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为孩子们点亮心中的灯
于漪，女，1929年2月出生，江苏镇江人，中共党员，1978年成为首批语文特级教师。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漪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基础教育改革的优秀教师代表。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于漪同志是28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之一。
我教了六十多年的书，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很感激又很惭愧。我想，与其说我做一辈子教师，不如说我一辈子在学做教师。我终生上下求索，就是想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的嘱托。1996年，我给贵州山区一位中学语文教研员写信说：我当了一辈子教师，教了一辈子语文，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我深深体会到“永不满足”是必须遵循的信条。
记得，2008年教师节，我参加一个师生恳谈会。当会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女孩子站起来说，于老师，我没有别的问题，您能抱一抱我吗？当时在场的100多个人都惊呆了。我就走到她面前。女孩说，您是我妈妈的老师。我问她，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当她告诉我妈妈名字的时候，我却一点都记不起来。平时，凡是我教过的学生，他们的名字一般我都会记得。女孩说，其实您只是来我妈妈班级代过一次课的老师，我妈妈说您这个课上得很精彩，我妈妈记住了您。
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到由衷的快乐和幸福。这个细节深深地教育了我，因为我一直在想把学生教好，却没有想到教师的意义和价值不止停留在这一代，它是长效的，可以影响到第二代。后来，那个女孩在妈妈的鼓励下，也当上了教师。
初登讲台
1951年夏，我22岁，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当时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师。工农速成班的学生主要是革命干部、战士、劳动能手，年龄大部分都比我大。学校安排我教文化班。学生的文化程度是平行班中最低的，教学得从识字开始。上第一节课时，我心里没底，腿不由自主地弹起了“琵琶”。许多年后，当年的学生说起我故作严肃的表情和脑后两只幼稚的小辫子，还是忍俊不禁。
1958年初。我调往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中国历史。不久，校领导让我改教语文。我不是学中文专业出身，隔行如隔山。我捧起语文书，难题迎面而来。我汉语拼音没学过，得从b、p、m、f补起，汉语语法也得从零开始。我用双倍乃至数倍的时间学习，在两三年内把中文系的主要课程捋了一遍，增添了自己教学的底气。为了备好一堂课，我常常要化十个、二十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这个习惯以后一直保持了下来。
于漪老师参加教学研讨从来都是全情投入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浦江纵横 》
我刚开始当教师时，也有过“不知天高地厚”的经历。我给学生讲解“曲高和寡”这个成语，我对学生说，“下里巴人”是通俗的，而“阳春白雪”是高雅的。这样讲全凭记忆，并不准确。后来查资料才知道，高雅的还有“引商刻羽，杂以流徵”，我的治学太不严谨了。又有一次，我给学生批改作文，对面坐着一位语文老教师。他看着我写睡着了的“着”字，羊字头下面一个目，我把羊字头断下来了。那位老教师指出了我的错误，对我说，你要知道，你写错了字，可能这个孩子一辈子就跟着写错了，你在黑板上写一个错字，就会影响一大片啊。
这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年的“治学不精”，让我刻骨铭心，谨记在心。我告诫自己，基础教育是不能有半点差错的，因为它是伴随人终生的。于是，除了自学，我拜高手为师，广泛阅读，比较借鉴，不断摸索总结，既要弥补文化积淀不足的遗憾，又要不断吸取时代赋予的新鲜养料。
语文是基础学科，牵涉到各种各样的学科知识。尽管我付了很大心血，有时还是会被学生“将军”。一次，我教初三的《木兰诗》，要求学生熟读成诵。有个学生“扑哧”一笑，不以为然。我问她原因。这个学生说，“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军队里的人都是傻瓜啊。于是，班里就炸开了锅，有的学生讲这都是文人编造的。有的学生说，古代女子是裹小脚的，行军打仗的时候会露出破绽。还有的学生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古代女子是从什么时候裹小脚的。这可把我问住了。我说，我挂黑板了，回答不出来，因为从未研究过裹小脚的起源。我说，我去查阅资料。大约查了一个月，终于在清代学者赵翼的《陔余丛考》里找到答案，回答了学生的问题。学生是可爱的，他们的世界成人无法代替。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问你什么问题，经常情况是下课我走不出课堂。学生求知欲望旺盛，我对所教学科必须投入挚爱深情。
