸虎妈的方式日臻完善之时，应该是下一轮改变的开始。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