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史与曲体及创作三方面 如何区分本色文词二派的曲辞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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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史的角度区分本色、文词二派。他以明成化年间邵灿的《香囊记》为界，把曲史划分为分别以本色派和文词派为主导的两个阶段，把包括《西厢记》在内的元杂剧“元剧”和以《琵琶记》《拜月亭记》为代表的旧南戏都归入“本色一家”，把邵灿《香囊记》以降“以儒门手脚为之”“工修词”“涉藻绘”的新传奇归入“文词家一体”。

《香囊记》的人物绘图

从曲体的角度肯定本色派存在的合理性。戏曲是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这一根本特征决定了其曲辞必须具有通俗易懂、入耳消融的特点，若像诗文那样堆砌典故、罗列辞藻就会给观众的理解和欣赏造成人为的障碍，不合乎戏曲的文体要求所谓“夫曲以摹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正是就曲体的这一根本特征而言，既指出本色派的合理性，也指出文词派的弊端。

戏曲的舞台表演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肯定文词派存在的合理性。明中期以降，传奇戏曲的创作主体较之旧南戏发生了显著变化，旧南戏是以文化水平较低的书会才人、优伶艺人等为创作主体传奇则以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为创作主体，与此相应，传奇的接受者亦以文化水平较高的士绅阶层为主。这一变化决定了新传奇必然具有文人雅化的特征，所谓“然文人学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遂不能废，犹古文六朝之于秦、汉也”，即是指此而言。

南戏的舞台呈现

在辨析本色、文词二派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雅俗兼济的曲辞审美理想。此一弊即是彼一利，此一得便是彼一失，所谓“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雕镂”，“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即是指出本色、文词二派各自的利弊得失。那么理想的曲辞形态是什么呢？王骥德只说“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结合他对汤显祖“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的评价。

王骥德的书籍

可知“浅深、浓淡、雅俗之间”实即其理想的曲辞形态。其实在《论家数》中也表达了这层意思，只是没有直说，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价来说明的。他以《拜月亭记》为“纯用本色”的例证，以《玉玦记》为“纯用文调”的例证，二者都不符合他的曲辞审美理想。《琵琶记》则本色、文词“兼而用之”，所以是“正体”。显然，这个“正体”既非“纯用本色”亦非“纯用文调”，而是折中“本色”“文调”，以雅俗兼济为旨归的第三种曲辞审美理想。

《琵琶记》的书籍

在讨论戏曲创作的具体问题时，王骥德亦反复阐发这一折中雅俗的理念，如《曲律·论剧戏》谓“大雅与当行参间”，《论过曲》谓“大曲宜施文藻”，“小曲宜用本色”，《杂论下》评汤显祖《南柯》《邯郸》二记谓“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可见其心目中理想的曲辞形态，既非本色派的质朴通俗，亦非文词派的绮丽藻缋，而是在雅与俗、文词与本色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折中形态。

汤显祖的绘图

他对王实甫、汤显祖剧作的赞赏，都是以此为衡量标准的结果。朱朝鼎为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题跋云：“夫传奇，称最善者，要在浓淡得体，而实不由妆抹成。”这与王骥德的曲辞审美理想正相契合。钟本一友与王骥德提出“浅深、浓淡、雅俗之间”的曲辞观的理论背景相近，吕天成的“当行”与“本色”两收的曲辞观也和他对元曲的推崇、品鉴及反思不无关系。《曲品》品评的重点虽然是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新传奇”，但对旧传奇及元杂剧亦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参考资料

·《曲品》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

·《曲律·论剧戏》