教文育人
其实，我自己在教学实践中也在不断反思。我一度曾认为语文只是一种交际工具。但随着时代发展，我开始思考语文的文化内涵，以及在语文教学中综合培养学生语言能力、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问题。教文与育人必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只有把“文”、“道”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进行教学，缘文释道，因道解文，才能使学生在弄懂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受到启发和感染。
在教文中育人，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不简单。在我看来，教学和学生的实际，正如“矢”和“的”一般，不看准靶子，只管射箭，就是无的放矢。出于这样的认识，我和学生交朋友，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思想、性格、兴趣、爱好、学习心理、学习习惯等，研究学生在语文学习发展上的变化。有同事曾开玩笑说我管得多，比班主任还班主任。我觉得，做班主任要家庭访问，个别谈心，当任课老师也一样，同样要全面关心学生，和学生、家长做朋友，从思想到生活到学习，无所不谈。
这里，我给大家讲个“四个口吃学生”的故事。在我教过的一届学生中，有四个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差。乍一看，好像都有口吃的毛病。但是，我观察发现，四个人的“病因”各不相同。第一个学生似乎是舌头短了一点，口齿不清。我与学生家长联系，经手术治疗，这位学生的口吃毛病得到了纠正。第二个是独子，家里娇惯，尽管已经长得很大了，家长还常用幼儿的语言与他交流，孩子耳濡目染成习惯，说话停顿多，语言不规范。我请家长在家里说话注意语句完整，同时在学校我一句一句与这位学生对话。第三个是小时候学别人口吃，自己也逐渐口吃起来，上课时一站起来说话就紧张。对他，我注意安慰鼓励他，逐步消除他的紧张心理。第四个是思维比较迟钝，造成说话急急巴巴。我就注意训练她思维的灵敏性，课内课外不断练习，指导她想清楚了再说。后来，这四位学生都纠正了“口吃”的毛病，取得了好成绩。
学生的事就是于漪老师自己的事，于漪老师与学生在一起
用心备课
要上好课，一定要用心备课。备课要心中有书，目中有人。这个“人”，就是学生。课不能只教在课堂上，只教在课堂上就会随声波的消逝而销声匿迹；课要教到学生心里，萌芽、开花，成为他们良好素质的基因。我想，当崇高的使命感和对教材深刻理解紧密相碰，在学生心中弹奏的时刻，教学艺术的明灯，就在课堂里高高升起。
听说，现在有些学生不爱上语文课，我非常心疼。我想，一个孩子一定要热爱自己的母语。而这个热爱的感情，当然不是天生形成的，而是要我们老师、家长、社会，逐步培养的。但是，现在有些学生厌学语文。为什么呢？他们经常有一种想法，就是上课和不上课差不多，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对这个学科的学习态度，或者说内驱的动力，是决定学习质量高低的。作为教师，首先要千方百计使学生产生兴趣，使他感到学有所得，学有趣味。所以，上课要寓教于情，声情并茂，教出趣味，活而有致。如果我们心中有学生，就会想出很多办法。
我从70年代开始，就注意怎么样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比如说实物的直观演示。为了教《核舟记》，我专门到城隍庙买了一个用橄榄核雕刻的核舟，当然是比较粗糙的。学生一看，啊，这就是核舟，印象就很深。我教《记一辆纺车》，市区的孩子，对纺车什么样子，实在不知道，没有见过。我就请班里一位画画比较好的学生，照着《周总理纺线线》中一幅油画上的纺车画下来。我上课的时候就把画贴出来，学生看得很仔细，对纺车就有印象了。再比如，在教《卖油翁》时，我准备了一枚铜钱，当讲到卖油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时，我出示了这枚铜钱。学生边听边看，既领会了“沥”字之妙，又惊喜老翁的绝技。所以，直观演示，你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学生就知道了。
有一次，我去看京剧《三岔口》。舞台上，演员没唱，就凭着动作和眼神的变化，就使观众相信，这是一场摸黑的打斗。我当时就想，如果在教学中运用声、色、形体，调动电影、戏剧、美术等手段，学生一定会兴趣盎然。我常常反思，我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里的。我研究课堂教学结构，提出课堂教学要立体化、多功能。语文应该是表情达意的，是开启文化的钥匙。所以，每次上课，我力求打破平铺直叙的套路，不重复，有新意，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带给学生深刻的课堂体验。我想，教出自己的个性，才是学生收获最大的时候。
有人说，于老师的课没办法学，没有模式。我怎么会有模式呢？我的教学原则是，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教材的实际出发，整个教学过程要有启发性，让学生始终感到非常新奇，最后达到学生能够学会。所以，文章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教学也就有各种各样的教法，要不拘一格教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事业，而语文有着更广阔的创造空间。一篇好的文章，它确实有很多耐人咀嚼的地方。你要激发学生兴趣，要有新鲜感，学生就会感到趣味无穷，有一种求知的欲望和满足。
教学之余，我努力总结探索教学实践的得失，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我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教学研究文章和专著，主编了《现代教师学概论》《现代教师自我发展丛书》等，留下了“学做教师”的探索印迹。
我觉得，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头挑着学生的今天，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1978年，我提出“教文育人”的思想；1996年，我又倡导“弘扬人文”的主张。这些，在语文教学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些影响。我想，教育不只是授业解惑，更是人格力量的传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乱班”之治
“文革”中，我也受到冲击，被打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吹鼓手”，蒙受了屈辱和不白之冤，但是我相信党，我不忘初心。刚刚“复课闹革命”时，学校把一个乱班交给了我。算下来，我已经是这个班的第九个班主任了，其余的老师不是被气走，就是主动辞职不干了。
走进班级，迎接我的第一眼就是黑板上抹着的大便。学生们也都逃得差不多了，教室里只有四个女生，她们扭在一起打架，互相扯着辫子不放。我从来没有看到女孩子打架，好不容易才把她们拉开。从没带过乱班的我，开始挨家挨户访问，磨破了嘴皮，总算把学生请回到教室。课上了两个月，调皮爱打架的学生终于不再以窗代门，规规矩矩地从教室门进出了。这样的班级总算带下来了，而且带到乡下半年学农，又到工厂半年学工，一个学生都没有逃学。
七五届带班也如此。记得有位姓蒋的学生，是当年有名的“皮大王”，打架、逃课、欺负小同学……哪件事都少不了他，家里几乎天天都有人找上门告状。他父亲发下狠心，赶他出门。我知道了这件事，对他父亲说：你不能这样做，赶出去没人教育，就可能真正变坏。他父亲说，我不要，送给你好了。我说，你是父亲。我是老师，都有责任把他带好。我把那位学生带到了家里。尊重他的兴趣爱好，尊重他的人格。他跟着我上学放学，跟着我们同吃同住。真情相待，那位学生感动了，转变了。我给他父亲写信，请他父亲原谅孩子。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孩子的本质并不坏，只是衣服沾了点灰，掸一掸就好了。这话对那位学生触动也很大，进步也更加明显了。后来，那位学生找了对象，我知道了，亲自去看了看女孩子才放心。现在，每年春节，那位学生都要来给我拜年。
于漪在市人代会上（右二）
对调皮的孩子切不可嫌麻烦，更不可放弃。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引导得好都是人才。为什么调皮捣蛋？一是精力旺盛身体好，二是思维活跃点子多。品德坏和调皮捣蛋根本就是两回事。我们教育要顺应学生的认知规律，身体成长的规律。分数是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它是衡量不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走近孩子，你会发现，他们会给你很多新的感受。
七七届，我担任了杨浦中学的年级组长。这一届学生里，有不少“皮大王”，全校奔窜、捣蛋、打架，闹课是家常便饭，弄得其他年级学生不得安宁。有个学生上体育课，竟然把男体育教师的鼻梁骨也打断了。那时的教师办公室就像派出所，每天都要处理各个班级以及班级之间发生的大小纠纷。除了上课，我一张嘴从早说到晚，教育学生。年级组老师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学生有显著进步。后来，年级组被评为市先进集体，两个进度快的班级学生，在首届恢复高考时，百分之一百考取大学。
两把“尺子”
活到老，学到老。我的心中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只有看到自己的不足，自身才能有驱动力。在六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开了将近2000节公开课，50堂公开课被录像传播。这是对我的鼓励。我每一次上完课，都有一个“教后”小结。教后写两个方面：一个是写学生的闪光点，第二个是记自己的不足。我想到法国的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我在想，正因为每天、每次看到自己的缺陷不足，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每个创伤都标志着你生命前进的每一步。
记得有一次听报告，会后出来，我就和学生讲，今天的报告很好。一个调皮的孩子说，好什么呀？他给我看他的笔记本，里面一个字都没有记，记着一个个“正”字，好像选举计票一样。他说，今天作报告的人，讲了150多个“这个”，我都给他记下来了。这个孩子的做法，你真是想不到。
我反思这件事，我讲话有没有语病。我想也有，脑子转不过来时就来一个“但是”、来一个“喏”。我想，既然我教语文，那么你自己本身在语言方面就要做榜样。我下了苦功，定了目标，就是努力做到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我把上课的话写下来，自己修改，把可有可无的字词都去掉，然后口语化背出来。我住的地方乘公共汽车要走20分钟路，于是，每天早晨去车站的路上，我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今天课怎么上，怎么导入，怎么展开，怎么发展，怎么掀起高潮，怎么收尾，这个收尾一定要余音缭绕，因为你下次还要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啊。这就是调皮学生带给我的收获。
我爱学生
做教师，就要爱学生。我初为人师时，也曾对两类学生不由自主地喜爱。一类是反应灵敏，非常聪明的，我说上句，他下句已能回答，教起来很省力；另一类是长得可爱，像洋娃娃一样的。自从经历过带乱班的日子，我逐渐领悟到每一个学生都有可爱之处，对他们要满腔热情满腔爱。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教师的价值也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我想，学生毕竟是不成熟的青少年，如果他们都懂事了，都有很强的自控能力，那还要我们教师做什么呢？
有一次，有位学生发高烧。她对我讲，于老师，我真的吃不下饭，我想吃个面包。那时三年自然灾害，而粮票定量又很少。为了满足这个学生的愿望，宁可自己少吃一顿，给她买了面包。这个学生后来到北京工作了，几十年没有碰到过。有一次，她同班同学到北京去，说我病得很重。这个学生听了哭了，专门从北京到上海来看我，跟我讲这件事，我真的感动得不得了，我完全忘了。她说，于老师你自己不吃饭，拿粮票给我买面包，我一辈子记得。其实我当时并未说，可能去购买面包的同学对她说了。
有一年，我带学生去乡下学农。一天半夜，有位同学突然发高烧，40度。当时我们在南汇新场镇的龙桥大队，没有医生，连自行车都借不到。半夜，我和另外一位学生背着她走十几里路，到镇上医院看病。冬天寒风凛冽，我棉毛衫都湿透了，当时我动手术不久，腿脚发软，眼冒金星，总算也挺过来了。我想，人是有韧劲的，当你爱孩子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巨大能量，你是可以超越自己的。
育无止境
前些年，我按照组织安排，逐渐离开讲台，把工作重心转向培养年轻教师。我参与主持名师培养基地、德育实训基地、郊区“种子教师”培训基地的工作。参与上海“十二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到课堂听课。有时去远郊听课，一听就是一天，上午3节，下午不光听课，还要组织评议，指导改进。年纪大了，尽管觉得很累，但很有意义。
因为教育的希望在青年教师，一个好教师可以恩泽很多学生。三尺讲台，系着学生的期盼。我苦于年纪大了，离开讲台时，几乎觉得自己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一半。因此，我非常愿意帮助年轻人在课堂里“摸爬滚打”。我想，青年教师既要仰望星空唱“神曲”，也要立足大地唱“人歌”。我曾经有个梦想，就是把当时带教的年轻教师都培养成教学骨干、特级教师，现在基本实现了。
在基地授课的过程中，我注意引导学员之间彼此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了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我提出了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我还赶到江苏、浙江等地讲学。通过远程教育网，为云南、新疆等地教师讲授教育理念、教学体会。看到我带教的年轻教师站在讲台上更好地育人，我很欣慰，也很骄傲。
闲暇时，我常常和找上门来的年轻教师一起，探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难题。有些教师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感动了，课也越来越难上。我理解年轻人的感受，我教书的那个年代，学生单纯，老师说什么就听什么。现在的学生，身处转型社会，遭遇各种社会价值观冲击，平时接触的信息量又那么大，自然不好教，做老师确实不太容易。
2018年12月19日下午，改革先锋于漪、包起帆从北京获奖归来
现在，有些中学生都把周杰伦奉为偶像，而有的教师却嗤之以鼻，师生间彼此不理解、不信任。了解到这种情况，我就请儿子帮忙，买来周杰伦的歌曲磁带，反复听。说实话，我并不觉得又说又唱有什么好听，感觉不如《青藏高原》之类的歌曲。我主动找学生聊天，寻求答案。几个女生善意地嘲讽了我的“品味”，并告诉我，你喜欢的那些歌太“露”了。我并不生气，仍然笑意盈盈。他们看我这个老太太不板着脸乱训人，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就是喜欢周杰伦，因为别人学他都学不像！”
一句“学不像”，让我理解了渴望独树一帜的孩子们。现在住房条件改善了，孩子们放学回到家，门一关就和外界隔离开来。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忧愁、孤独、苦闷，甚至喜悦都需要个性化的途径来抒发。又唱又说的方式，不正是一种另类的倾诉吗？我劝慰有的教师，周杰伦的一些歌曲风格独特，象《青花瓷》等歌词，从古典名章中寻找灵感，借鉴了传统文化元素，让学生乐意亲近，有一定的文化含量，自我陶醉式的演唱，也适合独生子女的自我倾诉，学生听听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些教师想通了，师生关系更加融洽，课堂教学时也有了共同语言。
于漪老师在听课
听课中，我发现有的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不时冒出“OK”、“哇塞”的话，以为时髦潇洒。我在评课时提出不能这么做，因为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根，特别是语文教师，一定要守住文化的阵地。又有一次，有位数学教师使用PPT（电子演示稿）讲授几何，翻页速度太快，学生跟不上，只好用手机拍照，课后再慢慢消化。我说，不能这么做。因为，几何重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失去了过程，结果还有什么意义呢？
听说在我带教的青年教师中，有位老师一直还保存着当年的一份教案。那是1983年元旦过后，那位老师正准备上全区的公开课，就把教案拿来让我提意见。不巧，我发高烧住进了医院。我躺在病床上，一面打吊针，一面看教案，作了详尽的修改，还把我自己的意见写了字条，让儿子送去，那位老师很激动。他刻苦钻研，努力工作，后来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
2010年，我赴北京参加庆祝第26个教师节表彰会，出发前半个小时还在审定教材。作为上海“二期课改”语文教材审定专家组组长的我，每天仍然要花大量时间在语文教材的审定上。我想，我的执著与追求，应该一如往昔。我真希望年轻教师能够志存高远，刻苦学习，在实践中磨练，担当起培育学生成长、成人、成才的重任，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作贡献。
面对诱惑
我觉得，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我本人是个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就不可能对“人间烟火”不为所动。退休前，有许多次上调或从政的机会，我都主动放弃了。放弃的理由很简单：留在学校，是我心中所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个学校邀请我兼任校长，希望我能帮助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他们开出的条件很优越，要给我一套大房子,配一辆车。当时我虽然已经是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可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一家三代挤在先生单位分的建筑面积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十分局促。为了给晚辈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过，这一步我没有迈出去，而且我对此也不感到遗憾。第二师范是“文革”重灾区，“文革”后期派系斗争仍然很厉害，学校的风气也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我想，一个人心无二用，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一定要全力以赴，把学校带好。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学校风清气正，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全国师范教育先进单位。
在校长的岗位上，的确责任重大，退休了，总该可以歇口气了吧？1992年，我退休了。很快，一个知名民办教育集团的同志找到我，诚邀我担任校长，待遇特别优厚，年薪60万。面对这个巨大诱惑，似乎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退休工资加种种补贴，每月2000多元，和60万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我还是保持了奉献教育的初心，没有迈出步子。当时，市里急需我参与培养年轻教师，而我的长处好像也在于此。很自然，我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又是将近20年。
回想60多年来的从教生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工作竭尽全力是本分，个人无论是天分、学识、才能，都是极其有限的。离开了大家，我将一事无成。
有人问过我，你是否想过转行？我说，年轻时，我没有想过转行，就连“文革”中挨打挨批，也从未动摇我做教师的信念。我看过一部电视片，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两句话：“这是组织交代的任务”、“我是共产党员”。我想，教师是传承人类文明、在学生心中撒播知识种子和做人良师的人。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我把自己当成学生的良师益友，愿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员和引路人。我选择教师，虽九死而不悔。
原标题：《于漪：为孩子们点亮心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